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十字路口的投资者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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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二孩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全面放开二孩可以被理解为又一个“计划”,也可以认为是终结“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我更倾向于后者。为此,我更愿意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同时也是放松管制,是管理模式和方式的转变,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重大决定被宣布。新华网2015年10月30日,《35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动作,它意味着已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结。

网上有很多文章从人口危机、消费红利及投资机会等角度来分析这一新政。其实,全面放开二孩背后的市场经济逻辑也很值得思考和探讨。

众所周知,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和逻辑应该是:资源有限,为生存和发展,政府要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口和生育是否需要政府去“计划”,去操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家庭会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进行决策,自主调节和控制生育。“大家算一算,今天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惊人的数字吧。看到孩子是用百元大钞堆高的,让你多生恐怕你也不会多生了。”知名经济学家谢作诗教授在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不需要计划生育》里分析说。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生育高峰呢?我认为,一方面是当时缺乏科学的避孕手段;另一方面,与华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有关。此外,也与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背景有关。“回想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你生孩子大家养。那时候,吃的是大锅饭;上学、就医基本上不要钱。那种情况下,人们一定要多生的。”谢作诗教授的分析一针见血。

根据上述逻辑,除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家庭自身的生育意愿在人口控制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前者只是控制了体制内人群的生育意愿,其涉及工作或升迁。而对于非体制内人群,如果想要生二胎,罚款等手段作用相对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单独二孩放开后,生育增长情况低于预期。而同样在华人世界里,不管是香港,还是新加坡,民众眼下的生育意愿并不高。这当中,就延伸出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议题: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前者的思维是,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去计划、去分配和控制;但“市场经济”的思维更倾向于,个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会自己调节,并形成动态均衡。

很多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近段时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计划”和“市场”两种思维及相应的配置手段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比如互联网专车,说到这个新事物,不少官员马上有顾虑,若任其发展,满大街都是专车,会造成堵塞交通;比如说股票发行注册制,不少人会担心那么多企业上市,股票没人买;比如说降低新三板投资门槛,有人会担心,让普通老百姓入场万一亏钱如何是好?

事实上,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其实专车就是能及时“避孕”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运力问题市场自己会调节,如果车子跑在街上一天到晚没有顾客,专车企业们会自动减少车辆,甚至选择关门;至于注册制,如果股票上市卖不出好价格,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争先恐后上市卖股票,届时,只有相对有前景的企业才获得资金的青睐,从而使资金优化配置;另外,在新三板老亏钱的人自己会选择逐渐退出那个市场,交给会投资会选股的人打理。

至于监管的作用,其本质一般不是直接去配置资源,而是确保交易的公正、公平,同时确保监管本身的低成本。现在回想起来,先不谈人口数量被控制的必要性,这种人口管理方式本身的弊端确实是存在的。一是“计划”人口需要大量的计生工作人员,这就意味着每年巨额的财政支出,增加企业的负担。二是社会抚养费缺乏统一标准,地方计生干部有很大的决定权,这自然出现寻租空间。我随机问了几个超生的亲友,都坦言在交超生抚养费时“找过关系”。三是导致选择性生育,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据说,国内男女数量相差3000万,其后遗症终将显现。四是导致不公。是不是独生子女,不是个人自己所能决定的。为何有不同的生育权?

庆幸的是,和其他形式的“计划”不同,这项政策不存在名额和指标限制,否则还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对抗意识被不断强化,引发过多的没有价值的争夺和内耗。

所以,作为配置手段,“市场”会更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3月,我发过一篇专栏文章《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中国经济》。我印象中,在我的专栏文章中,这篇文章的点赞数量是最多的。我想,或许不一定是因为人们太想生,而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被“计划”,希望有选择权。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全面放开二孩可以被理解为又一个“计划”,也可以认为是终结“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我更倾向于后者。为此,如果认为全面二孩是人口危机,是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需要而做出的选择,我认为可能太狭隘。我更愿意认为,这同时也是放松管制,是管理模式和方式的转变,是一次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