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新诗人与旧才子两重人格的交织
一、民国才子诗人的四种人格类型
五四前后，是中国共和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科学与迷信、白话与文言、新诗人与旧才子、新思想与旧道德、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的交替时期。本书着重论述这一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冲破旧式婚姻的过程中，“新诗人与旧才子”、“新思想与旧道德”、“理性与情感”交织时的矛盾与冲突。为了叙述与行文的方便，本文只选择了胡适、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等四位现代诗人，对他们的情感心态，进行考证与论析。为什么是这样四位，而不是其他的诗人呢？这是由于他们的婚恋与对待女性的态度具有代表性，而且各有特点，代表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和恋爱观。
根据希波克拉底关于气质类型的理论，这四位诗人同属于多血质，而从人格学理论上分析，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型人格。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学识、社会经历、具体环境，以及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因素，这四个人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人格特点：
（一）胡适之的婚恋观，是“自我抑制突然爆发型”的人格。胡适一生的婚姻与爱情，一直挣扎于旧道德与新思想的搏斗中，他采取了自我抑制的态度。早在留学美国之前，胡适的母亲就为他订下江冬秀这门婚姻。胡适是位孝子，他明知道自己并不真爱未来妻子江冬秀，却因不忍心伤害母亲而自我克制，认下这门亲事，并决定“绝不毁约”。但是，遵从旧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能抑制青春期心中对异性热烈跳荡的爱情。所以，他在留学美国的时候，就曾与一位教授的女儿韦莲司恋爱，并对留学美国的中国才女莎菲产生了感情。但是胡适深知自己已经订了婚，不忍心伤害母亲和未婚妻江冬秀，就主动终止这两份感情，可以套一句古语，那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但是，胡适的“理智”，终究未能战胜“感情”。1923年的秋天，胡适背着江冬秀，在杭州西湖一处风景区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同居了三个月，致使曹诚英怀孕。胡适心中热烈的爱情终于逾闲而冲破了“旧道德”，决定同江冬秀离婚。可是当胡适提出离婚的时候，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又一次抑制自己的感情，选择了妥协，而让曹诚英赶紧堕胎，到美国留学去。这种“自我抑制型”人格的突然爆发，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曹诚英；曹诚英终身未嫁，丧失了本应获得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二）徐志摩，在个人婚恋观上，应属于一种“博取新性爱的梦幻型”人格。胡适认为他同张幼仪离婚，狂追“有夫之妇”的陆小曼，是对“爱、自由、美”的一种人生追求。徐志摩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的言论只是为朋友辩解。而作为徐志摩的老师，梁任公则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指出：徐、陆的婚恋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梁实秋则更指出胡适为徐志摩的辩解“极不妥当”：
把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艳女子来做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人生观。
说实在的，“爱、自由、美”未必即是徐志摩的人生观。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首先应该具有一种博爱的精神，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如果他真“爱”陆小曼，就应该为陆小曼的家庭着想，尊重小曼丈夫的自尊，亦施之以“博爱”的情怀。因此，不能说徐、陆婚恋是一种对“爱、自由、美”的人生观的追求。反之，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狂热追求，只是他对张幼仪产生了性厌倦，希图博取新的性爱，梦想重新幻化一段爱情，可以称之为“博取新性爱的梦幻型”人格。
具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非常情绪化、浪漫化，有时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在感情上，追寻“感觉”，在艺术创作上，用最美、最特殊的方式去表达，虚幻地认为悲剧才是人生真实的生命；常觉得生命是一个悲剧，示人以自造的、自我的虚幻悲剧，博取同情；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又往往把“梦境”等同于现实，多具虚幻的想象，自寻怨尤与苦恼……
这种人格类型的人，表现在婚恋观上，正如梁任公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批评的那样：是“用情不专”；是“性情浮躁”；是“感情冲动”；是“沉迷于不可得的梦境”；是“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终至“自投苦恼的罗网”！
（三）戴望舒的婚恋，可称为“专制暴躁又自卑猜忌”的人格类型。戴望舒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点瘢痕，被友人嘲笑为“趣味装饰”，因而心中存有“自卑自暴”的阴影。
他盼望在一条窄窄的“雨巷”里，出现“撑着油纸伞”,“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等到。他喜爱文学，转而企望在诗歌创作上获得成功，从而寻觅到心爱的女子。《雨巷》让他获得了“雨巷诗人”的桂冠。
他的婚恋一开始，便走错了路子，他一直追求年轻的、不太懂事的中学生女性。他住在施蛰存家，拼命追求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场恋爱；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虽然非常贫穷，仍不得不到法国去拿学位。但是，前后近十年的努力，却因脸上的“趣味装饰”，遭到施绛年的拒绝。
他住在穆时英家，拼命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也是一位高中学生）。他成功了，但1936年他们结婚时，戴望舒已经33岁，而穆丽娟才18岁。最后因性格不合，戴望舒猜忌而性格暴躁，经常大骂甚至动手；最后夫妻如同路人，于四年后分手。
1942年，经人介绍，戴望舒同小他21岁的一个同事（抄写员）杨丽萍（又名杨静）结婚。这年，杨丽萍才16岁，而戴望舒已经37岁了。16岁的杨丽萍，自然好动。她爱跳舞，喜交际，为戴望舒所不容，常遭殴打；几年后，杨丽萍终于带着自己喜欢的年轻人私奔了。这一场婚姻同样以失败告终。那已经是1948年，离戴望舒逝世不到两年。
戴望舒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戴望舒自卑自怨，心胸狭隘，每怀疑妻子瞧不起他，有外遇，因而性格暴躁，时常暴戾地殴打妻子，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和家庭关系。他在婚姻上的失败，除了脸上的“趣味装饰”外，追根寻底，终是性格上的悲剧。
（四）郁达夫，是一种“自我暴露的风流名士型”人格。这种人格表面上伪装以“风雅”、“斯文”，实际上每每炫耀自己有多少女性知己；这种人具有狭窄、暴躁、容易激动、忽冷忽热、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在处理婚恋问题上，常以自我为出发点，不顾女性的心理感受。
具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其行径与士大夫的“章台花街”嫖宿无异。他们将花街柳巷的眠宿，视为风流韵事，每以得到女性的“青睐”为荣，并喜在友人中言说、夸耀，甚至不惜自我张扬，自我暴露（具见《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以下简称《日记九种》）。
郁达夫的妻子孙荃，为富阳大户人家小姐，并粗通文墨，能写诗。虽是父母主婚，但夫妻仍有一定感情，育有儿女。但是郁达夫总感到性的苦闷与不满足。1927年又狂热追求杭州美女王映霞，婚后八九年，怀疑妻子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有染，咆哮如雷，将妻子的旗袍撕破，墨写“下堂妾”以侮辱，同时在汉口《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指责妻子“红杏出墙”，继而又登《道歉启事》，说自己由于“神经失常”，以致猜疑、诬陷妻子；忽冷忽热，出尔反尔。未久却又在香港《大风》旬刊发表《毁家诗纪》，夫妻终至反目离婚。而在协议离婚之前，郁达夫在考察槟榔屿时，还与两个歌女鬼混；离婚后，虽生悔意，写诗怀念，未久却又同联军在新加坡的播音员李晓英谈恋爱并公开在家里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