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契阔:陈桥驿先生学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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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序言)

家乡绍兴要为我这个浪荡外地的游子兴修一座“陈桥驿史料陈列馆”,由于我自知身份根本不配,所以推辞颇久。但建馆的具体负责人,绍兴市城建档案馆馆长屠剑虹研究员,却坚持此事,甚至亲自莅杭说服我的家族。而且消息还传到域外,日本东洋文库的十几位专家,以大田幸男教授为首,竟也执意来华参观。他们是约定日子与我来讨论《水经注》的若干问题而惠临舍下的。十几位专家在我的客厅兼书室中谈论了整个下午,最后才提出,因为绍兴市正在为我建“馆”,所以次日还要去绍兴参观此“馆”。其实此“馆”当时尚在措建之时,我力劝他们不必多此一行。但他们早已排定日程,志在必去。我不得已连晚把此事以电话告知绍兴,而屠剑虹研究员在次日也只好到屋舍尚未拆卸的“馆”址街上接待他们,向他们作了一些介绍。日本人动作快,返国后不过十天,就寄来了精印的纪念画册,以拙照半身像作为封面,册名题作:“敬赠陈桥驿教授(财)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屠剑虹研究员在“馆”址外街上接待他们的场景,也列入此册之中。

记得日本学者来华是2007年暑假,而此“馆”的建成开“馆”已在2009年初冬。但因东洋文库是日本收藏汉籍最多的图书馆,与中国各地的接触甚多。我的“八十诞辰画册”中,曾有我们夫妇在此文库门前的照片一帧。当年,我们多次去此库,经常遇到中国的学术团体或个人,也遇到若干到此库的欧美汉学家。我自己则曾应邀以“客座教授”名义,在该国的三所名牌大学研究生院,先后任教过三个学期,“客座教授”与一般讲学不同,必须开设一两门课程,而且教满一学期。我曾在关西大学(1983)、国立大阪大学(1985)、广岛大学(1989)三校的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又在其他几所大学讲学,那边熟悉我的学术界人士不少。所以在绍兴市兴建此“馆”的消息,早已传到了日本。我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这次有劳他们空跑一趟,又寄来了这样精美印制的照相画册,于心实在难安。

屠剑虹研究员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她自己也已著作等身。在此“馆”的创建中,她确实花了极大精力。“馆”址位于21世纪之初被授予“联合国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奖”的一条所谓“古城老街”仓桥直街之上,开馆以后,绍兴市领导率先前往参观,此后,外地学者和学校师生,有组织的或分散的,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留言簿上写的多是溢美之词,使我更感惭愧。

开馆不久,此馆即用高级纸张,印制了折叠式的《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简介》赠送参观者,折叠四页,前后就有八面,除文字外,还有我自己也不曾看到过的缩小照片十余幅,显然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搜集功夫。而此后,绍兴市城建档案馆,竟又以《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画册》为名,以高级纸张印制了五十页装订的大32开专册,封面上并有“郦学泰斗,越乡巨贤”八个大字,专赠到馆参观的领队人或其他较为著名的学者。印数甚多,花费当然相当可观。我虽然在1994年承国家人事部文件作为“终身教授”,但毕竟是个教书匠,面对这部装潢精致和满篇溢美的相册,实在感到无地自容。绍兴市和屠剑虹研究员如此厚遇于我,而我这个外地游子,却一直不曾对家乡作过什么贡献,真使我为此而战战兢兢,于心十分不安。

这部照相册印发之际,恰逢台北三民书局于2010年为我出版了《水经注撷英解谈》,卷末有该局编辑自行统计的“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目录”二页,列举了我对此书各种版本的校勘及论文集等共27种,每种都写明出版处和出版时间,这让绍兴陈列馆更有了所谓“泰斗”的依据。其实,对于此书,我无非从青少年时代因它的文笔优美生动而感兴趣,所以一直随带浏览。1950年以后,又因此书不涉政治,以为比较安全。当时高等学校的上课又很不稳定,不上正课,我也就不必备课,这样就增加了我阅读此书的时间。现在竟被这部照相册印上了“郦学泰斗”这个实在与我很不相符的称谓。于是,我的一些旅游业界的朋友,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在毕业后进入旅游行业的,因《水经注》中曾记叙了许多名胜古迹,因而敦促我加以整理,为当前正值欣欣向荣的旅游行业服务,为这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做出贡献。这些朋友们多认为我学郦一生,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旅游界和其他不少朋友对我的这种鞭策是很正确的。我虽年已九旬,但上苍给我在记忆力和其他思维方面都还比较正常。今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的《水经注地名汇编》此书初版印两千册,但定价要398元,实嫌昂贵。16开本上、中、下三册,共有一千三百余万字。所以,按当前身体状况,写作一本《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尚非十分困难。不过旅游界朋友敦促我撰写此书,无不说明,此书是要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服务的。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这样设想。但问题是,《水经注》按其书名就是为《水经》所做的《注》《水经注》全书有三十四万五千余字,为《水经》的二十余倍。。《水经》不知撰者,但按考证处于三国曹魏《水经》以往的通行考证是“三国时作”。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此《经》地名作了认真考证,才断言是“三国魏人”所作。参见拙著《水经注校证》卷首《校上案语》注。。《水经注》则是北魏时期郦道元的作品,都是距今一千余年甚或近二千年的文献。虽然其中确实记叙了许多名胜古迹,但二者都常常引及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及《禹贡》等书。这类战国古籍,当然很有价值,只是书中记及的名胜古迹,夹杂了许多上古的神话传说。特别是《禹贡》,作为一部儒家宗奉的经书,《经》、《注》作者都必须遵循。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可以为例,《禹贡》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的作者是否知道这是《禹贡》的错误,因撰《经》者是何人,我们尚不清楚,所以还无从根究。但郦道元却是明知长江的江源并非岷江,这从他以后的几篇中都可以证明,而他在《注》文中也随着《水经》说:“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这实在是由于他不敢违背作为《尚书》一篇的《禹贡》。因为儒家尊重经书,这是长期来沿袭的大道理。所以在此书记叙的名胜古迹中,往往也有这类情况。

《水经》开篇的第一句是“昆仑墟在西北”。《注》文也就按《经》文提出昆仑丘、昆仑之山和其他不少别名,最后指出,此山是“太帝之居”,并且引用了专述此山(今已亡佚)的著作《昆仑说》。又说:“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为槛,而有九门”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他从《山海经》、《外国事》、《西域记》、《扶南记》、《淮南子》等今或存或佚的文献上引来的,当然都属于名胜古迹。既然已经上了郦书,我当然应该照录不误。但仍须加上说明,此是“神话名胜古迹”或“传说名胜古迹”。其实都是并不存在的。

还须说明的是,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其实并无具体地理位置,但我们今天的地图上,把它绘在新疆南缘和西藏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实在是汉武帝所定的,按《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汉使(指汉武帝派遣的张骞)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命河所出之山曰昆仑山。”于是,昆仑山就这样落实了。

《水经注》的卷一、卷二,虽然卷名都是“河水”,但其所记叙内容,有大量是今印度半岛境内事物。如“新头河”、“新陶水”等,此“新头”和“新陶”,即是今印度(India)的别译。卷十四所记的“水”,大部分都在今朝鲜半岛境内。这类卷篇中,也有不少名胜古迹,而且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实际存在的,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在我国国境之内,当今是否仍然存在,了解也颇不易。所以这类名胜古迹,虽然也都录入,但也加说明,这是“域外名胜”或“域外古迹”。

此外,此书《经》、《注》记及的内容中,特别是今我国国境的西部和北部,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在《注》文的西北卷篇中,因为记叙的地区多通行梵语,从《注》文估计,郦道元是粗通梵语的,所以对不少梵语事物地名,都能做出解释。例如“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这个梵语地名,至今可以便利地用梵语复原,为梵语Punda Vasu参见拙文《水经注研究中的非汉语地名》,载《中国方域》1993年第5期,收入拙著《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所以“半达钵愁”汉译就是“白山”。但对于我国的北方,不仅民族众多,而且这些民族的流动性很大。尽管许多少数民族到后来都有所汉化,但记叙事物地名谨慎的郦道元,对这个地区,包括他入仕的部族拓跋鲜卑曾建都(平城,今大同附近)过的今山西省,不少地名,他在《注》文中都无法根究,只好常用“北俗谓之”一语加以交代。所谓“北俗”,就是少数民族。郦氏用这样文字记叙,就是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作风。郦注卷三《河水》曾记及“统万城”:“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郦氏常在《注》文中解释地名的名称由来,全书记载的约两万地名之中,他做出由来解释的有二千四百余处之多,但对这个“统万城”,他却不置一词。这说明赫连族存在的时代虽然距他不远,但由于部族流散,语言泯灭,他已经不谙其义。而到了唐朝初年,以房玄龄等为监修的《晋书》之中,在《赫连勃勃载记》下,却把此城按汉字之义解释作“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从此以后,从《元和郡县志》直到现代的《辞海》,都按唐修《晋书》沿袭了这种解释。其实,赫连这个为时不久就流散的小小部族,懂不懂汉字尚可怀疑,怎能以汉义命名这个大城呢?所以缪钺先生在其所著《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统万”即是该族流行的“吐万”,“统”、“吐”是一音之转,怎能与汉语混淆?我在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做的序言中,也按缪氏之意说明了这个问题,该辞典也不再用“统一”、“君临”这种解释,而是说:“此乃胡语地名”,从而肯定了《晋书》的错误和缪氏的纠正意见。

《水经注》记叙的名胜古迹,有许多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例如卷一《河水注》中引法显语所写的一段从中国西境入印度的山道:“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这类名胜古迹,郦注中记及的不少,但现在已经不再存在,因为交通建设的进步,如我在拙著《郦学札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中记及的“左担道”一样,早已废弃,由康庄大道所代替了。所以必须说明,这些是“今已不存的名胜古迹”。这类说明相当重要,因为现在有号称“驴友”的一族,他们以冒险攀悬为乐,如果不加说明,则“驴友”们认为张骞、甘英不能到,我们却能到,从而会冒险远行的。因为我几次在电视上看到,像在杭州、临安这些天目山尾闾的丛山古道中,有“驴友”们因迷失道路用手机求救。于是,在半夜三更,消防队员和其他好心人登山搜索,最后虽然找到,但其中有的已经受伤,个别甚至滑下悬崖殒命。所以《水经注》时代确实存在的不少名胜古迹,后来早已湮废的,说明“今已不存”,于事很关重要。

郦道元身居北域,所以对北部中国的名胜古迹,多数都为他所目击,当然记叙得惟妙惟肖。但当时南北二朝分立,他的足迹,毕生绝不到达南方,而对南方的名胜古迹,却也能记叙得生动逼真,这显然是他仔细阅读了南方文献而写成的。在郦氏时代,雕版印刷尚未出现,他所披阅的南方文献都是那个时代的手抄本,寻觅也甚不易,增加了记叙南方人地事物的困难。却也因为他按其辛苦觅得的南方文献,把南方的人地事物记入其书,此后这些南方文献相继亡佚,幸有郦书的记叙,让不少南方的名胜古迹留在人间。例如今诸暨的五泄瀑布,至今仍是诸暨的重要名胜,却不见于南人撰写的古籍,郦注竟是最早记叙这处名胜的古代文献。说明他当年阅览的诸如孔灵符《会稽记》之类的南人著作,后来都告亡佚,而赖郦氏的记叙,才让这些南方名胜,留入北人的文献之中。长江三峡这处南方绝胜也是这样,从郦氏书中自叙,他当年是依靠诸如袁山松的《宜都山水记》和盛弘之的《荆州记》等当时目击者的记载而写入其书的,确实因他的写作技巧而使这处胜境显得有声有色。但他当年依据的这些文献如《宜都山水记》和《荆州记》等,以后都遭亡佚,也是依靠郦氏当年搜索到南方这些文献加以引用,才得以在古代文献中留下了这一处重要的南方胜迹。

当然,郦氏记叙的名胜古迹中,有些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较《水经注》记叙的有了发展和增新,但名称与郦书已不相同。对于这一类,显然有裨于今天的旅游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事物。例如卷三十七《澧水注》中记及的不少风景佳处:“澧水又东历层步山,高秀特出,山下有峭涧,泉流所发,南流注于澧水”,此一篇中,这类胜境很多,加上郦氏的文字生动,让人百读不厌。这些地方,或许就是当今的名胜地张家界,也可能是张家界的一部分。至于如龙门瀑布、长江三峡等类,则地名也都未曾多变,名胜古迹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比郦氏记叙的多所增新发展。但郦氏的记叙文字,栩栩如生,游人以郦书古今对比,益感《水经注》的描述的确引人入胜。

今天,旅游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从电视和报刊中,大家都能看到各地介绍当地名胜古迹的广告,用以吸引游客们的光临。专门记叙一城一区的这类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为此,这部一千多年前的著名文献《水经注》,确实应该受到当前旅游业经营者的重视和利用。这对此书记叙中涉及的有关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必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旅游界也还得钻研此书的记叙。这是因为,《水经注》记及的各地名胜古迹,有的不仅至今仍存而且有所扩充,但有的却已经湮没不存。例如,郦书中记叙了各地的许多寺庙碑碣,在北方,多是他当时亲见,如因“白马驮经”而建成的我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就在北魏的首都洛阳。虽然“白马”驮来的全部佛经在浩劫中全部化为灰烬《洛阳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三卷《文化艺术志》记载此事经过甚详。,但美轮美奂的寺院建筑仍然存在,是去洛阳的旅游者必到之处。我因平时并不留意这方面的讯息,不清楚郦注记及的北方寺庙是否都仍存在,或是有所废弃。例如卷十四《鲍丘水注》的“观鸡寺”,是一座结构特殊的建筑,价值不小,不知是否尚存。至于此书论及的南方寺庙及其他园林和亭台楼阁,则废弃的或许为数不少。这些见之于《水经注》的古代名胜古迹,都是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应为现代旅游业经营者所逾格重视,尽可能将已被弃置的加以恢复,并且抄录郦注原文,制成碑碣,树立其间。郦文优美生动,必能获得游客的欣赏和重视。至于郦氏所记的各地碑碣,废弃不存的或许更多,对此类事物的恢复,比前者更为简易。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当今旅游业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整编此集,除了郦学研究是我长期的爱好之外,而当前蓬勃兴起的旅游业及其更为美好的远景,也是我所希冀和乐意添上这一砖一瓦的。


说明:本文原题为《〈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4页。因该文实际上为陈先生编著的《〈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一书的序言或说明(该书尚未正式出版),故这里定题为“《〈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