第一节 古代秘书的职业道德

人们的苦痛与快乐在一种人类普遍道德下显现，这是一般的公民道德观。鲁迅曾言：“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道德以善与恩、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公正与偏私等行为为衡量标准，通过教育和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如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公民道德就包含了七条内容。爱因斯坦曾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道德是人类全部价值的基础。”

构成人类文明基础的道德，主要由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道德三部分所组成，其中职业道德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层面。正因如此，中央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特别强调我国当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职业道德具有层次性，底层是对某一种职业从业人员均无条件遵循，是从事秘书工作的必备条件，这是秘书职业道德观，它构成合格与不合格的条件。上层则是把这种道德上升到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纲领，它上升为优秀与不优秀的先决前提。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岗位的职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秘书作为辅助人员协助领导进行组织管理，并为该部门领导提供综合服务，其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秘书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所谓秘书的职业道德是指秘书人员在其职业范围内所需要遵守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秘书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职业责任、职业情感、角色定位以及应遵守的职业纪律和职业操守。当今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办公硬件条件越来越完备，但对秘书职业道德这一软件的要求，却一点也没有降低，甚至比以往提出更加全面、具体的要求。秘书是秘书道德实践的主体，秘书职业道德简称“秘德”，它是秘书运用自身专业进行近身综合服务、或被授予公共权力去管理组织事务时应具有的道德素养和道德准则。秘书比社会上一般职业更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秘书职业人员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所处阶层具有的道德风范所决定的。

从道德发展来看，秘书职业道德具有历史承续性。我们今天秘书职业道德建设，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秘书职业道德的优秀传统。古代秘书职业道德是从古代秘书儒家思想大树中衍生出来的枝杈，换言之，它来源于儒学的“崇德”“不二”“中和”“有为”“谏诤”等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之中。

一、秉笔直书，辅君死谏

中国古代的秘书，按其职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言秘书，另一类是记事秘书。早在西周时，就自然形成了左史、右史制度。《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汉书·艺文志》曰：“左史之记言，右史之记事。”黄以周在《礼书通故》中认为，左史就是内史，掌记言；右史就是太史，掌记事。秘书史官在记录历史时，他们不以天子的意志而左右，严格按照上古传沿下来的“秉笔直书”的职业守则来执行记录，具有一定的书写独立性。对后人而言，有了这一职业守则，使得我们今天能有大量而接近史实的文典。为守护这一职业准则，不少秘书遭到撤职、查办，乃至殒身，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难怪章学诚得出“六经皆史”的结论。他认为：“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倡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是也… …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法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之一的“六经”，是由秘书史官们所创造的，可见秘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从史料记载来看，秉持“秉笔直书”守则的首位者为西周秘书史官太史佚，又称“史逸”“伊佚”“伊逸”等，曾为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君主服务。汪中《墨子序》曾说：“周太史伊佚实为文王所访，可商营洛，祝荚迁鼎，有劳于王室。成王听朝，与周、召、太公同为四辅，数有论谏，身没而言立。”史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为人旷达。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曾说，史佚在文王时就创制了“虎书”，在武王时又创造了“禽书”和“鱼书”。史佚忠于职守，工作认真。据说周成王早年曾与幼弟叔虞玩耍于王宫院内，随手捡起一片桐树叶赐给虞并说：“我以此封你。”史佚就把此言行记录在册，并事后督促成王践言——封赐幼弟。成王惊诧说：“这是我与弟弟闹着玩的呀！”史佚正色劝谏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成王没有办法，只好假戏真做，封叔虞为唐侯。史佚是遵守“君举必书”“信守诺言”传统职业道德的首位楷模。

又如秘书官董狐，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董狐，又称“史狐”。公元前607年，晋灵公企图杀死总是与他作对的执政者赵盾。赵盾被迫出走，未及晋国国境，他的族弟赵穿就把晋灵公杀了。赵盾闻讯立即返回国都，迎立成公继位，自己继续执政。时任太史董狐在记录这一事件时，书写道：“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古代的“杀”字为遵礼而杀，“弑”字则为背礼而杀，显然董狐在这里选择“弑”字，用义深刻，春秋大义。写完之后，将这一记录向朝廷官僚们宣示，以正视听。赵盾当然不服，反复辩解自己并未杀晋灵公。董狐说：“你身为正卿，避难逃亡未出国境，返朝后又不捕杀乱臣，反而默认既成事实，杀君的罪名当然该由你来承担。说此事不是你主谋，有谁能够相信呢？! ”同时阐释了史官的职责：“是就是，非就非，这才是称职的太史。我的头可断，但这个简册万万不能改！”赵盾听了叹息道：“唉！太史的权力重过了我这个相国呀！现在我的恶名不免要传于后世，真是悔之不及。”由此，秘书史官体现出“秉笔直书”的优良书写传统。

再如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杀齐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景公。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他删改，太史坚持不改。崔杼大怒，遂杀太史。太史二弟、三弟闻讯，继承兄长遗志，继续直书，又连遭杀害。太史的四弟仍然坚持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们的凛然正气，只得让太史记下自己的恶行。四弟严正警告：“根据历史事实而如实地记载简册，这是做太史人的天职。如果不守天职而活着，（太史）远不如死去好！即使我不如实记载，天下还是有人要如实记载。你弑君的事已经成为无法洗刷的历史事实，即使按照你的意思淹没了记载，也未必能掩盖你的罪行… …”崔杼听后只好罢休，叹口气就把简册还给了太史四弟。与此同时，正在外面的史官南史氏听说国内太史因据实录而被杀，毅然手执竹简赶回都城，继承太史遗志，走到半路获知太史兄弟已拼死记录在册，才返身而去。齐太史兄弟们和南史氏为了维护“秉笔直书”的真实，不畏强暴，前仆后继，令后人尊崇不已。古代“君举必书”“秉笔直书”等书写的精神原则，即所谓的“书法”，强调了秘书人员记录帝王言行、国家大事时必须遵循书写真实的原则，它使史官撰拟文书和记录大事时始终保持事件的原貌，体现出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春秋之际诸侯割据，史官的地位日趋下降，职能被削弱，但作为秘书队伍中的一分子——史官们，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各诸侯国的秘书史官，都能在风云突变的时代潮流中固守秘书传统，忠于职守。在中国秘书史上，敢于冒死以赴，坚持直笔的秘书官代代有之，“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等。为何在秘书领域里会出现这种直笔载史、视死如归的现象？

首先，历代的秘书们出于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一种类似于对宗教膜拜的虔诚。如前已叙，秘书起源于拜神草之原始宗教。他们为了保存、记录真实史料尽职尽力，视之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是一种如同信徒对其教旨的神圣般虔诚。这种精神和信念，使他们在淫威前内心自然升腾起一种不惧权威、宁可杀头也要按事实撰写历史的强大精神动力。《左传》载：“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这个南史明明知道太史兄弟们因直笔而尽死，为何不惧砍头，还要执简以往？他就是出于这种神圣的责任感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在秦汉以前相当明显，魏晋以后逐渐消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其次，直笔也是统治阶级“鉴往知来”的可靠保证和工具载体。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也要求秘书们应直笔修书。如唐太宗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浏览高祖节录的材料时，就说：“所记玄武门之变，‘语多微文’”“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有些皇帝还对直笔载书者加官晋爵，这对秘书功能起到了强化与催化作用。

第三，一些秘书官也认识到必须直笔，才能垂训鉴戒。孔子称赞董狐之“书法不隐”，在于董氏之书写真实可靠，对历史负责。北魏高允曾经和崔浩一起撰修《国书》，当崔浩因直笔犯讳，被魏主拓跋焘处死之后，高允经太子营救，从死神中逃出。然而他仍忠实于直笔精神，对太子说：“夫史籍，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诚，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后来他又续《国书》时，依然秉承了崔浩的直笔精神，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感慨长叹！

第四，直笔后来慢慢地衍化成秘书史官的书写原则和文化传统，这也成为历代秘书史官们“仗气直书、不避危难”的精神支柱。郭璞所言的“忝荷史任，敢忘直笔”，就反映了直笔的这种继承性。而孔子对于直笔举止的褒扬和指向儒家人文精神的内蕴以及“圣主明君”的提倡，使这种精神和传统经久不绝，光大弘扬。

直笔和曲笔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和传统。所谓直笔，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还其本来面目；所谓“曲笔”，就是从主观需要出发，“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从道德观来看，直笔是秘书史官的一种职业和学术道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它体现了数千年来人们就知道的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公共准则——直道。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透过现象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直笔往往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联系，曲笔则与统治阶级的局部利益、某一集团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相联系。统治者尤其是“天下之君”的皇帝，因所处的地位不同、站立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关系不等，故有时与秘书史官发生曲道与直道的矛盾。前者希望“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而后者却要奉守直笔之传统，于是有时会发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前者往往惩罚后者。自古以来只有“直笔被诛”，未听说“曲笔获罪”，这也造成了历代以来多少秘书史官的奇古冤案。

直笔历来是秘书史官们遵循的职业道德与精神支柱，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励后辈秘书史官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它被誉为秘书文化核心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世代秉承之、宣导之、发扬之！如隋唐时期，朝廷会议记录制度较为健全。每当皇帝召集大臣议事，都有“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而记录的内容必须真实，后人不得更改。记录日积月累，按季转交于史官，被编撰成册，一般人员不得阅读，连皇帝也不易查阅。唐文宗李昂在位时，统治集团骄奢淫逸，为此文宗特地召集宰相们讨论过此事。起居郎郑朗在场记录，宰相们的谈话中涉及不少集团内部丑闻，郑朗本着求实原则，都一一记录在案。事后，文宗担忧这些丑闻日后见诸史书，会受到后人耻笑，想查看一下记录原本，郑朗据理拒绝道：“微臣所记录之事，要编入史书，按照制度规定，陛下是不能索取翻看的。”文宗只得作罢。有一次文宗想看《起居注》，命人去取，负责记录文宗日常生活的起居舍人魏暮拒绝说：“记录陛下言行是为了监督告诫，陛下有善行，臣不会不记；陛下有错事，即使臣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文宗不甘心，再命人传话说：“朕以前曾经取阅过。”魏暮据理答复道：“那是因为史官废坏制度，渎职行事，这样做是陷陛下于非法，会导致善恶不辨；同时也使《起居注》失去了记录的真实性，后人不会相信它。”文宗自知理亏，只得作罢。

由于有了秘书文化的“直笔”精神，它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真实史料，也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正是历代秘书史官的直书实录，这才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基本可信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2．直笔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反对歪曲和伪造，因此其思想基础是唯物的；

3．直笔反映出的道德观，也为历代所讴歌、所秉承，成为中华优秀道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4．直笔也反过来显衬、突显那些年代曲笔的种种劣迹：无耻的文人、可恶的皇帝、颠倒的事实、弥天的谎言、阿谀的奉承等。直笔对促进秘书文化的纯洁、社会历史进步起到了垂鉴作用；

5．直笔对统治者，以及最高当权者，也是一种心理震慑和历史评析。即使禁书、焚书也无济于事；即使坑人、砍人，也无人不晓。书网恢恢，疏而不漏；直笔耿耿，传而不绝。

除了“秉笔直书”外，古代秘书们还遵循“辅君死谏”这一职业道德。集中表现出两种状态：其一为婉言相谏，其二为直言死谏。所谓“婉言相谏”，就是秘书根据现实状况，采取针对性、有效性的原则进行谏诤，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产生谏诤的实际效果。如宋代的田锡（940—1004），一生担任左拾遗、知制诰、右谏议大夫等秘书官职。他敬仰魏徵，一生以谏议为己任，屡次上疏直言时政得失，先后上疏52件，规劝皇帝，为时人所敬重。临终前，他亲自焚毁上疏的全部底稿，说：“直谏是我的职责，岂可将谏书副本藏于家中，传于后代，以标榜自己敢于直言呢？”他死后，宋真宗十分惋惜，对大臣感慨地说：“田锡是一位正直的诤谏秘书，每当朝廷稍有过失，我们还在思索，而他的谏书已经送来了。”

再如刘秀称帝前担任行营中主簿的陈副，刘秀征河北时要依法处死一名亲信侍卫，为之怒气冲天，满面阴冷。这时陈副勇敢地站出来，认为刘秀不妥，需要谏诤。秘书陈副虽然觉得当场谏诤或许会给刘秀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但认为此事事关大局，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上前劝谏道：“凡是贤明的君主都力求军纪严明，上下划一。现在祭遵公正执法，不因违法者是主上的亲兵而徇私原避，这是正确的。”听罢，刘秀醒悟过来，不仅立即收回成命，还把陈副从祭遵升任为刺奸将军。陈副之所以在上司发怒的情形下，仍能从容进谏，最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能坚持秘书必须以国家社稷为重的谏诤原则。

但君主有时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意孤行时，为了国家大局，秘书们往往只能采取直言死谏的办法。如唐太宗在位时，中牟县县丞皇甫上奏抨击朝政，说太宗不应修建洛阳院，也不该加重盘剥地租，还说民间百姓梳起高高的发髻，是受了宫廷中的影响。太宗阅后大怒，要治以诽谤之罪。魏徵进言道：“自古上谏多言辞激烈，如言辞平缓，不会引起君王注意。激烈不等于诽谤，望陛下冷静明察。”太宗冷静下来后说：“还是激烈些好。”

然而直言进谏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秘书，而且也有赖于主官的态度与胸怀，二者不可或缺。“如果秘书人员看风使舵，只顾自己得失，不管国家安危，那就不可能有直言（冒死以谏）的勇气。如果领导者刚愎自用，只顾自己的面子，不愿听取不同意见，也有秘书人员或许会因自身难保而不得不放弃直言的职责。例如由于君主专制的作用，秦代的博士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游士的‘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的独立人格，与皇帝的附庸关系加强，‘备员不用’，所言不合皇帝心意即遭受冷眼，甚至镇压（如秦始皇的坑儒），故博士们往往商议对策，30多个博士一致劝二世迅速出兵镇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见状，忙改口说：‘诸生言非也。'‘二世喜，乃厚赐，拜为博士。'如此，博士们的咨询参谋作用哪能得到发挥呢？”

二、佐治辅君、法辅德实

从“崇德”“有为”的秘书思想出发，古代秘书们形成了三种秘书职业道德观：其一，义务先于权利。中国古代的秘书职业道德没有公众利益的体现，并不把民权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而是在皇权下，维护君主的利益，将国家的、民众的利益都转换成皇权的利益，在道德要求上，以一种超乎个人的、时代的成贤义务作为标准。如南朝江淹做过宋代始安王刘子真和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任职过朝廷的御史中丞、尚书左丞、中书郎等秘书高级职位。他不但恪守清正廉洁的准则，还具有不屈权贵、追求正义、直言敢谏的秉性。面对混乱政局，他对刘景素敢于直言谏议，并且作诗进行讽谏。面对刘休造反的行径，江淹又奋笔疾书，直言呵斥其背叛朝廷。他在担任御史中丞一职时，敢于弹劾中书令谢月出、司徒左长史王绩等权贵。齐明帝就曾当面称赞江淹是从宋代以来难得一见的严明御史中丞。相比于强调权利优先的近代西方文明价值观，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在人与人关系中主张义务为先，强调以对方为重。佐治辅君就形成了幕后秘书们的职业特征，默默无闻，没有鲜花与掌声，为他人作嫁衣，台下忙煞，台上无位；同时秘书还需及时为上司补充、修改、参谋、书写、发文、办事、上传、下达等事宜。

其二，道德重于法律。相对而言，道德管辖的区域要比法律宽泛得多，很多法律解决不了的事，道德却可以管辖。道德的主体是人，人的道德素质和自律是道德发挥作用的主体基础。秘书遵循传统美德，不仅能提升自身素养，更能成为一种价值信仰，并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每一位秘书均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将道德情操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构成因素，用至诚的道德力量去认真地做好秘书工作。中国秘书遵守的道德中，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家国不分，关系网密布，重视人伦及亲和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规则、条分守则等就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消解。“三纲五常”是儒家道德的基础，“它所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网，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个小结。在这个关系网中，没有个人独立价值和地位，每个人只是当作一个从属物而存在。”从家庭的父子关系上升到国家的君臣关系，其结果是把每个秘书均看成治理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且成为皇帝手中的一个得力的治理工具。儒家向来强调个人主体意识，同时还强调个人修养和道德追求，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在“三纲五常”中，这种主体意识常常荡然无存，显示主体的无奈与道德成就的虚无。其先是遵从、顺从和盲从，然后就无法获得个人主体的自由性。就是在宋明理学心学中，古代秘书们也无法突破这一观念上的藩篱。

其三，“以理制欲”。理就是道理的理，欲就是欲望的欲。在道德修养中，儒家贯彻“无欲”方针，认为人欲是破坏道德的罪魁祸首，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他号召要像他弟子颜回学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提倡寡欲、少欲，甚至无欲。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张载曰：“徇物而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乎？”程颐提出：“灭私欲，则知礼明矣。”“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荀子》提出“以道治欲”，认为每个人的欲望必须在理性和道德的控制之下。

北魏时中书侍郎高允与崔浩秘书监一起共事，撰写《国记》，然而崔浩的部下吹嘘崔浩的才能与胆略，并把国史刊于石上，立在郊区祭坛东面。路人看后无不愤懑，认为篡改历史，泄露宫事，“以为暴扬国恶”。结果皇帝大怒，把崔浩抓了起来，同时波及高允。太子知高允清正耿直，亲自带他面见皇上，想减轻高允的罪行。说：“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免其死！”当皇帝亲自问高允：“国书皆为浩所为乎？”然而出乎太子意料的是，高允回答皇上时居然说：“至于著述，臣多于浩。”皇帝大怒，太子也开始惧怕起来。皇帝问高允：“你认为太子评价你的话可信吗？”高允回答说：“微臣确实达到了灭族的罪行。太子因微臣经常给他讲课，所以同情哀叹微臣的处境，想让微臣被赦免死罪。事实上太子也没有问微臣，微臣也没有对此回答过，微臣断断不可乱说。”皇帝对太子说：“正直啊！这是一般的人很难做到的，而高允却能做到。临死都不改事实，确实可信。作为臣而言，不欺君这就是忠贞。为此朕将免以其罪并树立一个榜样。”而后皇帝命令高允撰写诛杀崔浩五族的诏书，可高允认为（无辜者）罪不至死。皇帝又大怒，命令侍卫把高允绑起来，这时太子又为高允说情。皇帝的怒气才稍稍缓解，也理解了高允的深义，叹息道：“如果没有高允的话，恐怕几千人的头要无辜落地了。”某日，太子对高允说：“本宫常常为你开脱罪状，而你常常不依本宫说的话行事，弄得皇上大怒，本宫每每想到这，都令本宫惧怕心惊。”可高允却回答道：“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听后深为感叹。过了几年后，皇帝被一些奸臣所怂恿，决定建造太华殿，大兴土木。这时高允就向皇上谏诤，最后皇帝采纳谏议。高允每次遇到“朝廷事有不便”时，挺身切谏，甚至有时从朝到晚一直直陈相言，使得皇帝常常为此激怒愤懑，也使得皇帝每每反省自责。后来皇帝常常对群臣说：“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当年与高允一起被任用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升官发财，而高允27年来一直没有升官，仍然还是一名郎官。为此皇帝对群臣说：“你们虽在朕的身旁，事实上是摆虚架子的，没有一人谏诤。在朕周围侍候朕，其目的是封官许爵，以至没有功劳而当上王公。高允作为一名太史用笔佐治国家几十年，功绩显赫，但职位却仅仅是郎官，你们看到这，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于是皇帝颁发命令，任命高允为中书令。当时北魏的百官们很少有俸禄，高允就常常与打柴人一起，自给自足。司徒陆丽把这事告诉了皇帝，并且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恩宠，当上了中书令，可是他家仍然很贫困，妻子与儿女们生活上都难以自给。”皇帝听后立即说：“你为何不早一点告诉朕。现在朕任用高允，可你却告诉朕他家很贫困！”当天皇帝就到他家察看，发现仅有几间草屋，厨房里也只有盐与野菜而已。面对此况，皇帝不由得感叹，于是赐高允五百匹布、粮食千斛，同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不肯接受，皇帝态度坚决，最后高允只得受赐。皇帝非常重用高允，见到他时不叫名字而常常尊称他为“令公”。

三、敬业忠诚、重义保密

从“忠君”“不二”的秘书思想出发，古代秘书们形成了三种秘书职业道德观：其一，忠君重义。“忠者，用心一也。”儒家强调“忠”，而“忠”的本意是敬，即尽心。所以“忠贞”与“不二”联系在一起，俗言“忠贞不二”。《左传》载，随国大夫季梁强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季梁认为，社会管理者对百姓要忠诚。《礼记》载，孔子赞扬虞帝治天下，无私，不厚待其子民，爱护百姓如同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对民众有出自天性的爱心，有忠厚而利民的教诲，使民众富庶而有礼。可见“忠”指对待别人尽己之心，特别是居职任事者应尽心竭力为百姓谋利益。孔子讲“君仁臣忠”“君惠臣忠”，表明他主张的“忠”是与“仁”和“惠”等密切联系的双向要求，而不是“君为臣纲”的单向要求。忠贞品质，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要求。封建社会用“忠”的纲领，来规范臣对君所应有的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倡导的“忠”，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而是待人忠诚、忠贞不二、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以及忠于国家和人民。我们倡导秘书的忠诚度，涉及每个秘书对自己的配偶、家庭、事业、岗位及单位的态度。倘若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单位的机密，那就是不忠。传统忠德虽然有忠于君王之臣德的糟粕，但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尽心竭力、利人利公的为人做事的态度。忠具体到岗位就是敬于职事，“执事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敬业而不懈于职，勤奋而谨慎地处理公事。相比于近代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视个人自由，中华文明价值观则的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于社群甚至对于自然的责任。秘书人员的忠诚品质就是时刻牢记自己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必须全心全意为领导进行综合辅助服务，立业应以至诚为本，是秘书恪守本分之所在。

忠与孝存在一种亲密关联，人们常说“爱于亲者忠于国”“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孝”的本意为尊重父母，它是人从身边最近处做起的善行，因此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孝是最基本的爱心，儒家的仁爱不限于爱亲，而是以这种天伦之乐作为生命之爱的最初体验，以此为养育人性之起点，进而推己及人，爱他人、爱天下，即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义之士能把爱亲的体验推之于爱民爱国。一般情况下，忠与孝是顺向的联系。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忠孝面临冲突，难以两全，忠诚义士就服从大义，为国尽忠。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通的民众进行控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结果朝廷的专制与宗族专制联成一气，儒学的教义变成政权的帮凶。当然，历代秘书们虽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政道的实施，离不开贤君圣相的个人德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限制性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三个问题。

其二，重义轻利。古代的秘书们重视义气，所谓“义”本意是宜，指适宜、恰当。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的。”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合宜、得当的行为，包含有恪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国家尽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内容。义是对是非善恶正确果断的裁决，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责任感、义务感的外化过程。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行动，是高尚的道德行为。唐朝宰相卢怀慎，一生历任多处高位，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中不仅没有积蓄和值钱的财物，连一块像样的窗帘都没有，甚至身边的妻子和儿女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并且从不接受他人赠予的财物，清贫清苦。在他去世两年后，有次玄宗皇帝去郊外打猎时路过他那破旧的茅屋，得知是宰相之家时，大为感叹，立即停止了打猎活动，当场赠送了他家细软绢帛。质言之，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生命的需要是一种物质需要，很重要，但是精神的需要更重要，所以要舍生取义。涉及生死的问题，从孔子到孟子都表达了人格的尊严、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比仅仅保存生命还重要。

由于秘书工作的职业特点，历代都对秘书提出了一条苛刻的要求：严守秘密，严守保密纪律。秘书要做到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对上司在讨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意见和尚未做出决定的问题，不外传、不泄密；对机要文件不私自带出办公室或擅自抄写、复印与摘录；提高保密警惕、执行保密法规、严守秘密内容，模范执行保密法规和制度，养成良好的秘书职业保密素养。

四、中庸遵礼、宽容忍让

相比于对待冲突以抗暴为主的西方近代文明价值观，中华文明对待冲突，则侧重协调和解，主张“和而不同、融合化解”的方针。从这秘书思想出发，古代秘书们形成了两种秘书职业道德观。其一，折中调和。古代秘书们做人讲究中正周全，平和方正；讲究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做事不走极端、不轻易断案；既要通盘考虑，立足现实，又具有继后和超前意识。其二，尽心尽力。古代秘书官员大多对秘书工作认真负责，能严格遵守秘书工作制度。如唐高祖李渊时的内史令萧瑀，敢于驳正高祖批示的诏令，甚至把高祖的诏令扣押下来，后来高祖知道后大怒。然而他借隋朝灭亡的教训，谏诤道，每当他看到高祖批示与以前下发的诏令不同甚至抵牾时，他就擅自扣押下来，其目的是保证政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高祖听后怒气大消，并嘉奖他尽心尽职的职业精神。

秘书的中和思想还体现在“不能恃才傲主”，历史上不少政府秘书因此而惨遭杀戮，而服务东家的师爷，则被东家无情解聘。譬如三国的杨修，好学能文，才思敏捷，为曹操的高级秘书。但杨氏口无遮拦，喜炫耀自己的才能，常揭曹操的政治内幕，导致曹操从反感厌恶到不留后患而除之。恃才傲主是秘书工作的大忌，因为上司决定论是秘书工作的原则。在工作中，秘书始终是处于辅助与被动地位，秘书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能越权越位，是台下工作、幕后岗位，切忌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这是血的教训。何况杨修还是曹操死敌袁绍的外甥，曹操因慕其才而用之，杨氏更应深谙此复杂关系。然而他故意在曹操前逞才、恃才、慢君，曹操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杨修成为刀下鬼。再如祢衡，年少才高，不到20岁就被朝廷重用，孔融的举荐书《荐祢衡表》中称他为：

“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文艺，开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 …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 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凝释结，临敌有余。”

然而他看不起曹操，托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秘书与上司是被领导与领导、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秘书需忠于职守，精心服务，不能掺杂个人私心杂念，也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和得失而背离上司工作的需求。秘书要真诚地与上司相处，表里一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不搞阳奉阴违，因为秘书如果不忠于、不配合上司工作是不道德的行为。曹操在大宴宾客时，让祢衡击鼓，没想到祢衡故意当廷脱衣、不修边幅去击鼓，失去礼仪与礼节，让主人难堪。于是曹操就产生了舍弃祢衡的念头，把他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又与刘表不合，刘表又送给江夏太守黄祖。在一次宴会上，祢衡又顶嘴谩骂黄祖，后被黄祖警卫武夫腰斩，时年才26岁。所以杨修、祢衡等人为后代秘书们树立了一个真实而惊心的反面典型。

还有历史上有些秘书喜欢揭别的秘书之阴私，打小报告甚至捏造罪名，虽得逞一时，然其终被历史所唾弃。如明代的黄淮，明成祖时任中书令，与解缙常立御榻之侧，以备顾问应对。后黄淮常常借机打解缙的小报告，说解缙言语放荡、言行不轨等。果然解氏被贬，黄氏取代解氏而迁为右春坊大学士。

秘书职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对秘书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准可进行层次上的甄别：如果从传统秘书文化道德角度来探究，秘书的道德可以划分为宗教性秘书职业道德和职业性秘书道德两大类。如直笔书法、君举必书、冒死以谏等都带有宗教性秘书职业道德范畴；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尽力尽心尽言”等就成为职业性道德。作为职业性道德，对每一位秘书来说都是必须遵守的，它构成合格的标准；但作为宗教性道德，则对秘书提出了更高要求，它是构成优秀的主要标准。其中职业性道德是基本的道德层次，是合格的秘书所应具备的；宗教性职业道德体现的是道德的更高层次，是优秀秘书需要具备的。我们从秘书的道德层次出发，通过道德修养里面蕴涵的文化精神，就能判定这个秘书合格或优秀的层次等级问题。

五、勤奋好学、谨严慎独

古代不少秘书出身低微，靠自己的勤奋而出人头地。譬如汉朝的路温舒，自小牧羊，无钱供书，于是他就“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后谋得狱小吏职位。此时，他又刻苦自学法律与司法文书，后成为县狱吏。郡守发现了他的才华后，升他为郡府决曹吏。后上《尚德缓刑书》，他深得皇帝的赞许，当上广阳私府长。还有儿宽，出身寒门，谋得牛羊倌。有一次他回府送牛羊报表，正好碰上廷尉府的秘书们面对退回来的奏章一筹莫展、不知何答的情状，儿宽于是上前一一点出错处。此时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秘书们都惊呆了，就请儿宽代为重新起草公文，儿宽也不客气，一挥而就，令人叹服。而后秘书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召见后认为他是“奇才”，升为椽吏。汉武帝看了儿宽写的奏章，叹为“非俗吏所能及”。张汤升任御史大夫后，继续让儿宽当椽史，随后举荐他当侍御史。不久，汉武帝任儿宽为中大夫，后迁至左内史、御史大夫。路温舒、儿宽等靠的是个人的勤奋与刻苦，才取得出色的秘书成就。

事实上从事秘书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隋书·经籍志》中强调，选拔任用秘书，“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人士，… …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要求综合知识，知书达礼。柳宗元的《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是对被邠宁节度使杨时聘用为掌书记的友人赴任前的临别赠言。他说：

则曳裙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筋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罇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柄烈于汉史，真可慕矣。

柳氏认为，作为“俾职文翰”的掌书记，要熟悉历史的变化与得失；要像汉代张良那样善于为府主出谋划策；要能将众人商定的战略撰拟成有表现力的奏章，上呈皇帝，供皇帝决策；要善于宣读、解释皇帝颁发的诏书；要在庆功宴上赋诗；要能写出各种文书公示；甚至，在叛乱的将士被平定之后，还要“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秘书要具有多种文化素养与才华。

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古代秘书基本上个个是写作高手。他们大多具有才气，落笔成文，文采四溢，而不仅仅伏案守时。如汉代秘书枚乘，有赋九篇，今存《七发》等三篇。后人沿用此体，其文体被称作“七体”，足见对后世大赋创作的影响。再如三国的秘书陈琳，为文洒脱，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大为曹操称赞，后为曹操的高级秘书。曹丕分别在《又与吴质书》和《典论·论文》中对陈琳的文笔倍加赞扬：“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阮瑀文采也出色，他受命作《为曹公作书与韩遂》，于大军待发之时在马背上一挥而就。曹操阅审时，竟无法增损一字，足见他文字功底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曹丕曰：“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秘书的谨慎，既体现在谨言慎行，确保言行无误；又表现在言必有据有理，行必可行有效。秘书应注意没有确凿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事不做，细致、周密、严谨、严格；办事做到不能在小节上坏己，也不能从小节上坏事；未经领导同意，不能随意表态与许诺；未经领导授权，更不能代替领导发命令下指示；每个环节、每道程序、每个词语、每项任务，都要细心过目，查核清楚，谨慎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