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深其学

淡泊人生——杨师《慎思轩文存》读后二

蔡罕

恩师杨渭生教授将其发表的学术文章蒐选而梓行，此乃师门之幸事！《慎思轩文存》校刊之际，有幸先睹，仰先生之道德文章，遂以读后之感，以抒心迹。

一

翻开《慎思轩文存》，首先感到杨师学问的广博。先生的学术涉猎多个学科，除了史学主业，他对图书馆学、文献学、教育学、哲学（佛学）也多有研究。即使在史学，其学术也涉及了中国古代史（宋史、五代史）、近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其学问之广博，令后学仰慕。

在众多的学术领域中，宋史是杨师长期主攻的学科方向。在宋史的研究中，先生又以两宋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最为精深。记得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杨师给我们上过“两宋文化史研究”一课。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宋学的阐述。先生认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对于时趋僵化的汉学，宋学是汉学的反动，是当时全新的、具有活力的、学派众多的学术思潮。同时，他也纠正了一些学者把“宋学”与“理学”混为一谈的错误，认为理学只是从宋学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在北宋它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只是一种新儒学（到南宋演变成为官方哲学）。本着这种对宋学的独到见解，杨师对两宋文化史的研究也独具特色。窃以为这种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宋学视为两宋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社会环境，从而在精神的层面找到了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动因。二是把对宋学的研究具体到宋代人物的研究，通过对人物的研究深入揭示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与进步成果。这样的研究文章在《文存》中比比皆是，比如《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欧阳修与宋学》、《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等等。

杨师对宋史研究的精深学术还体现在几个专题。首先，是对司马光的研究。先生十分重视对司马光的研究，早年就点校《司马光文集》。但由于经费问题未能出版。因司马光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学界多斥其为“守旧派”、“顽固派”。先生认为这不符合司马光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实际，我们不能以支持或反对熙宁变法作为评价北宋神宗时期历史人物的尺度。从学术上来看，司马光议经驳传，独立思考，自成一家之言，其学术思想非但不“保守”，而且是宋学的重要人物。既然思想不保守，他于王安石的变法也只是在某些政见上的分歧。实际上，他们两人同朝为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个人之间惺惺相惜，相互礼遇。先生对司马光的精深研究与诸多独到之见解，反映出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非凡功力。其二，是对沈括的研究。201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师点校、辑佚、新编的《沈括全集》。此乃先生积30多年搜集、辑佚、钩沉所成。对沈括这一历史人物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反映出先生对宋代科技史的重视。比如，先生主编的《两宋文化史研究》，就突出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两宋社会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宋代文化发展的新水平。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窃以为得益于先生长期对沈括的精深研究。其三，是对中日、中韩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文存》中辑录的《两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述略》、《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等文章，先生还有《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出版，这说明先生对宋代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是跨国界的，他把中国与日本、高丽的文化交流看成是宋代文化史的重要部分，中日、中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对双方文化的昌盛均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杨师治学有两种镜：一种是“望远镜”，一种是“显微镜”。望远镜使其学术研究有宏观的视域、开阔的领域。而显微镜使其学术有着微观的精深，从而厚积薄发，精辟入里，有着常人所无的真知灼见。

二

杨师出身于福建南安的一个贫苦家庭，其父早逝，家境清寒，然自幼聪慧，深明孝道，胸怀大志，早有“精忠报国”的宏伟抱负。他博览群书，很推崇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他思想进步，早在初中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是当地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知名于当时当地的学界。新中国成立后，本可沿着仕途向前迈进，前程远大。不幸，在1952年暑期参加全国第一次高考时，因遭人诬告而未能如愿以第一志愿录取，甚至不让他升大学。他据理抗争，勇告“御状”，幸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办公厅的批复同意而来杭学习。此诬告之冤案虽经组织查明真相，公开平反，但对先生的精神打击甚大，从此以后，先生视政治为畏途。进大学后，先生走入书的世界，誓以“学术报国”为志，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学术报国”仍未能圆梦。他对此极为抱憾，常以早年苏秦为例叹曰：“时也，命也！”

先生精明能干，颇有行政能力。他效法诸葛亮一生谨慎仔细，办事敏捷，自以“亮之”、“雷达”为笔名，常显才华横溢之才干。改革开放以后，据我所知，组织领导至少有三次想把他安排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但先生均婉言谢绝，自命“清高”。这从他个人经历上看不无道理，但作为较早参加革命的同志，组织上要你去担当而不去就任，也是果敢不足的表现。窃以为先生的优柔与清高，是其作为读书人、作为学者的本性使然，这样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淡泊的学人生涯，虽可叹，但无憾！

先生退休后，仍努力工作，笔耕不已，写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好几部专著，在中韩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先生奋力拼搏，埋头著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白吃人民给的饭。笨人做笨事，是为可耕种的笨牛，只有一股傻劲。世间多有不平事，公道尽在无声处！”

先生埋头苦读，忘我工作，尽责尽力，但一路走来，坎坷不平，吃亏多多，令人感叹！我有幸拜师门下，相知一二，借此机会，算是为其不平而鸣，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