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论丛》序

在今浙江省境内，南起宁绍，北到杭嘉湖，并且及于苏南，在地理上常被称为吴越之地。这是由于春秋时代在这个地区存在句吴和于越两国而起源的。最早记及这一带地理区划概念的是《国语·越语上》:“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韦昭注：“今嘉兴御儿乡也。”清顾炎武《一统志案说》卷十《浙江》:“石门县东有语儿乡，即古御儿也。”《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吴越分疆于此。”最近新修的《桐乡县志》第四章《乡镇》“崇福镇”下记及：“镇东的南沙渚塘，古时称语儿中泾，又称语溪。”今崇福镇即前崇德县，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石门县。

对于吴越分疆，古代文献并非一种说法。《史记·货殖列传》说：“浙江南则越。”“浙江”是古代越语地名，即今钱塘江，所以《史记》认为吴越以今钱塘江为界。从此说的古人不少，《论衡·书虚篇》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余暨”即今萧山，“钱塘”是秦所建县，在今杭州域内，故王充同意司马迁之说。说得最清楚的是明徐渭，他在《半禅庵记》（《青藤书屋文集》卷二十四）中说：“由吴达越必经钱塘，江心之际，吴越分矣。”对于吴越疆界的不同说法，其实是因为春秋时代吴越两国多次交战，胜负互见，国境屡有变迁的缘故。所以吴越作为一种地理区域的概念，在今天只能大体言之，并无严格的界线。

秦始皇敉平东南地区，由于防制强悍的越人反抗，除了驱赶和强迫这个地区的越人迁移以外，又把句践的故都大越改为山阴，在吴越旧址建置会稽郡，郡治置于吴（今苏州），很有不再称这个地区为“越”的心愿。西汉在高祖六年（前201）以后，这个地区先后置荆国、吴国，甚至在会稽郡恢复以后，这个会稽郡又常称吴郡。稍后又出现“三吴”的名称。《水经·渐江水注》释“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也。”说明在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以后，会稽仍是“三吴”之一。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越”作为一个区域地名，在官方文献中确实极少使用。但是到了隋大业元年（605），越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终于又正式出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这个州的领域包括现在的整个宁绍地区。到了唐朝末年，以杭州为基地，称雄于今苏南和浙东的钱镠，于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吴越王。而次年，钱镠就自建天宝年号，将其控制的这块地盘称为吴越国（后梁直到十五年以后的龙德三年才正式承认吴越国，其时已在吴越天宝十六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之一，也是吴越作为一个区域名称的嚆矢。吴越国称其首都杭州为西府，而把越州称为东府。从此，吴越作为一个地名及其大体的区域范围也就基本确定了。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阐述吴越这个地名，因为从空间范围来说，其中的一部分地区，正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地区的渊源来历交代清楚。而我在这个地区之中，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宁绍平原，特别是这片平原西部的绍兴地区。由于我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我的研究显然着重于这一带历史时期的地理演变，当然也涉及诸如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地名学、文献学、方志学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现在统统可以归入广泛流行的所谓“文化”领域，所以书名称为《吴越文化论丛》。

收入此书的五十多篇论文，是在四十多年时间中陆续写作和发表的，本来并没有整理出版的打算。后来由于两种原因，逐渐萌发了姑且一试的想法。第一种原因是受到了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鼓舞。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在学术上禁锢和闭关自守有所缓解，于是我立刻发现，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发表的成果，有的已经被国际学术界翻译，有的已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广泛引用。接着，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纷纷与我直接接触。其中，国际知名度很高的有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W.Skinner），日本地理学界元老、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后来出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斯波义信等，他们先后前来对我访问，研究吴越地区的许多问题。在我的研究室中进行较长时间研究或进修的外国学者也前后相继。例如美国瓦尔巴莱索大学历史系主任萧邦齐教授（R.K.Schoppa），他以萧山湘湖的变迁与宁绍平原水利史为研究重点；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副教授堤正信，他以研究吴越地区的历史聚落地理为重点。前者在杭州、萧山、绍兴等地进行了为时数月的室内文献工作和野外调查，返国后撰成《湘湖——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Xiang Lake—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一书，于1989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在其半年的研究进修中，查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多次野外考察，由于劳累过度，不幸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于杭州大学专家楼，令人不胜惋惜哀悼。

从1983年起，我先后受聘担任日本关西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国立广岛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奈良女子大学、九州大学等多所大学讲学。这期间，我发现日本学者对吴越文化的兴趣非常浓厚。例如佐贺电视台台长内藤大典先生，由于见到报载我在广岛讲出有关史前时代吴越与日本交流的课题，特地从九州赶到广岛，邀请我们夫妇去佐贺考察当地一处称为吉野里的日本弥生代遗址，请我讲述这个遗址与吴越文化的关系，把我所讲述的现场录像作为他们的电视节目。

上述日本学者对吴越文化的爱好，或许是出于一衣带水的地理因素和寻根的心愿。但是远隔重洋的北美，却也有不少汉学家，热衷于吴越文化的研究。我曾经到美国和加拿大访问讲学，就吴越文化这个课题与两国汉学家进行过广泛的交流。美国西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前述知名学者施坚雅教授曾经建立过一个“宁绍研究室”。在他主编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一书中，收入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一文，施坚雅在此书《导言》中对此文加以盛赞：“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经济的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文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曾在耶鲁大学执教后来担任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长的柯慎思（J.H.Cole），是一位长期研究吴越地区历史文献的专家。他曾经编过几种吴越地区的地方志目录，又出版了《绍兴：十九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Shaohsing: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 ineteenth-Century China，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由于他对这个地区研究的执着努力和浓厚兴趣，所以当我把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送给他时，他竟高兴地说出了此书“是一项惊人的成绩”（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业务》1984年第3期）的话。此外还有一些美籍和加籍华人学者，由于他们的老家在吴越地区，所以对此书也十分关心。

以上提及的一些外国学者，多半属于汉学家，他们的专业是汉学（Sinology），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吴越文化这个课题上，是以他们的汉学素养为基础的。我还得指出的是，不是汉学家的外国学者，他们对吴越文化是否就没有兴趣呢？事实却并非如此。1982年，我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国际地理学会，由于与会代表虽然都是地理学家，但绝大部分都不是汉学家，为此我用英文写了一篇介绍杭州城市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论文：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During the Last Milennium（原意为《一千年来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即收入此书的《千年营建，誊满神州》）。却不料在宣读此文时，当场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提出了许多问题。而如我后来收入此文于《隋唐名郡杭州》一书下《附记》中所说的：“在今后的一、二年中，作者在杭州接待了好几批参加过巴西会议的学者，说明本文在国际会议上的宣读，不无意义。”

以上说的是国际学术界在吴越文化这个课题的研究中让我受到的鼓舞。在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我所景仰的老一辈学者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他们对我在吴越地区所做的研究工作，给予不断的鞭策和勉励。记得我在60年代之初曾对绍兴的古代鉴湖进行研究，我的研究结论与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结论不同。历来的结论认为鉴湖湮废是这个地区水利史上的倒退和损失，但我的结论却认为这是这个地区水利史上的发展与进步。我写成论文投寄权威刊物《地理学报》。《地理学报》请谭先生审阅此稿。谭先生认为我的结论符合科学实际，特趁他到杭州讲学之便找我谈话，认为此文一反长期沿袭的旧说，具有创造性，对我倍加奖掖，而此文也立刻在《地理学报》发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80年代之初，我的研究生乐祖谋君的学位论文《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进行答辩。由于我的要求，谭先生在他脑血栓初愈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欣然答应我的请求，由他的助手葛剑雄教授陪同，到杭州主持答辩。并且在答辩会上表彰乐祖谋君继承导师吴越地区的研究，亲自给他评定了优秀的成绩（这篇学位论文后来发表于我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早在1963年，由竺可桢先生亲自主持的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我提出了关于绍兴地区历史上森林破坏的论文，受到了谭其骧、侯仁之、徐近之等几位前辈的一致赞扬。侯仁之先生特别指出，这篇论文属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所以值得重视。结果由侯先生推荐到《地理学报》发表。这些前辈们一致认为我应该在这个地区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并且要扩大研究课题。我的理解是，他们勉励我对吴越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

令人感动的还有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他在为史念海先生的论文集《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写的序言中，竟也提及了我的研究工作。他说：

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他六十年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宁绍平原鉴湖和森林变迁的论文，立即引起注意，以后对宁绍平原的城市、聚落、水系变迁的研究都被认为是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其论文的特点之一是能从全面看一斑，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

其实，杨先生在写这篇序言以前，我和他仅见过一面，那是1983年复旦大学举行历史地理学的第一次博士生答辩时，由于我也忝为答辩委员而得以识荆。这次的七位答辩委员中，杨先生年事最高，其余也都是古稀老人，但我却刚届六十。杨先生从此一面以后，曾几次来信勉励，以至于在为史先生著作所写序言中表扬及我，显然是一位饱学长者对后辈的鞭策。

以上说的是由于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使我从中得到鼓励，使我继续吴越文化研究的努力，并且产生了一种整理我历年来的研究成果的愿望。但是从我的这种愿意而最后促成此书付诸出版的，则是《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先生。在这次全国的修志高潮中，《绍兴县志》属于起步较晚的一种，但无疑是后来居上的一种。现在看来，其所以起步较晚，也是由于县领导和县学术文化界对于此事的慎重。《绍兴县志》在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对于遴选主编和编辑人员以及为修志提供充分的条件方面作了仔细的研究和决策。由傅先生主持的绍兴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从其整个筹备过程和编辑情况来看，确实与众不同。在修志之初，首先重视的是基础工作。绍兴县为此投入大量资金，购置了许多与修志有关的各种文献典籍。凡是参观过《绍兴县志》办公室的人都会发现，大量绍兴地方文献、各地新旧志书、各种工具书等等，在好几个书室中分类贮藏，宛如一个图书馆。此外，为了修志需要，他们重新排印了自从《嘉泰会稽志》以来各种绍属方志。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绍兴的文献典籍，例如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引回的乾隆抄本《越中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的研究生乐祖谋点校并由我在卷首撰写长篇序言的《越绝书》等，也都与原出版社协商而进行重印，列为《绍兴县志资料》（前后已有七种）。现在，傅先生认为我多年来撰写的有关吴越文化的论文，不仅有裨于吴越地区及《绍兴县志》的修纂，而且对这个地区具有存史价值。由他经过一番选择和整理以后付诸出版。所以此事实在还得感谢傅振照先生的雅意。

敬请读者和专家们对此书提出宝贵意见。

陈桥驿1997年于杭州大学

原载陈桥驿著：《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