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历史地图考释》绪论

屠剑虹研究员的又一大部头著作《绍兴历史地图考释》即将公开问世，令人为绍兴这座文化古城感到异常鼓舞。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后，我们的文化人之中，也有少数先知先觉者，他（她）们都是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这中间，屠剑虹研究员就是一位佼佼者。在20世纪末期，她就以《绍兴老屋》（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这部巨构震动这个“后遗症”缠绵的文化界。“老屋”是什么东西？是“破四旧”的重要对象。却在这个时候挺起身来，真是石破天惊！

我受嘱为该书写“绪论”，当然有很多话要说，但为求行文平和，只好借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来缓和一下对当年“破四旧”的恼恨。例如我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他们保护‘老屋’的机制和具体措施。”对于自己的国家，我只说：“我们对于‘老屋’的保护，确实存在着一些机制上的缺陷，造成了许多城市‘老屋’过早地和过度地破坏。”其实当时心里想的是，“老屋”被毁，于今为甚！应该引起深刻反思。对于我自己，我在绍兴的“老屋”也遭遇“破四旧”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古城保护中的悲哀。据此书作者在《旧子城图》中所示：“子城建于宋代”，“作为城中的子城长期存在”。而宋代子城的街衢为“一纵三横一折”。“三横”之一有“大郎桥向东至车水坊”。在此图上，也可以看到从大郎桥到车水坊是一条宋代就存在的大路。我自幼就在这条大路中的一座著名“老屋”——即明隆庆五年状元张元忭的府第（清嘉庆年代张氏后人出售于陈氏）中成长。这条古老的车水坊中，著名的“老屋”还有王氏“人瑞”，我曾进去过，台门显赫，屋宇高敞宏大，后园亦大而且濒河。此外还有吴氏“大夫第”。但竟于“十年灾难”以后的1992年，在城市建设中，将整条宋代大路车水坊及全坊的一切建筑整个夷毁。

我有幸利用为《绍兴老屋》写“绪论”的机会，把我从小生长的这座状元府第作了简单的记叙。但当时没有记及后园，后园甚大而多树木，其中一棵最大的樟树，当时我们念小学四五年级的堂兄弟要三人才能合抱，而我祖父则说在清同治年代他识事之时，此樟树已和我们当时的一样粗大，说明当是张氏建府时已经存在的古木，或许已近千年。它也和全园树木一起遭砍尽无遗，令人不胜怀念和悲愤。1992年宋代古道车水坊的被彻底夷毀，既是“文革”的延续，而由此也更显示如《绍兴老屋》这类著作的值得重视。

屠剑虹研究员在《绍兴老屋》以后，又先后成就了《绍兴古桥》（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上下二册）、《绍兴街巷》（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上下二册）、《绍兴古城》（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一部又一部的皇皇巨构，相继问世。所有这些，都是她艰辛考察采撷的难得成果，而且在内容上都是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历史文物。接二连三地出版这样性质的大部头著作，不仅要有深厚的功力，而且要有锐利的远见。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现今很多人正在做或者只想做的仅是子夏所说的后一半“学而优则仕”，他们把做学问作为一个新时代当官的敲门砖，一旦戴上乌纱帽，为人、为官的责任均在脑后，根本就不再想到“仕而优则学”的事了。

我在这方面非常佩服胡适，他已然“学而优则仕”，曾于1938年4月到1942年8月担任了四年多的中国驻美大使，抗日战争时代的驻美大使必然是很忙的，但是他绝不忘记子夏名言的上半句：“仕而优则学。”这四年多之中，他仍然出版了诸如《藏晖室札记》、《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国语文法研究法》、《知识的准备》等学术著作和论文（拙著《我说胡适》, 《辞海新知》1999年第4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当年，他戴的乌纱帽不算小，任务也相当繁重（绝不是每天开许多无聊的会议，念秘书为他写好的“报告”或“指示”），但仍能奉行“仕而优则学”这种我国传统的文化准则。

我同时也很佩服我的同乡前贤蔡元培先生。他担的政务很多，但著作也确实不少。正因为此，所以我也非常佩服屠剑虹研究员，在当时后一代的文化人也因这十年的文化灾难而犹豫、彷徨之时，是她第一个以其魄力和远见，出版了《绍兴老屋》这部专著，毅然冲破了缠绵已久的“文革”后遗症。从地区来说，她所记叙的只是绍兴这个历史文化古城，以后陆续出版的三部也都是如此。但她的功绩，不仅在于揭示了这座古城的历史文物，抢救了不少古城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对当时其他各地的观望犹豫者做出了榜样和鼓励，让全国各地许多心力有余而胆识不足的文化人也动笔著作。从此，书店里就出现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再不是一片“宣传世界”和“小说世界”了（我绝无贬低文学小说之意，只是那时的“小说”，有不少确实粗制滥造，内容庸俗，花几个礼拜就可以写出来的）。

从《绍兴老屋》到《绍兴古城》，各书记叙论述的多是这座古城的文物。依此可见，自从1950年以来，对这座古城的文物破坏，实在不可低估。他们除了对文物疾恶如仇的盲目意识外，实在极端缺乏现代科学知识。诸如填塞河湖（包括城内作为前山阴和会稽分界的府河）、破坏桥梁、拆毁古建筑等等。由于这类人往往有权，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例如市内河湖中的淡水资源，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了，关于这方面，我在《越文化与水环境》（载王建华主编《越环境与水环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中，已经解释清楚。全世界都已经重视的事关民生的大事，这批人却茫然无知。既可恨，也可悲。

作者以往的四部巨构，都是与文物关系密切。现在，作者的又一部巨著《绍兴历史地图考释》将公开问世。真想不到，我们的研究领域，竟凑到一起了。所以对此赘述一番其中的过程。当我们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中，当时也曾开了一个涉外的小小窗口，那就是以几种外文出版的期刊《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1963年年底，此刊英文版曾向我约稿，要我用英文写一篇《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Map Making in Ancient China）（《中国建设（英文版）》1965年第4期）。因为写这篇文章必须参考《晋书·裴秀传》，此传中是首先提出我国古代的所谓“制图六体”的。这“六体”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了把这六个词译成英语，我确实花了一番功夫。这其实是我生平所写的第一篇历史地图学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几位名流如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主编的各类历史地图先后出版了，他们都嘱我撰写书评，而且都发表在著名的刊物上。以后，地理系招收研究生，也请我为研究生开设“历史地图学”课程。因为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不易找到，所以我在虚龄89岁那年仍勉强开出过一次。现在读了屠剑虹研究员关于这一门的专著，对比之下，我做了一点反省，发现我为研究生开设的“历史地图学”课程，其实就是地理系本科生“地图学”课程的后续，在理论上有价值，也有必要，但是并无立竿见影的实用意义。高校地学研究生教师中，能开设此课的虽然不多，但研究生们获得了这种知识，是否有实用的机会和能力，我事后并无调查研究。总的说来，这类理论性的课程，要付诸实用，还需要有一定的机会。所以修读过研究生的“历史地图学”课程，又能付诸实用的，估计恐怕不多。

而今，屠剑虹研究员把这种地方志上的材料，在一个地区派上用场，为这个地区说明了许多问题，并为这个地区今后的改造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尽管她所利用的方志地图，既不是新式地图，也不是《裴秀传》中所谓“制图六体”的古典地图，而是一种我们通常所称的“示意图”，但作用还是相当广泛的。不说别的，只以水利为例。宋代有些学者认为当年鉴湖的湖田连片，因此鉴湖的湮废，这是对绍兴不利的一种自然变迁。我曾为此做了几年的现场考察，并参阅历史文献，肯定宋人的“湮废”之说不足信，而是鉴湖的水体北移，是山会平原水利的发展（拙文《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 《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又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直到今天，山会平原仍是由会稽山为水源的鉴湖水系。我当年花许多文字说明的问题，在《绍兴历史地图考释》中，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屠剑虹研究员在这一领域，应该是专家了。

各市县都有历代修纂的地方志，这些方志中也都有这类“示意图”。希望屠剑虹研究员从事的这种研究成果，能够为其他各地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

最后我要补述一下，由于《绍兴历史地图考释》的问世，令人为这座文化古城感到异常鼓舞的原因：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说威尼斯市长在卸任时告知他的市民，他在任30年，对威尼斯人民最大的贡献是，30年里他没有新建过一栋楼，因而古城得以保护。今天我们面对已无法恢复的古城，感觉虽然凄恻，但由于屠剑虹研究员等一些有识之士的毕生努力，终于使我们古城的历史得以补救，这实在是一大善举！

陈桥驿

2012年11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屠剑虹编著：《绍兴历史地图考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