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欲望与需要的颠倒：一种物化关系

物化关系理论是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个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批判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是对社会之物反过来获得支配人和社会抽象权力的深刻批判。后人多推崇并借鉴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但是却质疑并剥离掉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阶级、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社会历史性内容的限制。认为现时代所导致的新的物化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其归根结底是技术的问题。因为技术产品使人发生了变异，人成为技术产品的附庸和潜在牺牲品。人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产生和实现欲望以满足技术产品被即时消费的需要。面对机器技术的巨大生产（创造）能力，人的主观欲望被普遍的客观化，即人被要求不能仅仅是停留于或出自于对需要的欲望，更被要求产生无限的对欲望的需要，并将欲望合法化为客观的需要。于是，人对食物、衣服等需要的欲望不再是促进生产的动力，也不再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历史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即“技术的官僚主义”，历史是技术为主体的历史。历史的首要活动不再是人对需要的欲望，而是人对欲望的需要。人只有不断地产生出脱离开作为基础的一般需要的特殊欲望，并将特殊欲望客观化，才能使“多种一般需要”之产生得以实现，人才能拥有无限广大的“胃”和“嘴”来即时“吞食掉”和“消耗掉”技术产品。人的“承受能力”的极限（或人的“能需求”的极限）一旦到达临界点，那么，人也就会走向自己的“终结”。人的这种“可终结性”是真正的世界历史问题，是跨越马克思所谓阶级、所有制、生产实践等观念的新的人类学问题，即是技术实践伦理问题。

以此种“已经发展变化了的”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来分析和审视现代技术问题，揭示人类自身毁灭的危险，将现代技术问题当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来处理，这无疑是合时宜的。而且，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平面中，从物质丰富时代的消费欲望与需要的角度反思人类实践也确实凸显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是，这种批判的眼光还是“物”的眼光，其难以涉及人与人的、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而仅仅是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这种颠倒无法看到“物”性背后的社会性，而且社会性才是关系的根本。正是因为未能发掘出问题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未能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同时，也包含着人类“扬弃自我异化”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扬弃人类自我异化的现实途径——实践及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