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慎思轩文存》读后三
承诸后生的劝勉,《慎思轩文存》将付诸梨枣,我想写读后感,虽才思愚钝,心有惶恐,然受先生教诲多年,有所了解,斗胆爰简陈鄙见。
老一辈文人学者,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斋,寂寞冷清但乐在其中,以“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专注于自己学问,不问名利与得失,“慎思轩”就是先生自己的桃源。文存以书斋雅号命名,再贴切不过。先生耆年重望,笔耕舌耘,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撰著、主编专著《两宋文化史研究》(再版更名为《两宋文化史》)、《宋丽关系史研究》、《宋代文化新观察》、《西湖通史·北宋编》等一百八十多万字,主编、编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全宋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新编《沈括全集》等书目文献、古籍、史料共计六百五十多万字,因已成书刊行,故也不在本书收录之列,仅附著述总目。这部文存鄰选收录的是其数十年来撰写和刊布的千余万字中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尚有部分文稿因篇幅所限,未能收录在内,取名“文存”,这是其一层含义;其二,取弃文存质之义。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在史学研究上,同样体现了先生一贯秉持的求真、求实的治学风格。
《文存》所选收的文稿没有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而是以类相从,分成六类,各类目中收录相关代表性的文章选编而成,透过这些文章,可以洞见著者的学术思想和精髓,读者以此为门径,可以进入著者整个研究世界。从这一角度来说,编辑《文存》的引荐意义可谓大矣。纵览《文存》全书,既是其学术成果的集萃,也体现了先生治学之道及治学之精神,从中给人以诸多启示。
研究历史必须从史实出发,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的最重要的标准,详尽地占有资料,去伪存真,这是做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无论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是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取得重大的成就。比如新编的《沈括全集》,先生自1978年发表《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开始,即致志于全面搜集、新编一部《沈括全集》而发奋努力,历时三十多年,堪称长篇巨著的《沈括全集》八十四卷(含附录,共八十五卷)终于问世。《沈括全集》是浙江省文献集成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自宋以来第一部沈括著述全集,是海内外的最佳版本,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获得较高的评价。同样,在宋丽关系研究上,先生就宋丽双方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文献中相关资料钩沉爬梳,分类整理,编写《宋丽关系史料汇编》(后更名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下册,共一百五十多万字,详尽占有历史资料,然后据以成文,继而成著,充分体现著者严谨治学、知识广博、功底深厚的特点;同时,也为后学研究打下基础,得到好评。
纵观中国古代,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特别是文化空前发展,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先生长期执教中国文化史课,特别是对赵宋一代文化的探索孜孜不倦,并以此逐步延展,在宋丽关系史、吴越国史的研究上也取得斐然的成绩。读《文存》全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观点新颖、论证有力、见解独到。如《论赵宋之统一与整合》、《宋代文化的新观察》等论文特别突出,其力著《两宋文化史》被业内公认为“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不可多得的著作”,是一部难得的融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有分量的佳作。而先生关于中韩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同样有其独到之处,其《著述总目》所载《宋丽关系史研究》(专著)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为中韩同行学者普遍关注,评价颇高,很有学术价值。读了《文存》,从先生的治学风格中,我们从中也可以领悟得到,不论是著书还是立论,总是要有一番新意和见解,成一家之言,这才是一名真正的史学家。
《文存》反映先生研究领域不仅精而细,而且广又深,其学术境界可以用“精、深、宽、广”四个字来概括。精、深自不待言,《文存》收录关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两部分十二篇的文章,足见研究所涉之多,而且这些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中体现了著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以丰富而确实的史料为基础,写了《钓鱼岛主权以历史真相》等文(虽未收入《文存》),充分体现出一位历史学者效忠祖国的态度与责任,一种爱国的历史担当,这种责任与担当,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先生自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约略说来,距离现在将近60年了。先生今年85岁,还一直在宋史及文化史这块田园里勤奋耕耘,不肯稍懈,学术之路永不止步,并乐此不疲。
先生治学文博,以学生的谫陋实不敢妄加评论,点滴粗见,不知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