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和他的《水经注研究》
杭州大学地理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陈桥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专家。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之余，他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著述甚丰，影响远播海内外。去年下半年，学术界盼望已久的，凝结着他数十年心血的《水经注研究》，在天津古籍出版社问世。至今虽仅一年，但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势将推动当代“郦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撰。它的内容除了兼及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外，还包括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地名学等等。该书文笔绚丽，语言丰富，既有科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早有“宇宙未有之奇书”的称誉。因此后世注释、校订、研究此书的学者很多，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郦学”。
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水经注》的专集，全书共收有关论文四十三篇，洋洋三十六万六千余言，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陈桥驿认为，《水经注》是“世界最早的地理名著之一，《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成就，是我国地理学史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光辉一页”。但是“这部杰出的地理著作，曾经长期遭到后人的误解”，以致历来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偏重在“版本、校勘与注疏方面的工作，主要目的还只是为了恢复这部历史名著的本来面目，提供后人利用这部著作的方便”，“尽管许多学科，都可以从《水经注》吸取养分，但是从地理角度，对这部名著作全面的和系统的研究，毕竟应该放在首要地位”。于是他大声疾呼：“地理学界，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应该义不容辞地把《水经注》的研究作为自己学科的重要任务，按照地理学的观点、方法和要求，把这部杰出的古代地理名著，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使这部千余年来的地理名著，重新在我国地理学上发出它的光芒！”（引文均见该书“《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陈桥驿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他把《水经注》记载的有关地理学资料，一一加以搜集、整理和推究，写出了《水经注》记载的水文地理、《水经注》的地貌描述、《水经注》记载的植物地理、《水经注》记载的动物地理、《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记载的道路、《水经注》记载的农田、《水经注》记载的工业等三十篇论文，内容涉及地质、地貌、矿物、水文、土壤、动植物、农田水利、工业交通、城市、沿革、军事、名胜古迹等有关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使之古为今用。这是陈桥驿研究《水经注》的重点，在四十三篇论文中也占大多数。陈桥驿首创从现代地理学角度研究“郦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誉为“郦学一大转折点”，“郦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时代”。
其次是《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我国是世界上地名学研究历史最早、成果最著的国家，早在《榖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就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命名原则。后汉时代的《越绝书》又记载了“因事名之”的命名规律。《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地名渊源研究的嚆矢，在此志所记载的四千五百余处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达四十余处。后汉应劭的《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地理风俗记》，也对许多地名作了渊源解释，至今留存的约有一百八十条。晋代的地理著作如《太康地记》、《春秋土地名》、《晋书地道记》、《郡国志》、《九州要记》、《吴地志》、《华阳国志》、《尔雅注》及南北朝时的《十三州志》、《荆州记》、《湘中记》、《钱唐记》、《舆地志》等等，对地名渊源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在我国古代地名学研究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陈桥驿认为：“在这个时代的所有地理著作中，对地名学研究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水经注》。”“在全注约二万左右的地名中，有渊源解释的达二千三百余处。”加上《水经注》佚文中地名渊源解释“五十余处”，总共达“二千四百处左右”。这是“《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以来，在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它实在就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是《水经注》以前的一切著作所不可比拟的”。陈桥驿接着指出《水经注》不仅解释地名，而且还总结了一套“自古以来地方命名的原则”，这就是卷二《河水注》所记载的：“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因此他认为：“在我国传统的地名学研究中，《水经注》已经标志了成熟的阶段。”而且他还认为在《水经注》以后的一千四百多年中，尽管地名学研究在我国的许多地理著作里，几乎成为必备的项目，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无论在地名命名原则的探索以及渊源的解释”等方面，“都没有超过《水经注》的水平”（引语见该书“《水经注》与地名学”等文）。既然《水经注》是我国地名学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古籍，因此对《水经注》进行地名学研究，就成为陈桥驿毕生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又一内容，在认真校勘、审慎考证、反复推敲的基础上，他写了《水经注》与地名学、《水经注》记载的同国异名、《水经注》记载的一地多名、《水经注》记载的异地同名、《水经注》记载中的有地无名、《水经注》地名错误举例等一系列文章，使传统的“郦学”研究另辟蹊径，面目一新。
第三是有关《水经注》版本的研究。《水经注》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北魏延昌、正光之间（约公元515—524年），而它的第一个刊本为北宋成都府学宫刊本，前后相差五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水经注》的流传完全依靠辗转传抄，于是造成了残缺错漏、经注混淆、钞本互异等严重情况，不经过校勘，实无法卒读。历代治郦学者，为了恢复《水经注》的原貌，诚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几辈人的艰苦劳动，到清代终于出现了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戴震为首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及近代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等优秀版本，大体恢复了这部名著的旧观，为我们今人利用和研究这部巨著提供了方便。但是陈桥驿并不满足于这些版本的成就，因为“不仅自宋代以来缺佚的五卷未曾补足”，而且“实际上缺佚断不只五卷二十余篇，二十余篇以外的各篇中，缺字佚句的亦所在多有”。因此，他还非常重视《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和辑佚工作。他遍搜《水经注》各种版本（经本书引用的就有三十一种之多），悉心校勘，严谨考证以辨真伪，他遍查古籍，搜索佚文，并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写了论《水经注》的版本、《水经注》版本余论、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论《水经注》的佚文、《水经注》佚文等一组论文。仅以《水经注》佚文为例，在一百五十余种古籍中，搜集佚文共达三百六十五条，采取表格形式，有出处，有考证，务使《水经注》能成完璧。其用心之苦，功力之深，由此可见。为此，他还向“郦学”界同仁提出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刍议，要求新版本能够代表现代科学水平，这就是要有统一的体例，正确的文字，完整的内容，科学的注疏，详悉的地图，集历代各家“郦学”研究之大成，广采现代科学技术之成就，为后人使用《水经注》提供方便，为“新郦学”提供更完整的佳本。
陈桥驿在《水经注》研究过程中，不仅重视文献资料，还非常重视野外考察和调查研究。他认为郦道元是非常重视实践的，“但后世替《水经注》作注的人，却往往专事引经据典，从书本到书本，在工作方法上反而比郦道元倒退了”（见该书“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刍议”）。为了要编纂《水经注》新版本，他试作《水经·渐江水注》补注。尽管他案头上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料，对浙江的山川形势又了如指掌，作这样的补注对他来说完全是驾轻就熟，但他仍是严肃对待，稍有疑点，总要查个水落石出才欣然下笔。例如《水经·渐江水注》的这段注文：“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 …水悬百余丈，濑势飞注，状如瀑布。”为了弄清苏姥布的确切位置和现状，1980年秋他约我同赴衢州考察，在衢州城西门衢江之滨来回踏勘，并深入群众亲访老船工，终于考定苏姥布（船工称苏姥滩）在今浮石渡，今浮石潭即为其泷壶。又如为注泄溪五泄瀑布，又与我亲去诸暨，时五泄风景区尚未开辟，道路崎岖，他不畏艰险登响铁岭，绕雷鼓山，居高临下，俯瞰五条瀑布首尾相衔的全貌，证实了《水经注》“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的真实性。再如《水经·渐江水注》有关天目山瀑布方位的描述，殿本作“东面有瀑布”，王校明钞本作“南有瀑布”, 《名胜志》所引本作“东西瀑布”。这“东面”、“东西”、“南有”的差别，显然是由于辗转传抄所造成的，谁是谁非，单凭校勘是很难考定的。虽然这一字之差完全可以采一家之说或罗列诸说来进行注释，但他不轻易放过，提出“必须在天目山地区继续进行古代瀑布遗迹的查勘工作，才有可能最后加以考定”的正确意见。为此我曾衔命前去考察。由于天目山有西天目山、东天目山两山，西天目并无明显瀑布，东天目在昭明禅院东有东崖瀑布、西有西崖瀑布，这就与《名胜志》所引本的“东西瀑布”相吻合。但进一步钻研《水经注》注文，其所记载的瀑布位置与溪水流向，应在西天目。几经反复周折，最后终于在西天目东麓、鲍家村北的西关龙潭找到了《水经注》所记载的天目山瀑布的遗址。瀑布虽因新中国成立后建西关水库，水源断绝而消失，但其下龙潭尚存。于是“东面”、“东西”、“南有”的校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以殿本“东面有瀑布”为是。陈桥驿就是这样既重视文献资料又以实地考察相验证，细致地进行《水经注》研究的。
树有根，水有源，陈桥驿和这一奇书结下终身不解之缘，也非偶然，而是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受到广见博闻的老祖父的熏陶，开始接触《水经注》，书中的奇趣异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萌发的种子。年齿稍长后，他又倾心于此书丰富而生动的语言文字。待他成长和地理科学接触以后，才真正认识到《水经注》的科学价值。于是他对《水经注》“感情弥笃，兴趣倍增”，立下私愿，要步郦道元的后尘，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一类的科学巨著。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执教之余，风云奔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处搜集资料，考察祖国山河，累积了数千张卡片和几十本数十万字的笔记。在十年浩劫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关入“牛棚”，在“牛棚”里，他不顾环境险恶，用“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伪装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冒险阅读。后来“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发现这个“大逆不道”的秘密和他珍藏的几十万字的研究笔记，勒令他在五天内交出这些“黑材料”，为了不使多年的科研成果毁于一旦，他发动妻子儿女，在晚上用黑布蒙着电灯，通宵达旦分头抄录，甚至当时年仅十一岁的小儿子，也自告奋勇在屋前屋后放风。这样整整五夜，一家五口终于抄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了一个虽然潦草不堪却极其珍贵的底本。这些极富戏剧性的情节，都忠实地记录在该书首篇“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之中。陈桥驿就是这样沉溺在《水经注》研究的学海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取得了“郦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四人帮”打倒后，陈桥驿的写作热情，像火山似的迸发出来，仅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计，先后出版、发表专著十余本，学术论文八十余篇，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专家。
《水经注研究》所收的四十三篇论文，是他数十年中陆续完成的科研成果的一部分，1980年应天津古籍出版社之约，交该社出版。由于冷僻字多、排印困难，出版期拖延甚久。但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国内外报刊、学者已多次提到此书的出版。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学者经常来函询问此书出版的消息。1983年秋季，陈桥驿在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作《水经注》的讲学时，该校研究生已将此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日文，在该校学报发表。去年春季，陈桥驿夫妇再度去日本讲学时，奈良女子大学“郦学”家户祭由美夫教授特在电脑中录出贺词，预祝此书的出版。就在此书出版的前夕，《光明日报》于1985年六月九日报道说：“最近，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鸿篇巨制《水经注研究》和《水经注疏》即将出版。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水经注》的专集，著作虽然尚未问世，但已经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水经注研究》出版后，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几位老前辈都欣喜万分，或致书祝贺，或发表评论。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说：“《水经注研究》的出版，势必将大大推进国内‘郦学’研究，深为‘郦学’将进入一新时代庆幸，… …这当然是必传之作。”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誉之“为《水经注》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 …为专攻历史地理学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研习经典著作的范本”。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评论说：“数百年来，治《水经注》者，率皆以补正文字、注疏郦意，前后相因，未能稍离此一窠臼。虽期间亦颇多精意，迭有名家，然长此下去，殊不易再著硕果。”而陈桥驿“用新法研治郦注，别开新面，为郦学一大转折点，其影响当非十年、百年所限，正是一大功德”。日本国立大阪大学斯波义信也称此书为《水经注》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日本关西大学藤善真澄教授来信告知，该校“大学院（即研究生院）已将此书定为研究生教材”。《水经注研究》出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由此可见一斑。
《水经注研究》一书，仅仅是陈桥驿把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公之于世的开端，他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也将会源源不断地问世。例如具有一百七十万字的点勘本《水经注疏》（与南京师范大学八十九高龄老郦学家段仲熙教授合作）已于前年交稿，今年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另一种由他单独校点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将于明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一专著《郦道元与水经注》也已于去年春天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于今年出版。《水经注研究二集》（收集有关论文二十篇共四十五万余字）的编撰工作也已完成，交山西人民出版社。接着他将着手编写一部二百万字的《水经注辞典》，并组织国内有关力量，实现自己的创议，编纂一部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水经注》新版本和编绘一套新《水经注图》，把“郦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以上宏伟计划已得到不少知名学者如谭其骧教授、史念海教授，不少单位如地图出版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等的赞助与支持。在上述任务如愿以偿后，陈桥驿还计划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郦学”学术讨论会，成立国际“郦学”研究会。这样的研究会，其实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许多知名学者所建议和期盼的，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如今年三月中，国际地理学界知名学者陈正祥教授从香港写信给陈桥驿教授说：“弟长期以来，拟约集同好，组织一个国际性的‘郦学’研究会，… …现在看来，实应由吾兄主其事，地点在杭州，约集全世界对‘郦学’有兴趣及有造诣者，集中力量，作一些急需完成之工作。”一个月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邹逸麟教授致陈的信中，也盼陈先生能登高一呼，“成立一个《水经注》研究会，将‘郦学’发扬光大”。我们深信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国内外学术界密切配合下，陈桥驿教授的这一远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郦学”研究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能够大放异彩，登上新的高峰。
一九八六年六月
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4期，第70—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