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熔铸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良知观

如何使“三个倡导”的价值观融入人心，将它转化为每个中国人的良知，并重建社会主义良知观，是当前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我们现在如何理解良知？它作为一种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依据马克思关于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的说法，它具有时代性和具体性，当代中国人会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主义良知观。同时，依据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说法，它的这种时代性和具体性又体现于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道德的真情实感，良知是“一个真诚恻怛”；第二，是一种道德的主观感受，“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第三，是一种道德的善恶评价，“知善知恶是良知”。据此，对于发扬光大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良知观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其一，从“真情实感”上说，热爱人民是体现社会主义良知观的根本所在。

善良作为一种人的真情实感，中国古人往往是从顺应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生存利益上来说“善”的。因为主体的生命目的，通常表现为人的“意志”、“意欲”，满足了生命“意欲”，就是维持了生命存在，因此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因为生命的最高意欲和终极目的是生存，满足生命主体生存利益即是“善”，所以管子说：“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但是，人的生命意欲或生存利益因人而异，所以以此为“善”的说法似乎并不合适，因此，王阳明从人的本然的、纯正的，人人皆有的好恶情感出发来解释人的善恶问题。

中国古代哲人这种或以满足人的生命意欲，或以人的生存利益，或以人的本能的爱憎情感为“善”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上说也是说得通的。马克思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 ⋯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恩格斯也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可见，“从自己出发”的现实需要即是人的本质，人的这种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活动就是实践。

什么是当代中国人的“从自己出发”的现实需要呢？在当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就是最高的需要，社会主义的良知是每一个道德高尚的中国人以人民的需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真情实感，就如“当代雷锋”郭明义所说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那样的道德情怀。将这样的一种道德情怀提升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来说，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胸怀的这“四个‘人民’”和习近平心中的这“十个‘更’”，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做人做事时所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宗旨，也是人生道德修养“止于至善”的终极境界。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习近平也说“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这种对于深爱人民的“真诚恻怛”之情，就是社会主义良知观。

其二，从“主观感受”来说，实现中国梦是彰显社会主义良知观的伟大旗帜。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就是人们心中根据自己认定的理想信念所形成一个是非之心，并根据这个是非之心形成的好恶情感。“中国梦”的提出，将全民族的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和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联系起来，它为当代中国人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的良知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所为之奋斗的政治终极理想，历来是十分明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先是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八大后曾具体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中则变成了“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前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十八大后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这是对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说法的升华，是我党在意识形态表述方式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中国梦”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在奋斗目标的主体上从党的角度转换成了民族的角度，避免了以前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为号召的明显政党意识局限，这样就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使其更加切合我国当前“一国两制”国情以及更有利于推进民族的统一大业，这就更加贴近了现实；二是在奋斗目标的终极追求上，从以前志在开创与西方不一样的“新世界”转换成了“民族伟大复兴”，突出了我们全心全意融入和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社会的豪情壮志，强调了中国不是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异己力量，而是共同推进人类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同情感，这就更加贴近了世界；三是在奋斗目标的构建方式上，从以前的着眼于创建一个“新社会”转换成了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从而使全国人民都能从其中寄托希望、获取动力，这就更加贴近了群众；四是在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对接上，突出了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主题，这就从以前着重强调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精神转换成了着重体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承继历史发展重要贡献的问题上站在更高的观察平台之上，这就更加贴近了历史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展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良知观的伟大旗帜，也是激扬当代中国人民善良本性的时代号角。

其三，从“知善知恶”来说，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是培育社会主义良知观的根本途径。

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习总书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要突出道德价值的作用”。所谓道德价值的作用，也就是使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向往崇高、成就自我的精神追求中起到引领的主导作用，说到底就是要使它转化成为每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知善知恶的良知。

王阳明之所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因为在他看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对于他的这种解释，如果我们以唯物、唯心来论是非，自然觉得并不可取。但对王阳明“良知即是天理”的说法，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是如此理解的：“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这就是说，人能不能知善知恶，关键在于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能“分善别恶”的总章程。因此，钱先生对王阳明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作了这样的诠释：

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便是人心之好恶。⋯ ⋯人们因为好爱恶仇，所以助长爱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爱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又叫一切善为天理，其实则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恶。

钱先生这里说了一个重要的为人之道，就是人们心中的“好爱恶仇”是人性“至善”的根本所在。

钱穆先生这个关于“爱”的论说，对于我们如何将“三个倡导”的价值观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转化知善知恶的为人之道极有启发意义。从一定意义上，十八大之所以要提出“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个人的各方面都充满爱心，这就是现时代人们“分善别恶”的总章程。“三个倡导”的十二条价值准则虽然涉及当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多彩，但从为人之道的意义上说，落实到人们日常，是在信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精神，而这四方面集中到一点来说就是一个“爱”字：爱国讲爱祖国、敬业讲爱事业、友善讲爱他人，而诚信可以说是爱自己，即要珍惜本人人格、看重自己信誉、敬畏自身担当。“三个倡导”虽然节目繁多，但只要抓住这个“爱”字，就能明白简易地找到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动入口，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了很好贯彻。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良知观，也只要抓住这个“爱”字，就能如王阳明所说：“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守社会主义良知观，也全在于这“一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