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学是治理国家的官学

“儒”最早是指商朝那些从事祭祀活动、掌握祭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文化人，“通天地之人曰儒”。传统儒学之所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官学：第一，儒学乃是有双重的制度来促进与保障，即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和唐宋之后的科举制。儒家是皇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第二，儒学包括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祭拜等。儒学是古代社会的文化精粹，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乃至民间都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察”的纲常伦理。儒家与基督教、佛教、道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圭臬就是经世致用，实现平天下之目的。

“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人们德行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儒为官，称为“儒官”；以儒为秘，称为“儒秘”，以及“儒商”“儒将”。秘书之所以喜好在职业名称前加上一个儒字，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知识渊博的代名词，更是德行高尚的同义词。《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记载了《儒行》，文中两次提到“自立”，分别一次提到“特立”“特立独行”“刚毅”和“忧思”。我们从上述中就感悟到儒者的“修身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而不同”与刚毅卓绝的风骨品格。儒者不以黄金美玉为宝，而以忠信为宝；不企求广占土地，而以合乎义理为精神追求；不企求积蓄丰厚，而以博学多闻为富有。儒学认为，身外之物是可以从外界得到，也可能失之于外界，因而没有长远的价值，不值得花大力气去企求。财富有聚有散，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只有忠信仁义等德行才是真正的“不动产”，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儒学秉持中正而不偏倚的立场，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劫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胁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以侮辱，生活居处贫陋而不骄奢淫逸，饮食只求果腹而不铺张浪费。君王采纳其建议，不居功自傲；君王不采纳其建议，也不谄媚求宠。儒者出任秘书的目的是为国家效力、为民造福，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恬淡自适，毫不介意，对自己的仕途也进退自如，秉持“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为秘之道。儒秘不因财物赠赐而见利忘义，即使面临威胁与恐吓也不贪生怕死，改变操守；恪守善道而一以贯之，以忠信为护身盔甲，以礼义为抵御诱惑和侵蚀的盾牌，行动居处都以合乎仁义为准则，即使遭遇暴政、淫杀也不改所坚守的忠义原则。

这些儒秘的德行准则启示我们：不能因外在的诱惑而丧失气节，不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主见；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人格自立与高尚情怀。儒秘能理性看待形势，见贤思齐，与时偕行，始终以心中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他们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努力实现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君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分忧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时，民族气节更显得重要和珍贵。两宋的秘书官位低微，又无实权，但他们敢于发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是否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对秘书人员的品质人格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体现在秘书的外事活动中。起居郎仅为六品官，按宋代规定欲发表政见，必须求得中书省长官的允准。为此，作为起居郎的王存请求高宗，取消这一不合理规定，最后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另一位起居郎王居正原与秦桧是好友，但他发现秦桧卖国求荣时，毅然决然向高宗检举。最后虽然他被秦桧逐出朝廷，但他揭露的事实被学士院写于制辞，布告民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秦桧的投降政策。还有中书舍人胡安国，曾上《时政论》二十篇，劝谏高宗。当他发现高宗要晋升投降派朱胜非时，毅然向高宗建议停止擢官，并被高宗所采纳。同时，他坚决反对求和，多次上疏，并当场拒绝拟制称臣诏书，愤然辞官离朝。

建炎三年（1129），起居郎胡寅上疏，痛切地指出：“目下两帝被俘，国家蒙辱，陛下理应纠合义师，北上收复失地。然却只顾偷安，畏缩怯敌，唯思远眺，致使军民怨愤、失望。”他建议，“罢和议而修战略”“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存纪纲以立国体”“务实效、去虚文”，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然后恢复故土。虽然胡寅为此而被免职，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言不讳地指责皇帝，慷慨激昂地陈述复国之策，实为可嘉。南宋秘书人员在民族灾难当头之际，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大胆进言，怒斥投降派，没有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义举。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核心部分。公元前11世纪，在渭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周人灭掉了殷商，提出“德”和“孝”的伦理观，并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春秋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在周礼的基础上创建了儒学，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代表，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孔子为“至圣”。“儒学的实质是士人精神与西周礼乐文化的结合。从士人精神的角度看，儒学要求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进取精神，要求重新安排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符合士人阶层利益的政治体制。从礼乐文化的角度看，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制，要求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式政治体制。”汉朝执政后开始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思想政策，研究《春秋》的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曾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朝廷任用布衣儒生公孙弘做丞相，开设五经博士，打通了平民儒生通往国家各级官吏的上升通道，从而儒学成为官方主流文化思潮。董仲舒的儒学是熔阴阳家、黄老、名法家等多种学说为一炉的新儒学。他宣讲的这些内容有明显的限制皇权之用意，但是汉武帝对此无意用之。对当时的民众特别是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是任用布衣儒生公孙弘做丞相，以及设五经博士之官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在京都洛阳白虎观举行经书统一讨论会，把儒学经义统一在“三纲五常”之中，把民间甚至皇权维系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纳入。西汉初，朝廷依靠一批建国武将功臣，而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同时儒学之士又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这意味着通晓儒家经典已成为入秘做官的主要途径。《汉书·何武传》:“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表明从事秘书一般须学习儒学，这是晋官入秘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反映出两者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略有不同。《汉书·左雄传》附录阳嘉元年左雄上书云：“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里我们可看出文吏主要掌握笺（建议书）和奏（报告）等公务文书，因而文吏事实上是汉朝标准下的政府秘书群体。宋人真德秀在编撰《文章正宗·纲目》中曾云：“汉世有制，有诏，有册，有玺书，其名虽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为重，故今以为编之首。”“到了秦汉之后，天下一统，统治者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开始寻求最有效的政治体制与统治方法，他们渐渐发现，只有与士人阶层分权共治才是最为可行的策略，于是他们选择了儒学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将士人阶层视为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和社会基础，让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给他们，终于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君主集团与士人阶层最终达成了永久性的‘共谋’。两千余年间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学术本质上都是这种‘共谋’，即君主集团（君主本人、皇室成员、外戚、宦官等）与士人阶层权力角逐与分配所构成的张力平衡的产物。”两汉儒学独尊养成了士族阶层，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政府的高级秘书官，而儒学之士是国家庞大秘书队伍的主要来源。由军政官员和秘书官组成的士族阶层逐渐形成，门阀制度固化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士群虽然肇始于春秋战国，但真正构成一个享有实际权益的社会阶层，则是两汉时期。

然而，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兴盛的道家，以及东汉传入的佛教，形成儒、释、道三教并驾齐驱的局面。陈寅恪曾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这里所言的“三教”也有不同看法，道、释为教没有争议，关键是儒学是“学”而非是“（宗）教”。如果硬要说“教”的话，也是教化之意。

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逐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由此看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目的，就是试图网罗天下英才贤士，为国所用。然而，它很快就演变成以门第划分等级，按等级高低授官，产生了一种新的腐败制度和现象。“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东汉以后，士族操纵地方权力，从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正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往来，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从而形成新的世袭制的复辟与社会倒退。如西晋时代门阀制度森严，地主阶级中有士族与庶族的划分。士族可充任高官，而庶族只能任下级官吏，除有殊功，否则难以高升。宋、齐、梁政府甚至在法令上作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试吏”的明文规定。那时士族、庶族之间不通婚姻，不穿同样衣服，不得随便往来。士族为保持其特殊身份权利，防止庶族冒充士族，还专门撰写《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之类的士族家谱，以用来辨别门第的高低。

这种制度还导致士族们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不想也不愿充当繁杂的低级秘书职位，结果大量的基层秘书职位由寒门子弟充任。高傲的世家开始标榜清闲雅趣，喜玄学，善阔论，把大量的时间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风流自赏，放浪形骸，醉生梦死，甚至个别达到“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境地。这一时期开始形成贬笔尊文的不良社会风尚，虽对应用文写作产生消极作用，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寒门子弟充任基层秘书职位，从而大大提升了中下层民众在整个政府秘书队伍中的比重。“世胄蹑高位，英才沉下僚”，形成“寒门掌机要”的局面；同时，皇帝也发现寒门秘书办事能干，故大量使用他们。如宋武帝刘裕靠武力夺取政权后，也有意起用寒门秘书辅助自己。

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南朝奢靡、崇清、喜玄的社会风尚带来文化遗风的产物；同时，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继承儒学传统并发扬光大。宋朝产生了理学，代表人物主要有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司马光、吕大临等，加上南宋的朱熹、杨万里、陈淳等。

儒学随着国家政权的介入，从原先的一种学问、学术，滋生出一种国家主义的倾向，宣扬忠孝仁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与当时文化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这首先表现在权力对文化在行政上的直接干预，如文字狱等。中国文化具有浓重的政治人伦色彩，《四部备要》收录的书籍中占首位的经学除小学外，几乎全部是政治伦理学；史部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政治管理史；由于儒家思想的指导，子部和集部的大部分著作也都渗透了封建的政治伦理内容。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封建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早在战国时代，商鞅提出焚毁《诗》《书》，彰明法令。韩非子首次提出言轨于法的口号，要求“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绞脑其事”。他还提出以吏为师的主张，取消教育的认识价值，使教育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庸。秦始皇在34年（公元前213）采取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除《秦纪》，以及医、农、卜筮之书外，凡六国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等书籍一律限期30天内交由官府烧毁。同时对不满秦政府的儒生460余人实行活埋。焚书坑儒不仅烧毁了大量珍贵的古籍资料，而且开创了一种不良的政治干预文化的邪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是一种对文化的干预，把儒学上升到国家文化政策的“经”，甚至儒学内有分歧时，也需要由皇帝来主持定夺。明清时期，统治者利用权力强行查禁、销毁大量不利于其专制政权的图书文物，如乾隆诏谕编辑的《四库全书》中被焚毁和被禁绝的书籍就达2400多种，文网密、文祸惨、文忌多、株连广。清代梁诗正曾告诫当时的读书人：“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独尊的儒学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秘书文化史。

儒学从来不把自己推至“神”的高度，它不是神学，而是人学。始终围绕“人”这一核心而展开。张岂之教授认为：“儒学宣传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担当的‘君子’；与人讲公正诚心，讲和睦友善，讲互相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人们只要努力修身和践行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 …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从‘亲亲’到‘泛爱众而亲仁’… …儒学为‘君子’树立了认识论标准，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极端，遵循和践履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 …儒学重视教育，相信人们经过教育和自身努力，都可以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