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注册制改革比放开二孩难?
注册制改革比放开二孩难,表面上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人性。很多时候,改革的难处在于,阻力不仅仅来自既得利益者集团,还可能来自受害者。因为相比未来不确定的好处,人们可能会更喜欢手头已经明确的微小利益。这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即讨厌变化,讨厌未知及不确定。
2016年初,注册制改革暂缓,引发了我对改革的思考。
这两三年,注册制改革、全面放开二孩、互联网专车等一直都是国内最热门的谈资。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三者虽分属不同领域,但方向和实质其实是一样的,即放松管制,减少前置审批,推进市场化。比如,注册制是企业能否上市不需证监会监管,由市场需求决定;全面二孩是生二孩不需要计生部门批准,由家庭自己决策;专车是开“出租车”不需要运管部门批准,一有需求,私家车就可以变成专车。三者可能都会让相关监管部门有点失落。
从目前进展来看,全面二孩已经放开,政府对私家车变成专车也有所松动。但唯独曾列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行注册制遥遥无期。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注册制改革这么难?为什么反对声音那么多?
对于注册制,很多投资者担心的是,什么公司都可以上市圈钱。这是一个误区。不管是注册制,还是核准制,门槛要求是一样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核准制是监管层筛选“谁可以上市”,注册制则由市场做筛选,监管层对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没有上市否决权。上市好比卖股权,如果没有人买,也就无法上市。
目前,一个备受推崇的反对注册制的声音是:“如果企业信息披露造假呢,所以,先要有配套法治,注册制才能施行。”不可否认信息披露是关键问题,不过,这不能成为注册制暂缓的借口,要知道注册制绝不是指对造假和欺诈视而不见。
事实上,正是因目前的市场存在欺诈和不公才更要推行注册制。因为政府的监管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有所取舍、有所侧重,要把监管层的工作重心转向信息披露和市场公平,而不是越俎代庖为投资者筛选谁可以上市,然后“批、批、批”。
至于法治不完善等因素也不应该成为借口。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明确要推进注册制改革。若法治不完善的话,你应该去抓紧完善,比如实行集团诉讼机制。毋庸讳言,无论注册制,还是核准制,如果因为法治重大缺陷问题而市场造假泛滥,应该直接关闭或暂停股市。
除了上述理由,也有投资者会说应该先完善退市制度,再推行注册制。但这个想法并不符合经济规律。打个比方,如果专车合法,马路上刚开始可能会满大街专车。但你很快会发现,有一些专车因为接不到生意退出市场,连一些出租车也不干了。否则,在专车出现之前,你要让有牌照且供不应求的出租车放弃牌照或退市,可能吗?即使他坑蒙拐骗或服务很差,顶多可能换个司机。所以,显而易见,不实施注册制,退市制度无法完善。
还有投资者会说,现在市场不景气,等市场好一点再搞注册制。这个借口也不成立。改革进程不应该被市场表现绑架。再说,注册制可能会拉低A股的整体估值,所以,相比市场低位,高位推行注册制对市场的冲击会更大。试想,在4000、5000点时推行注册制合适吗?
所以,我认为,上述理由很牵强,都是借口。其实,很多投资者或“专家”不欢迎注册制的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目前的股票价格是有壳资源溢价的,也就是含有“审批权力”的价值。如果推行注册制,部分股票,特别是中小市值股票的价格会受影响。
这个原因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好比,手里持有出租车牌照的人大多会反对完全市场化且无需牌照的专车。为此,或许可以这样解读,注册制改革为何比放开二孩难?因为两种改革之间隔着一个“出租车牌照”。但长远来看,注册制将减少为权力寻租买单,减少波动,强化价值投资,这给中小投资者带来的好处显然要大于其损失。
其实,在任何的制度中,即使因为严重缺陷制度而不公、不合理,每个人还是或多或少都分到蛋糕(或称既得利益)的。只是有的可能是巨大的,有的则微不足道,或付出多而收益少。
也就是说,人人都是原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很辛苦,他每个月可能要交5000元的“份子钱”,这个制度虽然不合理,但出租车司机还是可以在运营收入中分到收益的。再比如,A和B合伙开公司,却规定利润99%归A,1%归B,尽管B分到的极少,但在该制度中,他还是可以分到收益。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改革不是简单地重新分蛋糕,而是做大蛋糕。改革也不是说没有代价和损失,而是通过做大蛋糕,让更多的人“获益比代价要大”。
借此分析,我们会发现,注册制改革比放开二孩难,表面上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人性。很多时候,改革的难处在于,阻力不仅仅来自既得利益者集团,还可能来自受害者。因为相比未来不确定的好处,人们可能会更喜欢手头已经明确的微小利益。这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即讨厌变化、讨厌未知及不确定。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沟通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