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与经济的关系

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前政治局常委落马。

一时间，与周案相关的那些“仙及鸡犬”“嚣张跋扈”的往事充斥各大网站和报纸头条。

不过，相比之下，各网站和报纸同期公布的一条短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更让我期待和关注。据该消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

我想，两条消息同时公布，应该不是巧合。

反腐与经济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高级官员因为贪腐、违纪被法办的消息公布。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产生巨大的威慑力。

不过，与此同时，关于反腐是否影响经济的争议和讨论也日益激烈。

不可否认，反腐确实会对当前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分析眼下的钱权交易，有些时候，一些商人给官员送钱，只是让官员把本该做的服务做好，更有效率，甚至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安全感。说实话，这阵子，我听到多个商人抱怨说官员“既不收钱，也不办事”，行政效率严重下降，企业办事变难。另一方面，在过度管制的体制下，很多本来可以干的事情，政府不让干，为此商人只好送礼。

由此看，过度管制（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又不允许腐败，可能不太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现有的过度管制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下，腐败有助于提高官员的服务效率和经济自由度。

此外，众所周知，反腐还直接影响到消费，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但问题是，任由腐败横行，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是很大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平、公正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腐败官员们权力滥用导致的不公，让商人们很没有安全感，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力，这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不仅仅是反腐，挤房产泡沫，甚至扫毒、抓小偷、抓强盗也影响消费，影响经济。但我们应该分清楚孰是孰非、分清楚孰轻孰重。在我看来，滥用职权、巧取豪夺的贪官比小偷、强盗更可恨，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更大。

反腐的过程好比是“戒毒”。这个过程肯定会带来一些不适，但毋庸置疑，这个“毒”必须要戒。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复吸”。

因此，反腐本身肯定没问题，关键是，取得除了打击腐败本身所形成的威慑效应外，还应该要从制度上开展反腐，让官员们不但不敢腐，而且不能腐。核心的逻辑是，明确权力的边界，通过制度安排让“利己需要先利百姓，先利社会”的机制在官场生根发芽。

明确权力的边界只能靠法治

再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反腐最终还是有赖于法治的力量。

我们知道，权力的边界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给政府权力划界。简单地说，就是要放松管制，要取消各种审批，降低各种准入门槛，把配置资源的权力尽可能还给市场。

二是，在划界的基础上，还要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是因为，政府的权力最终将落到个人的身上，为此，对权力的约束不能靠个人的觉悟或自觉，而是需要机制和制度的制约。

目前来看，约束权力比简单地划分边界要难得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自上而下监督是不够的。要想让官员的权力，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权力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管理层还应该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及“权力阳光化”来实现自下而上监督，同时，形成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这都需要依靠法治。

另外，明确权力边界的过程，其实就是市场化改革，由“市长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这个转换也必然对配套法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据此分析，推进法治是从根本上开展反腐，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