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学是学问而非宗教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义”的含义在孔子的言论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通观《论语》及其他儒家文献，“仁者，人也”的说法最为基本，就是要公正而尊重地对待他人。至于“礼”，孔子把它看成是维系社会和谐、上下之间的保障物，“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而为“仁政”，就是要求君主“制民之产”。儒家学说大多涉及人生理想方面，孔子不谈超越形而上问题，重点论述道德人伦。儒家认为世界统一在“道”中，生生之道。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即人是天地创生的，含有天地之德。而这种德性需要培养（修身养性），才能充分发展，最终成贤成圣。

北大教授张千帆认为：“儒学之所以一直作为官方正统而依托国家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学是以‘学’的姿态出现，自己不在民间普及并立足。儒家既不像墨家那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也不像道家那样在各个地方设道观。作为一种学术，它一直只是学者的产物，缺乏民间的传播渠道。只有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依附国家强力推行，儒家才能将自己的信念传播到民间。”独尊儒学，不仅表明儒学成为官方正统学问、思想意识，而且成为国家的管理工具；这种管理的实效性使得它本身难脱依附性、阶级性之干系。儒学、儒家、儒教、国教造成了与国家主义的直接密切的关联，历史上有过尝试将儒学改为儒教。明末左派阳明学泰州学派，改变了朱子学的王官学传统，转到民间讲学。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按基督教模式设计孔教，还赋予其若干现代内容与仪式，试图把儒教抬升为国教，但最终失败。而作为辅助政府官员的秘书，自然而然采取“与官同步”方针，也相应把儒学的要求作为自身职业的最高道德指南。

儒家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强调道德以及力量，把人群分为君子与小人，其中以视为“义”还是视为“利”做甄别。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官吏学，与黎民百姓毫无关联。虽经几千年的国家道德论的强化，但在民间一直没有提高道德的高度，“仁、义、礼、智、信”等悬挂在国家的官方文书中。中国统治阶级均喜儒学，皇帝上任伊始的任务就是要祭孔尊孔。而作为国家机器的成员——秘书自然就需要把儒学作为自己奉行的高标，把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作为人生与职业的信条。

秘书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而外王”，然而“圣”与“王”具有一定的差别：圣人强调是内心修炼，属道德伦理层面上修炼；而“王”则为现实政治军事上的作为，故“王”高于“圣”，天子高于圣人。董仲舒认为：“古之造文者，三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秘书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就可以达到圣人的高度，而无法到达王者之地步。“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终也。”儒家强调人治，反对法制。人治既靠道德修养，又靠贤人治理与自身实践；同时还要靠明君的认同。《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世界上有三种类似于宗教的现象：其一是以信仰为最高追求的心灵宗教，如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其二是王学宗教，如商朝时期的国家祭祀宗教等；最后是倡导伦理道德之学的宗教，儒教。事实上，儒教不是宗教，它仅仅是一种文教，用文化教化、道德宣扬与践行的伦理道德学说。具体而言，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儒学并非采用信仰与启示的方式，而是采取文教的形式，润物细无声；第二，儒学不是采取祷告、礼拜、跪拜等宗教性的仪式与神祀进行沟通，而是注重在现实世界之中，形成一种大美含义的世俗化礼仪；第三，儒学不是以建立一个天国社会来安顿心灵与解决终极价值，而是构筑一个现实世界，把“礼”化成仪式、礼节来建立公共伦理秩序；第四，儒学强调从日用、生活细节之中来贯彻伦理道德学说，而其他的宗教则需要建立神坛、神龛、庙宇、教堂等标志性建筑等外在物来显示与宣告；第五，儒学致力于公共秩序的伦理社会，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独有的宗教天国，所以它可以包纳任何外来的宗教，持有开放性。因此，所谓的“儒教”有一种超越任何宗教之上的宗教特性。它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儒学化；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文化之中汲取养分而扩大自身内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学与儒家不是宗教，虽然在后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宗教的名称如儒教、孔教，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为了对抗西方宗教侵入所采取的一种保种扬己的措施和称呼。

中华文化是个大包容性概念。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呈现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态。事实上中华文化就包括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等。自古以来，黄河和长江这两条大河所凝结成的两源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各自发展，哺育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还体现在文化起源的多元化，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共生。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并一直成为几千年来社会的主流思想；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也对中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原理。老子的“道”是至于自然存留之道；而孔子不言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言人道。他认为“道”必须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才能体现出来，换言之，“道”存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中庸》就是他确证“道”在人间的大理，“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荀子则更为详解，“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以道也。”这与庄子的“道”在自然间有着根本性区别。得“道”，儒、道两家都认为必须通过体验的方式，儒家重在人际交往中实现，道家注重自然界洗礼中实现，然儒、道两家重视体验、体悟、体认的理念却是相同的。古代秘书重整体，把天、地、人看作一个密切贯通的整体，而人（自我）仅仅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必须服从整体需要，这样秘书自古就有一种个人绝对服从整体（国家、家族）的大局意识。

通常古代，秘书在朝时选择儒家，尽忠报国，鞠躬尽瘁；然而在野时，常常选择道家，因为道家遵从自然，保身安命，故被贬而失落的秘书可以纵情投入山水，超脱于残酷现实，保持自己纯自然状态，体现自身本真的人性。“儒家讲究积极入世，道家讲究超然物外；儒家的影响在道德、在世功，道家的影响在超脱、在艺术。”道家对秘书思想和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思想要早于儒家，道家人物主要是老庄。然而老子与庄子之间略有不同，在人生观上，老子“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在政治上，他则崇尚“无为而无不为”；在宇宙观上，他认为天地自然就是道法。庄子的实质在于个体精神的解放，采取“逍遥”态度，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的解放是主观性的解放，要超越就需要“齐物”，不要用自我的主观倾向来看待外物，因而他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面对黑暗纷争社会而显示出无奈之感。儒家向前看，道家往后看；儒家持积极有为态度，道家采取以弱制强的态度；儒家主要解决人伦关系，强调“礼、忠、仁、义”；道家则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合为一体，以自然为旨归，此外还有佛教思想。唐以后，我国三教合一，互相并不排斥，而且各自相互取长补短，这也看出主流思想的儒家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反过来也证明儒家并非想独自尊大。儒家作为主流思想，没有对各种外来文化、域外文化采取一种主动的、侵略性的、排外的政策，宽厚、容纳、和谐是它的一贯方针。《易经》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也明确指出要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

秘书，可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名词，它是一种社会职业、一种身份、一种职务，因而也属于具有文化、高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管理（白灰领）阶层；二是动词，它代表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即秘书工作。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体现在人文教育，《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与“化成天下”的教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先贤不赞成将秘书教育仅作为传授具体知识、培养生存能力的手段，认为秘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一个合乎道德理想的和谐群体，因而更多关注精神人格的培育与完善。他们将中国文化之“道”作为追求目标，既强调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又强调以道治世，规范社会秩序，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代的儒学，它的目标不是寻找或建立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维护和建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所谓“六艺”，事实上是一种文化能力，其中“礼”为分寸节度，“乐”为合和同一，“射”为对象的确定，“御”为主体的掌控，“书”为典籍的教养，“数”为逻辑推理；同时儒家提倡“智、仁、勇”也是一种素养，“智”是清明的思路，“仁”是人生命生活本真的活水。生命的通感，只有超越了理性的羁绊，越过知识分类甄别的藩篱，才能获得生命的真谛。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儒学是一种文化能力、一种文化生长创造的能力，这种文化能力哺育了我们古人的秘书写作能力、交往能力与认知能力。

儒家赞美耕读、尚贤、举才的思想，而这恰恰吻合中国古代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社会发展水平。血缘社会的文化以血缘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结合地缘关系和社缘关系，形成集体观念和行为事象。它维系个人与群体、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提倡祖宗观念、孝养观念、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营造亲睦祥和的气氛，培养善良、正直、奉献的人格风尚，对形成中华秘书优秀文化曾起到积极作用。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制，使寒士弟子的秘书们崛起，塑造了秘书们的工作心态和职业道路。在社会各阶层中，耕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也成了一种进仕入秘前的理想途径，人人都可以有选择的机会和对前途的自信；同时它还形成了中国历代优秀寒门秘书的奋斗传统，他们藐视社会等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满怀昂扬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奔放的爱国激情建功立业… …这也给中国秘书文化带来了高亢、博厚、勤勉、自信的气质。

牟宗三曾言：“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秘书与其说是一个名词，毋宁说它是一个动词，它的本质是“道”，生命意义的道，是对社会意义和生命认定和关系的确定，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它没有救赎、十字架、原罪的蕴涵。几千年来，秘书们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与表述方式，构筑起天命、道、名实、礼、和、义等观念，上至天文道统，下至地理人文，这些都具有生命探究之义，但无终极意义。古人培养的是士人秘书，追求修身性命之学，完善人格，打通天人性命的本体之智、太极无极之智、体道悟道的道智，进而阐明宇宙万象、阴阳五行之智，是一种调适身心、安顿心灵的应对万变生活的智慧，因而中国古代的儒学、幕学（秘书学）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工作与生活、矛盾与和谐相统一的人生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