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框架

一、企业网络的中间组织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交易费用是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成本，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只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2]但这种两分法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多样性。Larsson指出，应该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的三分法代替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3] Willianmson指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小数条件的存在，增加了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和效率，导致了企业机制的替代和市场交易的内化。[4]由于资产专用性越高，其所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金越高，越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治理结构上市场契约让位于双边契约，双边契约又由一体化契约所取代，不同的交易形式所对应的治理机构不同。当企业内部生产成本高于外部生产成本时，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费用如获取和处理信息、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以及由于违反契约承诺所引发的法律、组织成本等非常高，以至于内部生产成本小于外部生产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采用“制”的方式显得合理。当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呈现为传统经济学中所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或无缺陷市场，这时企业采用“购”的方式是合理的。但现实中的市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无缺陷市场假设距离甚远，市场交易费用远大于零，而运用层级制将市场交易内部化并不是对交易成本的消除，而是以层级运行成本（代理成本、协调成本、测量成本）取代另一种成本。当取代市场机制的层级制运行成本与市场成本一样高时，网络形式成为一种比层级更有效的治理机制。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企业、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中间组织或组织间关系是对市场和组织层级的替代。

二、社会网络理论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罗纳德·波特在格兰诺维特的弱连接理论基础上提出结构洞理论。所谓的结构洞，是指网络的两个节点之间的非重复关系。两个节点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以累加的，而不是重叠的。测量结构洞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凝聚力，另一个是结构等位。如果两个节点之间是强连接，就是缺乏结构洞，就会出现凝聚力冗余。波特认为，在网络中，某些节点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这就是结构洞。而将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则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在企业网络中，结构洞就是社会网络中的空隙。空隙周围的行动者之间无直接联结，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精明人可以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这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对跨越结构洞的信息流的控制。[5]个体行动者（包括个人、子单位、组织）被认为可通过以下方式提高自己的社会资本：在两个原本不相互联结的小集团之间担当联络员的角色，或者在他们所隶属的群体和他们所参加的另外一个群体之间发挥架桥（bridging）的作用。结构洞研究对联络员和架桥联结的意义给予了极大关注。按照这一观点，行动者通过与一组不同的群体（最好是那些相互间没有联结的群体）建立关系，可以使其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投资得到利用。另有研究强调，在结构洞上架桥的行动者，往往在其社会网络中拥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也就是说，他们为那些并不直接联结的行动者充当中间人。研究显示，在组织内部友谊网络中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个体，往往能从其上级那里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因此，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问题一直在各种有关社会资本或结构洞的讨论中备受重视。当然，行动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取得中心性。一个行动者如果被很多人当作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受欢迎的人，因而拥有很高的点入度中心性。[6]

网络行为人基于结构洞获得的网络利益分为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信息利益以三种形式存在：通路、先机和举荐。通路是指获得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知道谁能够利用它，向需要信息的人提供信息并因此获得利益。先机是基于网络可以更早获得信息，可以利用这一信息进行投资，将信息传递给网络中其他可以带来回报的人。举荐是利用网络关系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提及某个人，提高他获得相关机会的可能性。控制利益是指第三方在谈判中获利，也即渔翁得利。第三方策略有两个：一是在追求建立同样关系或者更多玩家中做第三方；二是在彼此冲突的两个玩家之间或更多的关系中做第三方。第一个策略，也是相对简单的策略，与经济学中的买卖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类似，在追求建立同样关系的玩家之间做出选择就会获得控制利益。推而广之，在分属于独立的群体又有同样需求的玩家之间做出选择也会获得控制利益。

结构洞是第三方策略的背景，信息是第三方策略的关键。准确的、模糊的或者歪曲的信息被第三方操纵着在关系人之间流动。在第一种策略中，第三方向一个竞标者披露其竞争者的出价。在第二种策略中，第三方向某一关系中的某个玩家透露来自其他关系中的需求。

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相辅相成。第三方策略的应用引出关系人的额外信息。他们都致力于从谈判中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来自通路、先机以及举荐的信息利益强化了策略的应用。成功的第三方策略的应用包括将愿意谈判的人组织起来，用充足的资源保证彼此的利益都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不会让他们在避开第三方情况下直接谈判。有机会获取信息意味着能够将关系人组织起来产生优势，这也是理解资源和利益被调动起来使得双方的利益呈现对抗的关键。对将人组织起来谈判的第三方来说，早一步得到信息与刚好听见别人在谈判的意义是不同的。举荐进一步增强了策略的作用。在处于谈判中的两个关系人之间发布信息是一回事，而让每个关系人身边的人认可你所发布的信息的合法性是另一回事。

三、全球制造网络理论

全球制造网络是指一种分散于全球范围内的新的国际制造组织结构，它是一种变革的组织形式，具有分散的机构以及共享的基础设施或机制，网络成员之间通过内部协调与合作联盟，能够较快而低成本地获取所需的一些重要互补性资源，并且带来网络的协同优势。全球制造网络是一种新的制造系统，是基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新的合作模式，以主导企业为核心，在世界范围内，集成地理分散、不同特质、不同能力的制造企业，从而创造出卓越的制造能力与服务能力。[7]全球制造网络突破了组织与地域的界限，整合了各方资源，是全球制造体系的高级形态。[8]

全球制造网络中包含了多样化的网络成员，这些网络成员处于整个价值链上、中、下游的不同环节，即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制造、分销、市场销售与服务环节。全球制造网络成员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于网络中心的核心企业，主要指国际旗舰企业与跨国公司；另一类是处于网络中心以外其他各个节点的低层级与高层级的非核心企业，即网络中为核心企业提供多种制造与配套服务的各类供应商、独立合同制造商、分销渠道商，以及一系列研发联盟、协议合作伙伴等。全球制造网络成员所处的网络位置不同，它们的地位具有不平衡性、不对称性：核心企业处于全球制造网络中心位置，位居领导与核心地位，掌握着关键性网络资源，它的领导与战略意图及方向直接影响着网络其他成员的战略与发展方向；低层次与高层次非核心企业处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心位置以外的其他各个节点上，相对核心企业而言，他们均属于网络中的低层次参与者，处于从属与次级地位，都为核心企业提供各种制造配套与外包服务，但与高层次非核心企业相比，低层次非核心企业处于更外围、更次级的位置上，主要是为高层次非核心企业提供制造配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