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时代同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著作提要(1978-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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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

方民生等著

《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一书分为六大部分。其特点:一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概括,从“经济体制模式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演进与互动中,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理论价值;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浙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做了提炼,对“浙江现象”做了有理论深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诠释;三是对浙江经济发展中曾经遇到和正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有作者自己见解的探讨,这些问题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前沿,有决策参考价值。

全书要点:

第一,简述浙江制度变迁的特点、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和本书撰写的结构与方法。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浙江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其特征是:在制度创新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均衡点的区间选择产权制度的安排;制度变迁在创新成本最小的地方开始突破和实施;以混合型的制度变迁路径为演化模式;制度变迁总是围绕着塑造新的市场主体展开;以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创新动力结构。在浙江的许多制度创新,都是民众先干起来,并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有政府的文件加以支持和推广,都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当然,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政府提供了制度变迁所必需的组织协调与必要的制度供给,有时还充当了中央与民主基层组织之间的缓冲器,有时采取视而不见、默认的态度,并创造性地运用有限的政策工具给予支持。浙江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是民众,地方政府只能起“第二行动集团”的作用,这两个行动集团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地实现制度变迁。

浙江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是罕见的,其发展轨迹的特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呈陡峭式的曲线增长;经济发展轨迹与制度变迁一致;经济增长周期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取决于政策选择。浙江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功在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释放了生产潜能,改变了运行机制,重塑了新的发展环境,这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验证。

第二,浙江的20年巨变。分析了浙江是如何从经济小省跨入经济大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从温饱型生活到小康型生活,并指出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

第三,经济发展环境与动力。从经济发展环境的一般理论探讨入手,给出了“经济发展环境是各种经济资源和运行条件的综合体,并构成一种经济发展的潜在能量”的定义;对浙江发展环境做了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浙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模式,从中得出了浙江发展环境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初始结构优势。在工业结构上,工业的行业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特征的,工业的规模结构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这种结构符合20世纪最后20年市场对产品结构的需求,而小企业又比较容易适应市场的变化。二是初始体制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国有企业少,因而国家的投资少,计划供应的物质资源和产品少,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就当时的体制而言,浙江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它就由劣势变为优势,因为国家的资源供给和控制力度都比较薄弱,这就迫使浙江企业从市场上去寻找原材料和销售渠道,也就有可能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三是社会文化的优势。浙江的文化是以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相结合为特征的。传统文化方面,有古老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勤奋与淳朴的品格,有“利义并存”和“工商皆本”的思想遗产,有经商和“百工技艺”的传统;海洋文化方面,悠久的通商口岸使浙江人比较早地接受到西方文化和经营管理方式,比较早地接触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引来了海洋文化的新观念。四是创新潜能的优势。在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就有一批改革的先驱者,80年代的改革正是那时来自基层要求改革的继续和回声,后来在浙江的一系列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蕴藏已久的这种创新潜能的发挥,这是浙江巨变的动力源泉。

第四,经济结构变迁与特征。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等三个层次分析了它们的演化过程及特征,以及对经济结构现状做出了评价和演进趋势的探讨。本书对20世纪末浙江经济发展阶段做出了判断,认为“浙江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主要任务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对经济结构升级与发展现状的矛盾做了分析。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经济结构升级的战略对策:以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为调整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实施调整的主体,以存量调整与增量发展相结合为调整路径,以培育大企业集团与提高小企业组织程度为调整的主要形式,以提高外向度为调整的加速器,以产业集中布局为调整的重要内容,以造就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第五,市场体制演进的特征。从分析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开始,研究了市场体系发育的特点、主体构造与企业制度、政府行为与递进变革,从而对经济市场化程度给出了判断,对浙江市场化模式做了评论。浙江学术界有的从市场化过程和结构角度概括发展模式,有的从经营主体和市场配置角度概括发展模式,有的从工业化和市场化角度概括发展模式,都很有参考价值。本书在这一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描述,认为浙江主要依靠非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来推进全省范围内制度变迁;浙江走出了一条先发展农村集体企业,然后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了持续地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路子;浙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金,推进资本原始积累。浙江市场化模式可以概括为:内需启动、民间资本为主、经济民主、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促进的,发展与改革之间良性互动的市场化模式。通过江、浙、粤三省市场化模式的比较,相对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浙江的市场化模式更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因而更有推广的价值。

第六,再创经济发展新优势。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对浙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做了概括,对浙江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做了探讨,对浙江21世纪初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做了预测性展望,并对加快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是从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浙江20年巨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述。认为,思维创新是巨变最重要的动力源泉,重构市场主体是巨变的微观基础,加速要素流动是巨变的资源保障,区域特色经济是巨变的经济支柱,民众与政府的合力是巨变成功的保证。

二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还未取得共识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主要是:所谓“粮食滑坡”问题,该书认为“滑坡”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第二产业的结构演进问题”,该书认为浙江应该跳出重化工阶段,而直接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这是浙江工业结构调整唯一可行的路径;“强县经济与中心城市问题”,该书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强县经济战略”已经过时,应代之以中心城市带动经济的战略,重视大城市的作用;其他还有“发展知识经济的策略问题”、“企业规模结构合理性问题”、“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该书都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前瞻性观点和建议。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该书的见解是正确的。

三是对21世纪初的浙江经济发展做了前瞻性分析,对21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了预测,对现代化进程也做了分析与判断。该书认为就全省总体而言,2010年全省相当一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门槛”水平;到2020年,全省可以争取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门槛”水平。从现代化过程的整体素质看,科技、教育、生态和环境是需要特别加强的薄弱环节。知识经济的出现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化、网络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需要在现代化实践中引起高度重视。该书还对加快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做了探讨,提出要以加快现代化建设为导向,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以创新为中心环节,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改革开放新的突破,促进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落实“科教兴省”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浙江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就是要从全省综合考虑,建立生态平衡补偿机制,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协调关系。

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提高浙江经济发展的素质和整体水平,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到2020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将在浙江大地上基本形成。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