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否定之否定”结构与鲁迅叙事深度

鲁迅给“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义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这与鲁迅把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定位在“诊者”，也即“看病的医生”完全吻合。因此，“否定”无疑是知识分子鲁迅的主导性思维，也必然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主导性思维。颇富意味的是，鲁迅小说中三种主要叙事元素几乎是清一色的否定者，一是其小说的主人公，二是其小说中次要人物，他们大多数是一般社会中的庸众，三是隐含作者以及被隐含作者所操纵的叙述者。由于他们在小说中构成相互否定的普遍关系，因此，给否定者以再否定是鲁迅小说最普遍的结构元素，而“否定之否定”结构则是鲁迅小说中最突出的结构方式，也是其小说中远比“看/被看”更普遍的结构方式。

除《示众》中的看客们分不清谁是主人公外，鲁迅小说中的主次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分明的。其中大多数主人公像《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其否定方式是直接的，也是明确的，他们的言行正如方玄绰的“差不多”的议论就是对其议论对象明白无误的否定，他们是显在的否定者。在鲁迅总共34篇小说中，超过半数的主人公是显在的否定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直接喊出中国人是“吃人”的人，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关于头发的议论是对一般社会及其庸众的直接否定；《离婚》中爱姑破口直骂其丈夫和公爹为“小畜生”和“老畜生”; 《奔月》中美女嫦娥的言与行都是对英雄后羿的直接否定；《一件小事》中“我”对车夫“自找麻烦”的直接否定；其他如《在酒楼上》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长明灯》中的疯子，《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肥皂》中的四铭，等等，无不是显在的否定者。不过，除了这类显在否定者外，鲁迅小说还有另一类隐在否定者，如《孔乙己》中主人公孔乙己，其主观上虽是封建文化的忠实信徒，但客观上却是封建文化的否定者，因为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封建文化及其制度无声的控诉。其否定方式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是隐在的否定者。隐在的否定者在鲁迅小说中也有不少，如《阿Q正传》中的阿Q，其言行虽然合乎圣经贤传，但从本质上讲，其言其行又无不是对圣经贤传的否定；《一件小事》车夫“自找麻烦”的行为也是对“我”自私内心的无声否定；《明天》中的单四嫂的悲惨遭遇无疑也是对周围冷漠看客最深刻的否定；其他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白光》中的陈士成、《药》中的华老栓和华小栓，《采薇》中的叔齐和伯夷，等等，也是隐在否定者。

与其他作家作品不同的是，鲁迅小说中的次要人物通常籍贯不详，姓名也模糊，他们或者如《孔乙己》中的掌柜，只有职业身份的标识；或者如《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酒客，只有短衣帮与长衫主顾等类的区别，甚至如《铸剑》中的看客，只有群的概念，只有少数有名有姓。尽管这些人物只是作为小说的叙事背景而存在，尽管他们只是一般社会的庸众，尽管他们可以没有自己的姓氏、名字、籍贯，以至于我们如果一定要罗列他们时，不得不使用一大串的文字符号来指称他们。如《伤逝》中子君涓生之外的次要人物：“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 “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鲇鱼须的老东西”, “房东家的小官太太”, “局长”, “子君的胞叔”,“子君的父亲”, “涓生伯父的幼年同窗——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等等。但是，从叙事功能看，其意义不亚于主人公。因为他们通常是否定者背后的再否定者，他们所否定的对象通常又是小说的主人公；因此，它们不仅是“否定之否定”结构中的重要构成元素，也通常是小说深度主题意蕴的承载者。鲁迅说：“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而如此深度的主题在《药》中正是寄植在一般庸众的否定性细节中，如华小栓满怀希望的药正是沾满了先驱者夏瑜鲜血的馒头，阿义豪迈地赏给夏瑜两个耳光并获得庸众的广泛喝彩，等等；《孔乙己》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深度主题，即“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也是蕴含在一般社会庸众对主人公孔乙己的嘲笑声中；《示众》完全由众多社会庸众所形成的“看”与“被看”的二元结构中完成对看客的全面批判。《伤逝》中涓生和子君自由自主的婚姻也是为传统所否定，而这传统的否定力量正是来自传统社会中这些无名无姓的庸众，鲁迅正是通过他们的否定给五四青年们前所未有的警醒：自由自主的婚姻也并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

除《鸭的喜剧》、《社戏》、《非攻》等少数几篇中的叙述者对叙述对象采取基本肯定的叙述方式外，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绝大多数是其叙述对象的否定者，而其中像《端午节》这样，叙述者跳出来给叙述对象以直接的否定叙述的小说又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叙述者在表面客观、冷静、中性的叙述背后都暗藏着一把否定的利刃，这把利刃总能准确地插在叙述对象的心脏中，给叙述对象以致命的否定。而其否定方式则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如《故乡》的叙述者通过少年闰土与成年闰土的对比叙述完成对闰土思想意识的否定，《孔乙己》叙述者在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中不同性质的笑声对比之外，又通过“见”与“不见”的选择性叙述完成对社会庸众的否定；《狂人日记》通过文言小序的设置，让狂人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否定后，又回到以文言为象征的传统社会中做候补官员，从而完成对狂人的否定性叙述；《在酒楼上》通过转圈飞的小虫子这个意象达到对主人公否定的目的。诚然，叙述者否定性叙述的真正操纵者是其背后的隐含作者。在《伤逝》中，主人公涓生就是叙述者，而隐含作者对涓生的否定就是通过设置涓生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而实现的。因为涓生以当事者身份叙述自己与子君的婚恋悲剧，便决定了读者对涓生的叙述话语必须采取半信半疑的审视立场。而子君给叭儿狗取名为“阿随”，其实就已经隐含了对子君的否定，因为子君本质上也是男人的“阿随”。诚然，鲁迅小说中叙述者最常见的否定方式还是通过其天赋的选择特权而强化叙述对象负面元素从而给叙述对象以隐性的否定。因为隐含作者或叙述者的否定是文本叙事的最后否定者，而且其否定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其否定性的主题意蕴一般来说是最难发现的，但这层否定结构通常也是文本主题思想的最深层的寄植者，例如《端午节》中“铁屋子”意象的隐现，《狂人日记》对狂人的怀疑与不坚信, 《伤逝》中对叙述者兼启蒙者涓生的否定，等等。其深度主题无不隐含在隐含作者或叙述者最后的否定性结构层次中。

总之，鲁迅小说每每在否定之否定结构中把叙事导向深入，抵达意义的深度；读者阅读鲁迅小说如果也能从文本结构的把握入手，抓住关键词“否定”，抓住关键角色“否定者”，抓住否定者背后的再否定者这个关键环节，不仅省力，而且可以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