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辞典》前言
《中国都城辞典》的编纂是近年来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没有这方面研究所积累的大量成果和研究过程中发掘出来的许多资料，这部辞典的编纂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历史城市的研究发轫颇早，1977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 he City in L ate Imperial China）已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古都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城市研究的延伸，其发展较前者稍晚。我在我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中提及：“我从八十年代之初，开始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一书，那个时候，古都研究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厚。”1983年，以史念海教授为首的中国古都学会在古都西安举行成立大会，从此，古都研究的学术空气迅速提高。当时正值《中国六大古都》出版，我则应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之聘，正在彼邦讲学，西安之会不能躬逢其盛。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晓谦编审，曾携此书百余册赴西安分赠与会代表。我自己也带了一批赴日，我在上述《中国六大古都·后记》中写道：“在日本与不少学者进行了古都研究的学术交流，让我初步了解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城市和古都的研究概况。”1985年，我应聘到国立大阪大学讲学，当时，我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一书。如我在《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中所说：“我特别注意了日本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概况，我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奈良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高等学府，与许多学者进行畅谈，发现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观的。”我几次在日本了解的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概况，后来发表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一文中，我在该文中说：“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日本学者的中国城市研究，其实是包括古都研究在内的。例如山根幸夫的《中国中世纪城市》（东京学生社1982年版），研究对象主要是唐末、五代和两宋的城市。他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等资料研究了北宋首都开封，又根据《梦粱录》和《都城纪胜》等资料研究了南宋首都杭州。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实际上已经国际化，而《中国都城辞典》所汇集的，实际上包括中国和其他不少国家的国际研究成果。
这部辞典既然以都城为名，收入其中的，当然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即所谓古都。所以在这里必须说明关于一个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标准。关于这种标准，我在《中国六大古都·前言》中已经有所表达，此后，我为台湾锦绣出版企业1989年出版的《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日本东京大明堂1990年出版的《中国の诸都市—— ゑ の生い立ち と现状》以及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以两种版本（中文和英文）出版的巨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等书所写的序言中，也都有所表达，包括我多次在国外讲学中涉及这个课题（例如广岛修道大学在其《学报》1990年31卷1期刊载的《中国の古都研究》，即是我在该校讲学的记录稿），都同样作过这类表达。不过我把这种多次表达过的观点，归纳成两条文字，却始于《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1990年第9辑）一文，后来又录入《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之中。我提出的两条标准是：
第一方面，在历史上，朝代有大小之分，建都时间有长短之别。汉、唐、明、清都是版图广阔的大朝廷，而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朝廷。西安历周、秦、汉、唐诸盛世，洛阳为九朝名都，而五代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37年，五代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不过55年。但不管长乐府和兴王府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不管它们建都的时间都很短促，而事实是，它们都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因此，称它们作古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方面，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国都巴比伦城，常常被误作建立于公元762年的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前身。其实，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后者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两城相去甚远，不能混淆。正如建于公元7世纪的福斯塔特和建于公元10世纪的开罗不能混淆一样（前者的废墟在后者南郊）。现在，我们把西安定为古都，因为现代西安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长安的故址上。同样，我们把洛阳定为古都，因为现代洛阳虽然与东周王城及汉魏故城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故城的基址上。六大古都都是一样，都是从这两方面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提出了这两条作为古都的标准以后，由于出现了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的问题，我又补充了一个现代城市可以称为大古都的概念，发表于《中国的古都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后来又在当年发表的《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重述一次。我所提出的大古都条件是：
首先要符合一般古都的条件，另外还要符合作为大古都的特殊条件。什么是大古都的特殊条件，具体地说，大古都必须曾经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都城。上起夏、商、周、秦、汉、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这中间，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除了上述中国历史上众所公认的传统王朝以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割据政权，如春秋各霸、战国列雄，此外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只能算是地方政权，有别于传统王朝。
我所提出的关于古都和大古都的标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葛剑雄教授在《古都应分不同等级》（《河洛史志》199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正如陈先生所指出的，凡是在历史上曾经成为一个独立政权首都，今天称为古都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当年古都重合或部分重合的，都可称为古都。这两条标准是绝对的。”马正林教授在《殷·邺·安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一文中，在节录了我的原文后指出：“对于陈先生上述明白无误的标准，尽管有不同解释，但还没有人公开反对过。这就证明，他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成为确定古都和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不刊之论，应成为古都研究中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尽管我所提出的标准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如马先生所说，人们对这种标准“有不同解释”。所以直到今天，对于哪些城市可以称为古都，哪些城市可以称为大古都，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意见。因此，在这部以古都为对象的辞典的卷首，我必须说明两点：
第一，对于一个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标准，如上所述，从1983年出版《中国六大古都》开始，在以后的一切著述和演讲中，我都曾经表达了我的观点，而在1990年归纳成两条文字，这是我的一贯思想，今后也不会改变。至于哪些现代城市可以称为大古都的问题，我赞同包括安阳在内的七大古都的事实，否则，我怎能同意担任电视系列片《中国七大古都》的顾问，主编《中国七大古都》，而又为若干有关七大古都的著作写序呢？
第二，对于学术界在古都问题上的争论，我是十分赞赏而且愿意提倡的。因为我一直深信，争论是发展学术的重要途径。对于确定古都的标准，我自然很愿意看到学术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许有人认为，因为我所提出的标准，如马正林教授所说，“还没有人公开反对过”，则我欢迎不同意见的话，是否属于一种自诩之言。其实，不仅是对于古都，凡一切学问之事，我的态度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不得不节外生枝，多写几句以明心迹。我是研究《水经注》的，和绝大部分郦学家一样，我认为此书是一部古代的地理学著作。但华中师范大学的刘盛佳教授，却于1979年撰文，称此书为一部古代的地名学著作。有关此事掌故，后来他在其所著《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作过一点说明：
我认为《水经注》实质上是一部地名学著作，便以《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为题，撰写了万余字的论文，请武汉大学石泉教授审阅。石泉从各种版本校阅了文中的引文（我用的是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并对文中的主要论点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最后他认为陈桥驿是当今杰出的治郦学者，望我不要与陈桥驿进行争论。对石泉给予我的教导内心十分感激，但我还希望得到陈桥驿的教诲，写了一封长信（约有6000字），并将石泉的审阅稿一并寄给陈桥驿。当时我与陈桥驿素不相识，自己又是一个初学者，见识的浅陋自不待说，未曾料到很快就接到他的一封长信，对我给予了鼓励，并就一些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看法。热诚地希望拙文尽快发表，并推荐我出席1982年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至今，尽管我们对《水经注》的科学性质、地名学的科学属性有着各自的看法，但我们的关系有如师生，书信来往、学术交流从未间断。陈桥驿的学者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刘先生对我的恭维之语我当然受之有愧，但石先生劝他不要与我争论的意见我却完全领会。这显然因为石先生也不同意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孤僻观点。但是我却认为学术问题不同一般，一家之言总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所以虽然此文发表后无人响应，但我直到1994年出版的《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中，仍然提及他的这篇论文。我提出这一件与古都无涉的往事，只是为了证明我确实乐于看到对古都标准的不同意见，并且乐于和所有不同意见进行讨论。
我之所以在前言中不厌其烦地论述关于古都标准的问题，这是因为这种标准对我们这部辞典关系重大，确定古都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我们收词的标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种情况是，颇有一些按我们的标准并非古都的城市，却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追索传说，穿凿资料，力求自己的城市列入古都之林。也有一些古都，搜罗掌故，扩展声势，希望上升为大古都。对于这一些城市和古都，我们的辞典显然无法苟从，还请谅鉴。
我忝为这部辞典的主编，由于杂务冗繁，所以在诸如辞书布局、词目设计、组织稿件、整补修润等许多工作上，多由常务副主编徐吉军先生主其事。有关辞典编纂中的其他一些问题，由他在《后记》中加以说明。
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大力支持，辞典诸顾问的指导以及为辞典撰写条目的许多学者的辛勤劳动。敬希读者和学术界提出宝贵意见。
陈桥驿
1996年9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4页。又载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中国都城辞典》收载的文字有所简省；本处据发表于《中国古都研究》的文字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