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几种有代表性的幸福观

对幸福的讨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在对幸福做出系统研究之前，人类对幸福的探讨往往始于其内涵，即幸福是什么，幸福的体验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如何能得到幸福。相比于对幸福感的研究，在哲学上更关注幸福观的研究。幸福观就是关于对幸福的看法，而幸福感则是人们的切实感受，两者有所不同，但又有密切的联系。幸福观是在幸福感基础上抽象而来的，并且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制约、影响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具体幸福感。从当代幸福感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也往往受到他们各自所持幸福观的影响。因此，在考察幸福感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古今中外的幸福观。

(一) 中国哲学中的幸福观

中国先哲们很早就对幸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提出“五福”之说，认为人生幸福有五个方面，“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具体而言，儒、道、佛三家，有着各自的幸福观。

1．儒家的幸福观

儒家认为，幸福在于行善，体现在精神或道德之中。儒家在强调个人精神、道德幸福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的共同幸福，主张“独乐乐”不如“与众乐”。《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也表明追求天下人共同幸福是其最终主张。儒家主张追求“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内圣”指向主体自身的修身养性。“外王”则指向治国平天下。由此，儒家建立了两个向度的幸福：一是个人通过修身养性获得的道德、精神快乐；二是通过外王实现普天之下人的共同快乐。

2．道家的幸福观

道家从道的高度提出了自然无为的幸福观。基于自然无为的逻辑核心，先秦道家把追求幸福看成是效法自然的过程，认为幸福就是以自由和谐为前提的快乐。道家认为幸福快乐的基本前提就是自由。“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于樊中。”(《庄子·养生主》)道家认为，如果贪图名利富贵，就会失去自由，陷入樊笼。如何没有自由，何谈幸福？道家主张幸福是德性的回归，是天人合一、物我无分，成为至人、圣人和全人的状态。

3．佛家的幸福观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儒家、道家的思想相互渗透与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中国化的佛学不仅作为一种宗教，也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渗透到了中国思想史中，成为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认为，人生本无幸福可言，只有生老病死和各种各样的痛苦，而人生痛苦的缘由是“爱”与“痴”。也就是说，人的痛苦是由人的贪求和欲望以及对佛理、佛性的无知造成的。只有消除贪求和欲望，修行念佛，认识佛性，才能摆脱痛苦，达到幸福的彼岸。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中的儒、道、佛等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对幸福的理解，而且希望把这些观点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中国哲学都比较注重修身养性，提倡从精神的层面、以行善的方式来获得幸福，但这些对幸福的理解大多比较宏大和抽象，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

(二) 西方哲学中的幸福观

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西方古典哲学对幸福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它们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西方幸福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

1．感性主义幸福观

感性主义幸福观从感觉体验的角度对幸福进行界说，也称为快乐论幸福观或者享乐主义幸福观，主要代表人物有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霍布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等。感性主义幸福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停留于此时此地的肉体快乐，把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和肉体的快乐看作是最高的善。这又可以叫作感性快乐主义；一种是在肯定感性幸福的同时，强调精神幸福的价值高于自然欲望满足的价值，强调长远的快乐，并认为，为了长远的幸福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快乐，这也被称作理性快乐主义。

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创立昔勒尼学派，是西方最早宣扬快乐论的学派。亚里斯提卜从自然主义的感觉论出发，把幸福归结为快乐，认为快乐就是肉体感官的享乐，追求快乐就是最大的幸福。由于该学派过分强调肉体感官的快乐，因而受到了很多批评。

伊壁鸠鲁受此影响，提出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他肯定了肉体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认为这是一切快乐的起源和基础，没有感性感官的快乐，就不会有其他的快乐和幸福。他把快乐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他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同时，伊壁鸠鲁认为，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而真正的幸福乃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干扰”。在他看来，得到幸福的方法是接触神灵和死亡的恐惧，节制欲望，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平静。伊壁鸠鲁一方面认为人的快乐是最高的善，把幸福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之上，重视人的基本物质享受和感官满足；另一方面他又肯定精神的快乐，把人的精神快乐和幸福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并发展为对审慎和明智这种理性能力的赞叹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人获得灵魂健康、精神快乐的保证。可以说这是伊壁鸠鲁的进步之处，很好地纠正了亚里斯提卜快乐主义幸福观的偏激和片面。

中世纪欧洲禁欲主义盛行，感性主义的幸福观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直到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才重提快乐主义幸福观。他宣称，幸福就是快乐，“极度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指向的最大的快乐”。洛克认为，快乐与痛苦是相对的，而快乐和痛苦则由感觉和反省得来，人类所共有的情感都可以归为这两大类，属于快乐方面的情感有爱慕、欲望、欢乐、希望等，属于痛苦方面的情感有憎恶、悲痛、恐惧、失望等。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幸福观也比较有代表性。爱尔维修认为人们获得了快乐，自然也就获得了幸福。他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的本性，认为幸福是所有人都希望达到的生活目标和理想。而拥有财富不是幸福的唯一条件，但是没有财富或一贫如洗也不可能享受幸福，所以，他提出了拥有中等财产是幸福的保证的观点。在论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时，爱尔维修认为，个人幸福包括在社会幸福之中，只有把个人幸福寄托在社会幸福之上，个人的幸福才能实现。霍尔巴赫对幸福的定义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认为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人生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的生活幸福。这个定义既不同于像伊壁鸠鲁那样把肉体的快乐等同于幸福，也不同于像柏拉图那样把幸福看作纯粹的精神享受。在谈及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时，霍尔巴赫认为，幸福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或因素：一是精神或灵魂上的高尚；二是物质的需要容易满足，不贪婪，没有野心；三是健康的身体、活动灵敏的器官。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其伦理学著作《幸福论》中，全面阐发了他对生活、对幸福的看法。他认为，一切有生命和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人也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样，人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意志活动，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幸福的追求。费尔巴哈在人本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的观点，在伦理学意义上提出了“道德的原则就是幸福”的观点，他还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等主张的抽象的超自然幸福观。他也批判了基督教道德的虚伪性，在幸福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感性主义幸福观比较人性化，但是它的很多观点都受到了质疑。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讲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吃的时候，是幸福的”。德谟克利特也曾指出，“使人幸福的并不是体力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人们只有通过节制享乐和协调生活，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

2．理性主义幸福观

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他们的幸福观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和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有一段关于幸福话题的对话。在对话中，梭伦提出他的幸福观：幸福不等于拥有财富，更不是财富越多就越幸福；幸福生活不是暂时的，而应是善始善终的生活；人的一生中随时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富豪们拥有巨大财富，却极易破产，所以，除非他们能把全部的财富幸福地享用至终，否则，他们还不如一个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人更幸福；中等财富是幸福的最好保证，极富有和极贫困都容易遭到灾难。梭伦的幸福观虽然不是很系统和成熟，但是他开创了人们研究幸福的先河。

苏格拉底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一方面，他主张只有有道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道德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必然的和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强调知识在人的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许多人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人们不知道幸福的真正含义。追求财富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人们要获得幸福必须培养理性的能力，发现善、了解善，过有德性的生活。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在理论上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苏格拉底的基本思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们主张，德性就是幸福，而德性必须有理性的引导。他们一致反对把感官的享受当作幸福的观点。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和发扬了老师的思想，他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依靠理性能力达到至善。人的理性是高级的，而人的感性和欲望、人的肉体感官则是低级的。因此，柏拉图认为，幸福不等于快乐。单纯的感性快乐，如果没有心灵、记忆和理性的参与，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首先克制自己的情欲和享受，必须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美德和至善。

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位老师幸福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而又经典的幸福观。他认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心灵活动。“人的德性是一种使人变得优秀并出色发挥其功能的品质。”当然，并非心灵活动一日合乎德性便可获得幸福，德性须终生践行。一只燕子不能造成春天，一日的德性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就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以抽象的面目出现的德性具体化为实践的活动，这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是幸福而且是最完满的幸福。“完满的幸福就是合乎其本己德性的思辨活动；终生从事思辨活动，这就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完满幸福；既然理智最为人所固有，那么显出理智的活动对于人就是最高尚最快乐的活动，而这样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

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不属于幸福的范畴，幸福属于理性的范畴，只有具备科学的理性，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善、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幸福。在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上，斯宾诺莎认为要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把个人幸福与公共福利统一起来。

康德对先前的经验论哲学家的快乐论幸福观进行了批判，确立了他的理性主义道德原则和幸福观。他认为断定幸福与否只能以道德法则为标准，并且只能借助道德法则来确定。一个人要获得持久的、真正的幸福，必须有理性，具有善良意志，因为善良意志本身就具有价值，就具有人所追求的最高幸福。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而在至善的概念中，只有德行才能居于最高地位。人们履行了德行，并由德行带来的幸福才是最完满的。然而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并非如此。面对这样的矛盾，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假设——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和人的意志自由。康德试图依赖于来世生活和彼岸世界，通过意志自由，把在尘世中相对立和矛盾的幸福与德行协调统一起来。这一点从积极方面来看，康德所假设的来世和彼岸世界，实际上就是他所憧憬的道德世界和至善境界。

分析以上两种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如赫拉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强调幸福就是感官的快乐，并且强调感官的快乐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在承认肉体快乐的同时更承认精神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认为精神是人类最大的乐趣所在。理性主义幸福观代表人物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则认为幸福就是要抑制自己的感性、情感和欲望而遵循理性的指引，要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丰富，不要贪图感官的享受。其实这两种幸福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互为补充，甚至存在许多交叉之处。这两种幸福观都没有对和错，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

3．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1)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观

前面探讨的感性主义幸福观把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作为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演化为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

18世纪末，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在一次对牛津大学的访问后，首次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伦理思想，即最好的社会，就是其中的公民最幸福的社会，最好的政策就是能产生最大幸福的政策。谈到个人行为时，边沁认为，最道德的行为，即是能对所有会受其影响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什么是功利原则？边沁在《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一书的开头就作了清晰而确切的说明，他认为：“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是否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标准。”边沁功利原则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增进幸福，尽可能地减少痛苦。在他看来，只要人们的行为符合功利原则，那么，不光是个人能够获得幸福，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得到幸福。

边沁认为，要想知道自己追求的幸福和快乐是否大于不幸和痛苦，是有价值标准和计算方法的。他提出了7种尺度来计算幸福：强度，即行为带给人苦与乐的强度大小；持续性，即行为带给人苦与乐持续时间的长短；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即感受到的苦与乐是否确实以及确实的程度；远近程度，即感受到的苦与乐是在过去、将来还是在现在；继生性，即感受苦与乐之后随之产生同类感受的机会有多大，即乐后之乐、苦后之苦；纯度，即苦与乐的感受是否引起相反的感受，即不产生乐后之苦、苦后之乐；范围，即感受苦乐影响的人数有多少。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的努力重新激发了人们度量幸福的兴趣。边沁作为哲学家的宽广胸怀和伦理学家的道德情感令人敬佩，但是边沁功利主义幸福观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于：对快乐和幸福的计算与追求，过分看重数量的多少。因此，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2)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观

密尔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功利就是获得最大幸福。同时，他也看到了边沁思想存在的缺陷。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数量多少的区别，还有质量高低的区别。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的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因为心灵的快乐和道德情操的快乐更持久、更稳定。在对一些事物进行评价时，质和量两方面必须同时加以考虑。我们宁可选择那些在性质上优越的东西，而数量上的多少相形之下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他说：“有知识的人都不肯成为傻子。受过教育的人都不肯变得无知无识。有良心有情感的人，即使相信傻子白痴流氓比他们更满意于他们的运气，也不会愿意自私和卑鄙。……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一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

功利主义丝毫不隐瞒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主张，因为人类实际生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总是追求某一目的，并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寻求各种工具和手段。密尔指出：“关于‘目的’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关于什么事物是可欲的(或可追求的)问题。功利主义的理论认为，幸福是可欲的，是唯一作为目的而可欲求的，一切其他的事物，只是作为致此目的的手段而可欲。”在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密尔认为社会幸福是由个人幸福合成的，个人幸福得到了满足和实现，社会的幸福也就实现了。

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主张建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为之提出了种种理论和实现途径。但是，这种幸福观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个人主义的快乐论幸福观。

4．西方宗教神学幸福观

前面所分析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幸福观，关心人类的现实命运，把人当作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者和实践者，人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来实现幸福的。可以说，这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然而，到了中世纪欧洲，古希腊原有的伦理精神逐渐衰落。与前面古希腊哲学家主张幸福的获得靠个人的努力不同，基督教提出幸福的实现在于来世，在于上帝。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奥古斯汀。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汀表达了他的幸福观，他认为，纵情肉欲不是幸福。现实中的人的本性都是贪图物欲和情欲的满足，这都是恶的。怎样弃恶从善找到真正的幸福呢？奥古斯汀认为，人们应该从皈依上帝、信仰上帝中享受神赐的幸福。幸福生活不是来自对尘世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而是来自于对上帝的敬重，一心一意地服从上帝的意志。那么，衡量一个人是否信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奥古斯汀提出了七主德，即信仰、仁爱、希望、节制、审慎、公正和坚毅。这不仅是信仰上帝的道德要求，也是通往幸福之路的行为规范。

在奥古斯汀之后，托马斯·阿奎那综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汀的幸福观，提出了“天堂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的观点。阿奎那承认尘世的幸福，但他认为，尘世幸福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是到达天堂幸福生活的手段和阶梯，天堂幸福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基础上，阿奎那提出德性分为尘世德行和神学德行两种。尘世德行又可分为审慎、公正和节制；神学德行又可分为信心、希望和仁爱。在阿奎那看来，神学德行是达到天堂幸福的必然途径。天国的幸福是无限的、永恒的，它比起有限的、短暂的尘世幸福，更值得人们去追求。

综上所述，先哲们对幸福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但纵观其中，我们并不能从中找到一个“什么是幸福”的永恒答案，似乎每个人都可基于自己的理解做出各自的解释。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在于幸福不能仅靠单纯的理论推导，还要基于人生的体验。正如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论及幸福的各种观点时指出：“一个吝啬者的幸福和一个挥霍者的幸福不能相同；一个纵欲者的幸福和一个情欲冷漠的人的幸福不能相同；一个没有节制的人的幸福和一个重视健康的理智的人的幸福也不能相同。因此，每个人的幸福都是由于他自己的自然机体以及曾经改变过他的种种环境、习惯、真实的或错误的观念等等复合因素而形成的。机体和环境既然从来就不一样，因此，构成这一个人的愿欲之对象的东西，必然为另一个人所漠视，甚至是为他所不喜的，并且，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谁也不能对助成他的同类们的幸福的东西加以评断。”

二、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Galbrith在《丰裕社会》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由此分化而出的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常常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研究。国外现代幸福感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Wanner Wilson 1967年撰写了第一篇有关幸福感的综述《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对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和概括性总结。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对幸福感等积极心理状态的研究逐渐开始盛行。

有研究者认为，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为止，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年以前)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阶段(1980—1990年)主要是建构有关的幸福感理论框架，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研究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形成了适应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目标理论、认知理论等理论模型；第三个阶段(1990—2000年)主要是对研究方法、途径和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理论进行整合；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幸福感概念模型的整合、幸福感理论模型的应用以及积极心理学体系的构建等领域。

结合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此着重述评国外有关幸福感理论、幸福感模型、幸福感来源和影响因素等研究现状，以及我国幸福感研究的现状。

(一) 幸福感的理论

1．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自我决定理论由Ryan和Deci提出，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从人格成长和整合的角度来定义动机和需要，认为动机是一个从内部动机到外部动机的连续体，自我决定的过程就是不断感知外界信息，形成自主性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的过程。SDT理论的基础是人类的三种基本需要理论，内在动机理论、认知评估理论和动机整合理论。三种基本需要理论将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三种，即胜任力需要(competence)、自主需要(autonomy)和关系需要(relatedness)，这三种基本需要对推动个人成长和整合自然倾向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建构社会发展和个人的幸福同样必不可少。因此，这三种基本需要被SDT理论认为是幸福感的三个基本因素，它们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人们以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养料。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持续的整合感和幸福感。

内在动机理论认为内在目标的追求和维持将直接提供人类三大基本需要的满足，由此而增进幸福感，而对外在目标的追求和维持将不产生幸福感，甚至会减少基本需要的满足，从而导致心理病态。Kasser和Ryan在检测人们的内在意愿、目标(例如友好关系、人格成长、满足基本需要的社区)等个体差异时，他们发现，内在目标与幸福感指标(如自尊、自我实现)成正相关关系，而外在目标与这些幸福感指标则成负相关关系。由此出发，自我决定理论侧重于研究促进幸福感的内在目标，如有意义的关系、个人成长和社区贡献等，而忽视外在目标，如财富、名望和生理吸引等。

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CET)认为，社会背景事件，如反馈、沟通、报酬等能够强化人的内在动机，并产生自我效能。如，适宜的挑战有助于强化内在动机，而外在报酬则会削弱内在动机。虽然内在动机是一种重要的动机类型，但它不是唯一的。认知评估理论认为，动机可以区分为无动机(amotivation)、外在动机等。动机整合理论则对这几种动机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

2．适应理论

奚恺元从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中发现，“曾经经历过大喜大悲的人，其情感并没有停留在极端状态之下，而是逐步回归到初始状态”。人们在刚刚经历较为强烈的外部刺激时，最初反应会比较强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经历同样刺激的次数增多，人们所体验到的情感反应逐渐弱化，并趋于原有的水平。这一过程就是适应的过程。

奚恺元进一步说明了产生适应的原因，包括生理适应，大脑对熟悉信息的模块化记忆，对外部刺激的注意力转移以及对事件结果的合理化解释。生理适应过程主要是指那些由人体自动完成的对外界的适应过程；大脑对外部信息的模块化记忆降低了处理同种外部信息所需要的大脑唤起水平，进而产生情感适应。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发现，大脑的唤起水平(表征大脑处理信息负荷的变量，负荷越高唤起水平越高)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当大脑处于较高唤起水平的时候，人们的快乐程度达到巅峰，太高了则会产生担忧、恐惧等情绪，如果太低，人们便会觉得无聊。如果一种外部刺激起初能够产生愉悦的感受，那么说明该刺激正好让你的大脑在较高的唤起水平工作；另外，注意力转移也是造成情感适应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生活中总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很难将注意力长久地保持在某一个或某一种外部刺激上，除非这种刺激对我们而言一直非常紧急、重要或者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轻易地转移到其他的刺激上，这种刺激所产生的情感冲击就会随之减弱；适应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事件结果的合理化解释。人们对一件事情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时，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刺激上，但如果对某事一直无法找到原因进行解释，那么人们的情感就会很难迅速适应。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有效提高幸福水平，根据外部刺激所造成的正向情感或负向情感，以及人们对此是容易适应还是难以适应等情况，奚恺元将刺激类型分成四类。这四类刺激分别是：容易适应的有利因素、不易适应的有利因素、容易适应的不利因素和不易适应的不利因素。奚恺元认为，在资源投入相当和刺激首次引发情感相当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用更多的资源去获取不太容易适应的有利因素，而规避不太容易适应的不利因素。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适应只是一种被动的心理过程，而积极应对则是一种主动的心理过程。有些应对行为，包括理性判断、精神信仰、赋予消极的事件以积极的意义，以及寻求社会支持，等等，都是有效的应对反应。根据研究，凡是运用这些应对策略的人，均体现有较高的幸福感。

3．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是指个体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由此而产生的幸福感体验。如果感到自己优于他人，则会感到幸福。社会比较的方式分为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向上比较是指个体使比较标准高于现实条件，向下比较是指个体使比较标准低于现实条件。向上比较会使个体的幸福感降低，向下比较则会使个体的幸福感提升。

对于社会比较理论，有人指出，具有乐观特质的人，不论比较对象的优劣而常倾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具有悲观特质的人，则恰好相反。因此，社会比较的差异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比较大。

4．目标理论

目标理论认为，个体的幸福感来自于目标的实现。目标的各个组成部分与幸福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关联的。例如，成功实现个人目标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与目标发生冲突则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事业目标的实现会提升工作满意度。

Cantor, Little, Klinger与Emmmons等研究者认为，人格不仅包括特质，而且包括了个体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只有当了解了个体生活中推动他们行为的目标时，才能理解一个人的人格。他们认为，目标的内容、个体达成目标的方式以及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不同的目标内容对幸福感的效用是不同的。有些目标可能比另一些目标更有利于产生幸福感。有一种假设认为，与人类普遍需要相关联的目标，是那些能够产生长时间幸福感的目标。根据这一假设，当人们感到饥饿、危险和孤独时，他们是不可能产生幸福感的。与此相关联的假设认为，有些目标为内部的需要服务，有些目标则为外部的需要服务。那些满足内部需要的目标(例如，自主、人际关系、能力等)会预示积极的幸福感，而那些反映外部需要的目标，则预示消极的幸福感。支持这一假设的研究表明，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赢得社会承认、学业上名列前茅等的需要，由于体现的是作为外部需要的目标，因而与个体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而满足个人的阶段性需要，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甚至建立哥儿们般的人际关系，却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确定哪些目标最有可能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

5．人格理论

并非所有的生活事件都能影响幸福感，许多生活事件是通过人格起作用的。早期的人格——主观幸福感理论派生于动力平衡的假说，认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决定他们平衡生活事件的水平和平衡幸福感的水平。生活事件可能使幸福感提升或者降低或者保持不变。当生活事件处于平衡水平时，幸福感不变；当生活事件偏离正常水平时，幸福感可能提升或者降低。但是这种偏离是暂时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调节功能，会使生活事件和幸福感水平返回到平衡水平。

动力平衡假说又分为特质理论和状态理论。特质理论又称作由上至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具有愉悦特质的人能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幸福就是他们以愉悦方式进行反应的倾向。状态理论又称作由下至上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幸福等于各种愉悦因素的简单相加。在判断人们的幸福时，只需对许多暂时的痛苦和愉悦进行心理运算即可，也就是说，幸福等于愉悦减去痛苦。如果出现正数，说明个体在总体上是感到幸福的；如果出现负数，说明个体在总体上是感到不幸福的。这种理论具有较高的操作价值，能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Watson和Clark认为，外向性的个体对积极情感具有较高的气质易感性，而神经质个体则对消极情感具有较高的气质易感性。气质或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某类独特行为的反应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人的幸福感程度。

6．遗传理论

遗传理论认为，人类的愉悦或痛苦有其基因的素质，而神经系统的先天差异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幸福感的差异。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幸福感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研究还发现，40%的积极情感变化、55%的消极情感变化及48%的生活满意感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的积极情感变化、2%的消极情感变化及13%的生活满意感变化。Braungan等运用收养的双生子研究发现，1岁左右婴儿的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基因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影响个体的行为，是通过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使某种特定的行为反应在某种特定的情景里更有可能发生，从而影响幸福感的。比如，乐观的人可能天生并不比悲观的人幸福，然而，乐观和悲观的特质可能带来不同的行为，行为的结果又导致不同的幸福感体验。具体来说，乐观的人往往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充满信心，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坚持下去，而悲观的人却常常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因此比乐观的人更容易放弃，享受到成功愉悦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7．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又称作“效价—手段—期望理论”，是北美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托·弗鲁姆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来的。期望理论认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弗鲁姆认为，某一活动对某人的激励力量，取决于他所能得到结果的全部预期价值，乘以他认为达成该结果的期望概率。期望理论用公式可以表示为：M＝V×E。其中M表示激励力量，这是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激发出人的潜力的强度。V表示目标效价，指达成目标后对于满足个人需要及其价值的大小。E表示期望值，这是指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的主观判断，达成目标并能导致某种结果的概率。

期望理论辩证地提出了在进行激励时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这些也是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三个条件。第一，努力与绩效的关系。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努力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个人主观认为达到目标的概率很高，就会有信心，并激发出很强的工作力量；反之如果他认为目标太高，通过努力也不会有很好成绩时，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导致工作消极；第二，绩效与奖励的关系。人总是希望取得成绩后能够得到奖励，当然这个奖励也是综合的，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如果他认为取得绩效后能得到合理的奖励，就可能产生工作热情，否则就可能没有积极性；第三，奖励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关系。人总是希望自己所获得的奖励能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然而由于人们在年龄、性别、资历、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他们对各种需要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就不同。因此，对不同的人，采用同一种奖励办法能满足的需要程度不同，能激发出的工作动力也就不同。

根据以上三组关系，可以推断出：成就需要决定成就动机，成就动机决定期望水平。当人们意识到取得的成就水平高于期望水平时，便产生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成就水平低于期望水平时，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以上几种理论从不同侧面解释了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幸福感的认识，也引发了对幸福感本质的思考，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目前幸福感理论模型还处于多元的探索时期，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整合与发展。

(二)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重点在于确定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幸福感的主要涉及第一个假设，很少有研究涉及第二个假设。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转向研究影响幸福的内部因素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幸福感，研究人员开始转向对第二个假设的研究。

通过参考多位学者的研究，综合其研究结论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内在因素有：人格特质，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的人格特质会产生不同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在目标和幸福感之间，自我效能感是中介；心理控制源；自我概念；耐性；目标；自我提升；应对策略；期望。

Kasser和Ryan研究了内源目标(intrinsic aspirations，友谊、社交、个人成长等可以直接满足基本需要的目标)和外源目标(extrinsic aspirations，财富、名望、生理吸引力等可以间接满足基本需要的目标)与幸福感间关系的差异。结果表明，内源目标与幸福感的指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而与沮丧和焦虑间有负相关关系；外源目标与幸福感指标间有负相关关系。Ryan等人在以俄国人为样本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检验了跨文化的一致性。

影响幸福感的外在因素有：社会支持；经济社会地位；就业与失业；健康状况；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以及健康和能力的自我评价；生活情境和社会环境等。

(三) 幸福感的研究取向与量表

对幸福感的研究，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研究兴趣出发，出现了幸福感研究的三种主要取向并形成了相应的幸福感测量量表。

1．生活质量取向

该研究取向一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后来的研究者发展了主观幸福感的维度，提出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是主观幸福感的指标，认为生活满意度反映个体对现实与愿望的差异感觉，快乐感则是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一种情感平衡的结果。

目前见到的较早的生活满意感量表是纽加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该量表涉及生活热情，毅力，所达到目标与期望目标的一致程度，身体、心理、社会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愉快乐观的心理品质等维度。坎璀编制了《自我标定梯形量表》(SAS)，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就自己当前、五年前，以及五年后预期的生活满意程度做出等级评价。安德鲁和维西等人设计了《人脸量表》，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一组不同表情的人脸，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感觉进行评价。这在研究总体生活满意感方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即要么采用单向自称量表的方法，如人脸量表，要么通过统计技术从具体领域的满意感推断出总体满意感，这样的研究结论代表性有待提升。对此，迪纳首先做出了改变，他编制了《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澳大利亚Deakin大学的卡敏斯等人编制了《幸福指数量表》，该量表包括个人幸福指数量表和国家幸福指数量表两部分，前者包括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七个方面的评价。后者包括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六个方面的评价。

2．心理健康取向

心理学家对幸福问题的关注最初是与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健康取向上的幸福感研究力图找到一种对人们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的标准，它假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在于其拥有心理上的健康，而这种健康状态主要反映在人们的情感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如果人们较多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便可推定他们是幸福的，否则就不幸福。对此，Bradburn在1963年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ABS)，该量表包含10个项目，其中5个项目测试积极情感，另5个项目测试消极情感。权衡被测试者在这两个方向的得分情况，就可以对其近期的情感状况做出判断，从而推测其幸福感状况。但也有研究者对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感状况表示怀疑，而试图从短期情感反应和长期情感体验两个方面全面地反映人们的幸福感状况。Kozma和Stones针对上述量表存在的不足，编制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3．心理发展取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理学关注的重点要么是非正常人的心理和行为，要么是正常人不健康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于正常人如何更加快乐、幸福则关注不够。从20世纪40年代起，马斯洛从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来解释健康的人生，极大地推动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Ryff等人对幸福的含义做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概念，指幸福是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达到的完美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多维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含六个维度：自主(autonomy)、环境驾驭(environmental mastery)、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积极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

自我决定理论的创始人Deci和Ryan认为，人有三种最基本的需要，即自主(autonomy)、胜任力(competence)和关系(relatedness)，基本需要的满足可以提升幸福感。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密切相关。他们对三种基本需要满足状况的测量，主要是从总体基本满足状况和领域基本满足状况两个角度进行的。在总体基本满足状况测量方面，Deci等人编制了由21个项目组成的总体《基本需要满足量表》(BNSG)，该量表包含3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7个项目)，分别测量人们在自主、胜任力和关系方面的需要满足状况。在领域基本满足状况测量方面，他们分别编制了由21个项目组成的《工作领域基本需要满足状况量表》(BNSW)，以及由9个项目组成的《人际关系领域基本需要满足状况量表》(BNSR)，其编制构想与总体基本需要满足量表相同。这样，完整的《基本需要满足状况量表》由51个项目组成，要求被测试者依据自己的体验在这些项目上做出七级选择。

(四) 我国的幸福感研究进展

我国幸福感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研究大部分与老年精神心理卫生有关，如刘仁刚、龚耀先探讨了老年人幸福感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徐兰等对老年公寓中丧偶老人幸福感和抑郁情绪进行了测评，结果发现公寓中丧偶老人的幸福感与其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对成年人群以及其他人群研究极少。90年代至21世纪初，其他人群的幸福感研究逐渐开展，如池丽萍和辛自强对城市成年人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张力为和梁展鹏对运动员满意感与自尊进行了研究，杨宏飞的教师幸福感研究，王艳梅的初中生幸福感的研究，以及徐慧兰、肖水源、陈继萍关于下岗工人幸福感研究，等等。21世纪以来，扩大了研究人群，而且出现了较好的自编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如邢占军制定了四套中国居民幸福感量表并运用于山东省城市居民及城市老年人群体中，均显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严标宾、郑雪、邱林等对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三个地区的大学生被测试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总体幸福感水平上，三个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在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上差异显著。

我国幸福感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1)邢占军编订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维度。

(2)刘仁刚和龚耀先1999年对《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MUNSH)进行了修订与试用。

(3)段建华1996年引进修订了《总体幸福感量表》(GWB)。

(4)李靖和赵郁金2000年修订了《Campbell幸福感量表》。

(5)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年试用与修订的Wotson等1988年编制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6)苗元江从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整合入手，并据此建构《综合幸福问卷》。

(7)我国台湾研究者陆洛编订《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该量表包含48个项目，所测量的维度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因素。

(8)张河川、李润仙1994年采用自编的《幸福感问卷》对中年教师的心身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自编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内容有家庭、职业、工作条件、成就、人际关系等方面。

(9)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以下简称中人网)2004年，运用《工作幸福指数调查问卷》，调查并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人工作幸福指数偏低，并研究了其中的影响因素。

以上实证研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量表的一些维度和项目可以借鉴运用到中学校长的幸福感研究中来，但是考虑到中学校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用一般的幸福感量表对其进行测量，适用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要了解当前我国中学校长的职业幸福感状况，有必要先编制一份合适的《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问卷》。

三、职业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一) 工作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与职业幸福感相关的问题是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是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新取向和新视角。主要是针对企业员工所开展的研究。2004年，中人网曾在网上发起了关于“工作幸福指数”调查，了解全国在职人士的工作幸福程度。工作幸福感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员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工作幸福”为题名，精确检索，从1979年至2010年6月11日，共有43篇论文，其中期刊全文数据库35篇，优秀硕士论文8篇。对这43篇文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1．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

关于工作幸福感维度划分的问题，迪纳等人认为可将工作幸福感分为工作中的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工作中的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对工作不同领域的满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前两者可用来对工作进行情感评价，工作中出现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可以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情感评价；后两者可用来对工作进行认知评价，即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满意度。整体满意度包括渴望变化、对工作现状满意、对工作过去满意、对工作未来满意、他人认可自己的工作；领域满意度包括外源性满意度，如收入、职位、工作环境、人际环境；内源性满意度，如知识唤醒度、人际唤醒度。

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工作幸福感做了不同的维度划分。如文峰通过访谈、开放式问卷，形成初始问卷后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形成正式问卷并进行结构检验，通过检验发现，工作幸福感是个多因素模型，分别为：工作价值、福利待遇、发展前景、环境驾驭、自我接受、人际关系、自主性。许用探讨了澳门公务员的工作幸福感。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工作幸福感包括人际关系、工作满意感、工作回报、工作目标、自我肯定五个因素。晓琳认为工作幸福感的积极维度包含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因素。工作幸福感的消极维度包含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的降低三个因素。郭杨研究了中国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由11个方面构成：工作认可感(员工的价值、能力和努力被他人认可。认可感的来源主要包括：能够支持家庭，被领导肯定，被同事、社会等相关他人肯定)、薪酬满意感、工作快乐感(指员工在工作情境中的积极情感体验，如精神饱满、良好稳定的情绪以及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等)、工作生活平衡感、工作胜任感(它包括工作负荷如工作要求、工作量、质量要求等正好与员工的能力和体力匹配，能驾驭环境，掌控复杂的活动，制定合适的目标，善于利用资源或善于创造有利的环境等)、和谐感、内部激励(内部激励感包括对工作如技能、工作类型、知识的兴趣、工作中的福乐(flow)、成长进步感、才能的发挥、从完成工作和工作表现本身所获得的价值感和满足感)、安全感、感恩和坚韧、未来信心感(对个人和组织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自主感。

2．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梳理文献中有关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工作特性因素，个人因素和工作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因素。具体包括：(1)个人动机。(2)工作特征，如工作类型、内容、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等。(3)收入，研究发现，收入和幸福感之间不是线性关系的，当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幸福感并不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4)人际关系，在信任、温情和社会支持好的状况下，幸福感程度高。(5)组织支持，组织为员工提供比较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帮助员工自我成长，实现自我价值，提高内在目标，增强工作的意义感，能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另外，组织的公平和信任与幸福感相关。(6)压力，当一个人无法应对工作要求，就会产生压力，压力过大会降低幸福感。

(二)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从已有文献看，对职业幸福感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叙事研究的方法。在调查工具上，由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测量研究刚刚起步，因此国内外的研究都未形成标准的教师职业幸福感量表，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常会采用其他因素来作为职业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如Erin K.Munn在研究中用工作枯竭、工作不满意和离职倾向作为职业幸福感水平高低的指标。

研究者们也尝试编制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问卷。曾瑜采用《人脸量表》测量中学教师的幸福感状况，在前期访谈的基础上，编制了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问卷。问卷中列出的影响因素有个人因素、组织因素、职业因素和社会因素。利用该问卷调查研究成都市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提升幸福感的对策和建议。

谢鞅采用自编问卷对初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问卷包含6个维度：对职业本身的满意度、对学校及领导的满意度、对收入福利的满意度、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与学生交往的幸福感、与同事交往的幸福感。

刘颖丽在开放式问卷、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理论构想，认为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表现在对认知疲乏、从业动机、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和成效感等方面的积极评价。个体对这些方面的评价越高，职业幸福感越强，反之，则体验到的幸福感越低。基于此定义，编制了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调查了安徽省滁州地区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本状况。

王传金的博士论文以C市的小学教师为例，对教师的职业幸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教师职业幸福感内、外两方面的实现路径，内在方面包括教师的理想、观念、道德、能力，外在方面包括物质保障、社会基础、文化导引、教育支持、健康基础等。

姜艳编制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该问卷有8个维度：领导关系、躯体健康、从业动机、成效感、同事关系、学生关系、工作情感、工作热情。

李郭保编制的农村教师职业幸福感涉及6个维度：职业认同、领导管理、收入福利、社会支持、学生交往、同事交往。

肖杰对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做了问卷调查，内在因素包括内在的兴趣(自己喜欢教师这一职业)，自己的期望值和自己的成就感，自己的能力得以实现(学生得到成长和发展)以及自主性得以实现(能真正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来)；外在因素包括物质条件(班级的人数、工作的稳定性)、组织条件(自己在学校中的地位、学校管理)以及社会条件(家长的态度、社会地位)。

束从敏编制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择业动机、同事关系、教师地位以及获得幸福和没有幸福的原因等方面，但作者没有明确提出问卷的维度，也没有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王梅从领导管理、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同事关系、自我实现、工作压力、工作本身、社会支持、家长和学生因素、整体幸福十个层面设计了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问卷。

胡小丽认为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结构由七个部分组成：组织承诺、同事关系、工作吸引力、躯体健康、工作成效、工作动机和领导关系。

荷兰学者Joan E van Horn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关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结构的研究，他们提出教师职业幸福感由情感、专业、社会、认知、身心幸福感五个维度构成。情感幸福感(情感)包括情感枯竭，工作满意，组织承诺三个方面；专业幸福感(动机)包括自主性，专业胜任力，这个概念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动机，抱负，自我效能和成就四个方面；社会幸福感(行为)包括两方面，对同事冷淡的或负面的态度和处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的程度；认知维度是指认知疲乏，是与情感枯竭相似的概念，反映了工作者的认知功能，特别指工作者能够吸收新信息和专心工作的能力；身心幸福感指存在或缺失的身心的抱怨，比如头痛、背痛。

根据Joan E van Horn等人的研究，伍麟等人认为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结构包括这五个方面，并在社会支持维度中增加了“领导支持”这一项，认知维度方面改为教师对自己工作状态、职业成就等的认知，身心幸福感改为身体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情感包括主观情感、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和情感衰竭四方面，动机包括抱负、能力、自主性三方面，社会支持包括学生、同事、领导三方面的支持，认知为教师对自己工作状态、职业成就等的认知，身体健康维度即对健康的担忧及职业病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目前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比较丰富，这对笔者开展对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研究工作是一种鼓舞，虽然目前专门针对中学校长这一群体职业幸福感的系统研究几乎还没有。前人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尤其是对职业幸福感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思路和维度划分的方法对本文有借鉴意义。

四、中学校长的研究现状

在上万篇研究中学校长的期刊论文中，目前笔者仅检索到1篇直接研究中学校长幸福感的论文。该论文运用国内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S)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测量不同年龄、职称、学历和教龄中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和人格特征，并对人格特征和总体幸福感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除此之外，对中学校长心理体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心理健康、心理挫折、职业倦怠、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压力等方面，但是研究成果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些是中学校长自己对幸福的来源、幸福体验的论述。下面，笔者分别对这些研究做一梳理。

(一) 中学校长的心理健康、心理挫折和人格等的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用的调查工具主要包括《SCL-90临床症状自评量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上海师范大学的卢家楣教授做了改编的《马斯拉驰工作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艾森克人格问卷》,《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测验》(16 PF)。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针对校长心理问题的措施。

(二) 中学校长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和其他因素一起，做相关研究，比如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倦怠，自我效能感和学校效能的关系等。

(三) 中学校长职业倦怠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有采用他人编制的问卷和自编问卷，比如，朱浩亮、黄飞、张建新采用卢家楣根据《马斯拉驰职业倦怠问卷》(MBI)改编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和王登峰的《自我和谐量表》(SCCS)对198名中学校长进行测评，发现当前中学校长的职业倦怠程度较低，并探讨了中学校长职业倦怠与自我和谐的关系。然而，校长和教师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运用《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测量校长的职业倦怠，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何进军自编了25个项目的《校长职业倦怠问卷》和肖水源1990年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广东珠三角的江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等地的中小学校长进行测量，研究其职业倦怠情况、社会支持情况及两者的关系。

(四) 中学校长工作压力的研究

主要采用自编压力问卷，探讨中小学校长工作的总体压力与工作压力的构成、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对策。刘晓明等人在其著作《校长工作压力管理》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校长工作压力及其相关问题。

(五) 中学校长自述的幸福感

一些中学校长自述对“幸福”、“幸福感”的理解，以及幸福感的来源。大部分校长谈到了幸福来源于学生的成长、教师和学校的发展，来源于个人教育理想的实现，具体而言包括上级领导的绝对信任、教师的热情拥护、家长的大力支持、一个个优秀的学生、同行的赞许、健康的身体、和谐的氛围、奋进的团队、辉煌的战果和温馨的家庭等。这些都是出自校长们的真实体验，但是比较零碎。

五、研究现状的启示和本研究的空间

前人对幸福、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系统思考的参考资料，开阔了本研究的思路。然而，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至少还存在以下不足，这些不足给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探索空间。

第一，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至今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幸福感的定义。一些研究对概念的使用比较随意和混乱，对幸福、幸福感和快乐，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等概念内涵的把握前后不一，甚至混为一谈。

第二，在职业幸福感维度、指标的把握上，把职业幸福感的内涵、来源、影响因素等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都罗列在一起，作为幸福感的维度，这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

第三，在职业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上，以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研究居多，而单纯地研究中学校长的职业幸福感还几乎没有。这对本研究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第四，对职业幸福感问题进行的大部分是概括性的、面上的研究，整体状况的研究，具体到职业幸福感的来源、影响因素是哪些，并对来源和影响因素深入分析，这类研究成果还显得比较空白。

第五，对职业幸福感外显特征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第六，专门针对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调查问卷，目前还没有。因此，编制一份科学有效的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问卷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研究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学校长的职业特点，对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内涵和外延做全面深入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维度和指标，形成相应的调查问卷，运用问卷、访谈等方法研究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状况，并对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个体差异、来源、影响因素做出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提升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