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先贤 继往开来
——在莆田蔡襄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
我们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会议，到今天举行了三天，也是本次会议（前一半）三天学术讨论的结束，现在举行闭幕式。我不是致闭幕词，而是受大会委托向各位汇报一下这次学术讨论的简要情况。
在没有正式汇报之前，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我们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代表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杭大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教授和这次前来参加会议的倪士毅教授等杭大同志，对这次蔡襄学术讨论会的胜利召开和圆满闭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与会同志们致敬。
下面，我按照大会秘书处的要求，对三天来本次会议学术讨论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一）会议概况
关于这次会议的筹备经过和对本次会议的具体安排，莆田市政协林主席在七月二十三开幕词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关于会议进行的情况，莆田市委领导郑书记在刚才的重要讲话中也已经讲明了。这些，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次蔡襄学术讨论会，是为纪念北宋名贤蔡襄诞辰九百七十五周年和逝世九百二十周年而召开的，是自宋以来第一次具有全国性专门研究、讨论蔡襄的学术会议。这不仅是福建省莆田市史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而且也是全国宋史学界、全国历史学界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蔡襄不仅是莆田一个市或福建一个省的人物，而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是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伟人。蔡襄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一个改革派，是有卓越见解的政治家；在学术上他多才多艺，既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又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说，蔡襄在政治上很值得我们纪念，品德上很值得我们学习，学术上很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这次会议，就是为蔡襄研究这个专门学术领域做了一个开拓性的良好的开端。三天来的学术讨论，时间虽短，内容丰富，收获不少。与会同志提交论文五十三篇，用二天时间进行大会论文报告，共有二十八位同志发言，又用半天时间进行小组讨论，三个小组共发言四十九人次。大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热烈展开讨论，或论述研究成果，或讲明资料渊源，或提出商榷性的问题，既有一致的见解，也有不同的看法。讨论会开得团结、活泼、热烈、生动，同时，通过大小会的学术交流，表明这次会议探讨的问题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和超过了会议预期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蔡襄学术讨论会，从筹备到开会，从论文征集到大小组讨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说明这是一次很有学术价值的会议，是成功的学术会议。
（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这次会议对蔡襄研究所讨论的问题较多，涉及面也比较广，据初步分大类来看，大致上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蔡襄生平事迹。这包括蔡襄籍贯、蔡氏家族世系，蔡襄青少年时代，蔡襄登第和蔡襄从仁宗天圣八年（1030）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历仕事略，以及关于蔡襄后裔的繁衍发达情况。仙游县的同志还介绍了蔡襄在仙游的事迹、家史、家族分布情况等。有些文章就这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尽管这种考察还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以论证和概括提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这方面，蔡襄的后裔做了大量工作，收集了不少资料，有的同志把三十六卷本的《忠惠集》抄写了二十八卷，将要全部抄录下来，这种认真研究的精神极为可嘉！蔡襄后裔对本次会议和蔡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不愧为蔡氏的哲嗣。有的同志从研究蔡氏族谱，了解到泉州青阳（后迁入泉州）蔡氏亦为莆阳分派，既参加了学术讨论，又达到了寻根的目的。
第二，关于蔡襄的综合研究。这包括综合评论蔡襄在政治上的改革思想，经济上主张对外开放、发展贸易、活跃经济的思想，爱国爱乡思想和关心百姓疾苦的民本思想，以及有关评论蔡襄是宋代的“清官”之一，蔡襄的优良品德等。
第三，关于蔡襄的政治思想及有关学术思想研究。这包括蔡襄的改革思想（特别着重讨论了蔡襄在北宋“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主张及其贡献），蔡襄治国安邦的政治见解（诸如强兵富国、选用人才、兴礼正俗、重视教育、安民济世等观点）及其为官从政的好政绩。同时，还包括蔡襄经济思想研究，蔡襄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朴素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无神论思想，蔡襄诗歌文学成就，以及有关蔡襄“任人唯贤”的人才学思想、人事主张，爱民思想，社会改革见解等。这一部分，对研究许多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蔡襄迈出了新的一步。
第四，关于蔡襄书法研究，《荔枝谱》、《茶录》研究，以及有关蔡襄从事水利建设、桥梁建筑等方面的事迹及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就。比如，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蔡襄的书法艺术和它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具体研究了蔡襄对福建茶叶发展的贡献；对荔枝栽培技术、荔枝生产交换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
第五，关于蔡氏宗谱研究中，追溯蔡氏先祖从河南南迁进而研究中原文化南移与中原文化对南方开发的积极作用；从研究蔡襄后裔流传繁衍的发展过程进而研究明代初年以来国内与琉球之间政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这对研究蔡襄后代繁衍发达，蔡氏家族远涉重洋、分布世界各地的历史和现状，蔡襄后裔寻根谒祖等方面，都很有研究意义。虽然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有关蔡襄研究中的新课题，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大家既充分肯定了蔡襄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又看到了他的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对蔡襄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肯定其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不少商讨性的问题，现仅就几个主要问题举例汇报如下：
1．蔡襄复古五塘究竟在哪里？据有关文献记载，特别是蔡襄本人当时所上《乞复五塘札子》等奏章记述，复古五塘当指兴化军莆田县胜寿、西冲、大和、屯前、东塘等古陂塘五所，现今都在莆田境内，不是在福州。蔡襄在福州也兴修过水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就是这复古五塘？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过去编修的地方志保存了许多史料，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旧方志的记载还有些张冠李戴需要考实的地方。这是值得注意的。
2．蔡襄对宋代理学发展所起作用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蔡襄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比如他在知福州时兴儒学，对陈襄等人就很重视并加以推荐，而陈襄后来成为著名的理学家，《宋元学案》中的《古灵学案》就是陈襄。同时，蔡襄对儒学也有新的见解。蔡襄与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1017—1073）是同时代人，周比蔡襄大五岁；而宋代理学大师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则比蔡襄略迟些。宋代理学在它刚开始时也是儒家学说的一种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蔡襄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是先驱者之一。这一点，过去不为人们所注意。
3．关于蔡襄造泉州洛阳桥。在讨论中，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蔡襄在《端明集》卷二十八《万安渡石桥记》中讲得很清楚。《石桥记》碑刻（全文一百五十三字）至今仍屹立在桥旁“蔡公祠”内。洛阳桥，即“万安渡石桥”始于皇祐五年（1053）四月，成于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历时七年（六年多）。嘉祐五年（1060）蔡襄离开泉州时即取道洛阳桥北上。开始造桥时，蔡襄并不在泉州，也不是在他任福建转运使期间。但他关注此事，尤其是在嘉祐三年（1058）蔡襄再知泉州，却致力于此，促其落成。当时闽泉一带天旱，造桥一举两得，既可利民交通，又可安民度荒，人们颂为“德政”。又主持造桥的卢锡，据有关方志和族谱记载，此人正是蔡襄的舅父。蔡襄造洛阳桥的故事和民间传说众多，可谓家喻户晓。蔡襄造洛阳桥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洛阳桥旁巨石上有“万安桥”三个大字，据有关笔记所载为刘泽书写的。刘泽何许人？尚不很清楚，大致是宋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至于说蔡襄种蛎于础以固桥基的说法，有的同志对《宋史·蔡襄传》的这一记载持不同看法。即从现代科学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蛎“不能种”、“不必种”、“固桥作用有限”等。也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一点要看对《宋史·蔡襄传》这一段文字如何理解和如何看待利用蛎以固桥基的问题。
4．蔡襄正直敢言，为什么不被贬逐？有的同志对此作了分析，提出了四点看法。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蔡襄虽然不像欧阳修、范仲淹、余靖等人曾先后被贬逐，但蔡襄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庆历新政”后不久，即以便亲为由请求外任，知福州。这在实质上就是“政治引退”（由中央到地方）的一种表现。同时，蔡襄以敢言著称，又不曾因言触怒当权者而被贬，究其原因，最主要是两条：一是蔡襄对赵宋王朝、对宋仁宗忠心耿耿，他的言论尽管激烈，但从根本说是有利于赵宋天下的，这一点宋仁宗是明白的，因而仁宗对蔡襄是很器重的；二是蔡襄从他所写《四贤一不肖诗》广为传播之后，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一代名贤，尤其是知谏院后，蔡襄身为谏官，运用其“忠于言职”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抨击对象主要针对执政二十多年的宰相吕夷简等当权者，这对仁宗来说有益无害，所以他的慷慨陈词，屡上忠言，才能站住脚跟。而后来仁宗去世，英宗上台，蔡襄在政治上的境遇也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对某一大臣的政治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的作用。
5．蔡襄谥号起于何时？蔡襄于治平四年（1067）八月病逝于家。死后无谥号，这主要是宋英宗听信“飞语”而对蔡襄持有成见之故。因为英宗是过继的，英宗登基后，皇宫里传说有名人反对英宗继嗣，这个“名人”就是指蔡襄，但又查无实据，史称蔡襄因“飞语”得罪，即指此事。英宗赵曙为此猜忌蔡襄，曾三次授意要罢掉蔡襄的三司使之职，韩琦、欧阳修等人竭力为蔡襄辩解，后来蔡襄自请外任，知杭州。在杭州届满后，又奉调北上，旋因丁母忧，次年病逝于家。很清楚，蔡襄在英宗治平年间政治上不得志，南北奔波，身体不好，死后无谥号，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后，随着政局的不断发展变化，出现新、旧党争，所以直至他死百年以后，才在南宋孝宗时追谥“忠惠”。《宋史 · 蔡襄传》和《四库全书总目 · 端明集提要》都说是在乾道（1165—1173）中追谥的；另有一说是在淳熙三年（1176）追谥的。有的同志提出究竟追谥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具体考实。
6．关于蔡襄坟墓是否迁葬问题。蔡襄死于仙游家中，他的好友欧阳修为他写《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谓葬于将军山，而蔡襄墓现存于仙游枫亭埔头锦岭村（今福厦公路右侧）。有的同志认为，欧阳修写蔡襄葬于将军山，而今墓地实不在将军山，这可能是原计划葬于将军山而其后计划改变，或后来迁葬。多数同志则认为，根据实地考察和查阅有关方志、族谱文献资料来看，蔡襄墓现在完好保存，虽经历代整修，但就这一代地形看，这与欧阳修所写的将军山是一致的，不存在迁墓问题。蔡襄的后代兴旺发达，族谱多次续修，如有迁葬大事，必有记载。至于所谓欧阳修把葬地写错，这更不可能。因为古时写墓志是郑重其事的，都是根据死者的子孙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写的，蔡襄的墓志就是根据蔡襄的第二个儿子蔡旬提供写的，墓地决不会有误。
7．关于蔡襄的正确评价问题。大家认为，蔡襄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还其本来历史面目，这是好的，应该的。同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观点，褒贬都要适度，特别是运用有关材料，一定要经过鉴别，考订工夫，要准确，要在占有可靠史料的基础上来立论。比如，有的同志说，蔡襄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说”，许多同志认为这就很不确切，不符合蔡襄的思想实际和当时的历史实际。又比如，蔡襄的原配夫人去世后是否再娶？这要查有实据，而不能推测。再如，蔡襄对茶叶研究，对荔枝的研究，很有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但不是“顶峰”，因为这些方面的研究就蔡襄本人而言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这些，都说明一点，历史评价（不仅仅是对蔡襄一人），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要尽可能地准确些。
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了不少问题，大家凭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学术见解，共同探讨，不急于作“结论”，提倡继续探索。由于时间较紧，有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才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主要收获和意义
我们这次蔡襄学术讨论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很有成绩。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关于在于领导。莆田市委、市府、市政协各级领导重视，支持并亲临指导，事情好办，这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条件。
关于本次会议的意义，省社联周立芳秘书长在开幕式代表省社联领导讲话中谈了有关蔡襄研究的四点重要意义，是恰好好处的。这里，我根据三天来学术讨论进展的情况，谈几点主要收获和意义。
第一，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对蔡襄一生的光辉事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过去由于重视和研究不够，只知他是个书法家，造过洛阳桥，其他方面不甚了解。即使是大部头的《中国通史》或宋史专著中，提到蔡襄的也只不过几句话。这次讨论会，对蔡襄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改革思想和他的许多精辟的政治见解，特别是关于“安民”、爱民思想），经济思想（实际上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以及他的优良政绩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讨论，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会议取得了具有开拓性的成果。有的同志提出，蔡襄研究可以填补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次会议可以说就是填补的开端。同时，会议通过学术交流，与会者互相学习，各取所长，达到了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研究的目的。
第二，通过这次会议，对蔡襄籍贯、家世，家族繁衍和有关蔡氏族谱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尤其是由族谱研究进而研究到中原文化南移问题和从研究蔡襄后裔到研究移居冲绳的蔡氏后代以及有关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问题，这种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鉴别考订，研究提高。同时，在这次讨论会中，还从多方面谈到了蔡襄墨宝真迹的流传情况，获悉了《荔枝谱》墨迹（尚须进一步了解核实）的最新信息，为与会者所普遍关注，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运用乡土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是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蔡襄政治上的革新思想，改革上的政绩，经济上重视发展生产，主张对外开放，提倡发展贸易，关心民族疾苦，爱国爱乡，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这些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一种改革进取的精神，富国强兵的思想，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在这些方面开展研究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国的爱国同胞遍布世界各地，蔡襄的哲嗣后裔也有许多远涉重洋，在海外兴家立业，播扬中华文化。因此，开展蔡襄研究，对海外赤子返国寻根谒祖，对振兴中华，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些说明历史是有用的。要重视历史研究，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尖端。重视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同时，这种研究对经济建设，也有直接好处。比如，研究《荔枝谱》，让人们了解荔枝生产的历史和现状，对发展荔枝生产，争取莆田成为全国荔枝生产的中心基地，就很有经济意义，搞得好，将有重大的经济效益。
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大家对蔡襄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绩和具有的积极意义，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普遍感到颇有收获。
（四）几点建议
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历代名人荟萃，尤其是宋明两代，人才辈出，很值得研究。莆田市政协林主席在开幕词中讲到：打算以这次蔡襄学术讨论会为契机，今后在经费和人力条件许可下，逐年都能开这次一样讨论会，对莆田市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进行学术研讨，以激起全市人民爱国爱乡、建设四化的热情。刚才市委郑书记在重要讲话里又具体谈到要进行有关妈祖、刘克庄、郑樵、钱四娘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讨论。这是很好的设想，说明莆田市的领导是重视学术文化研究的，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我们到会同志深感钦佩，并致以敬意。
下面，我把这次学术讨论会中同志们提出的建议汇报一下，以供参考。
第一，建议以蔡襄研究为开端，对莆田地方史研究能有一个通盘规划，最好能有个地方史研究性机构来专构此事。如众所知，兴化军建制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蔡襄是兴化军成立后的第一个进士。蔡襄出生上距兴化军建制三十三年，他中进士下距兴化军成立后五十一年。所以，研究莆田地方史，从蔡襄开始作为突破口，向上延伸，向下深入，这是很有意义的。希望能由点到线，由线连成面，把莆田地方史作有计划的研究。莆田这个地方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比如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竣工于元丰六年（1083），历时二十年的木兰陂，就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它仅次于四川的都江堰，为全国现存完好的伟大水利工程之一，就非常值得研究。
第二，建议以莆田市社联为主，成立蔡襄研究会，进一步开展蔡襄研究。有的同志还建议将有关文献资料集中整理，办不定期的研究刊物（如同江西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那样），刊登研究动态，摄影资料，研究性论文和交流有关信息。不少同志建议莆田市对莆田、仙游两地有关蔡襄遗址（包括蔡襄出生地、蔡襄故居、蔡母坟墓）加以保护，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加以维修，保持原貌，或在原址重建纪念性建筑，树碑纪事。这种事所费不多，意义重大。
第三，建议编好、出版好本次会议的论文集，有的同志还具体建议论文集的书名和目次要译为英文，便于对外交流；要补充论文集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和新编蔡襄年表等。关于这方面，本次会议已作了安排，刚才蔡襄后裔、本次论文集主编蔡金发同志已作了具体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了。
第四，建议由蔡襄研究会组织力量，整理、点校（包括辑佚）、出版《蔡襄集》，把现存各种版本的《端明集》、《忠惠集》汇为一编。这是具有久远影响、意义重大的研究项目。尽管难度较大，费时费力，但这是必须做的重要工作。同时，有些同志还建议要编写通俗性的读物，要运用莆仙戏的表现形式编写有关蔡襄故事的戏剧本，把它搬上舞台，以广宣传。
第五，建议莆田市社联或蔡襄研究会，与西安碑林联系，在西安碑林增加蔡襄书法碑刻的内容，以扩大学术影响，引起人们对蔡襄研究的重视。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纪念会、学术交流会。会议开得是成功的、很有成绩的。当然，对蔡襄的研究，总的来说仅仅是开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后对蔡襄的研究以及莆田市地方史各种项目的研究，必定会取得更快的进展，获得更大的成绩。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们这次会议是在福建省莆田市各级领导重视、支持、指导下召开的。莆田市的很多同志，比如以文化局前局长何山庄同志为代表的会务工作同志（包括莆田市政协谢秘书长和陈宠章同志，市社联副主席金文亨同志）和蔡襄的后裔，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做了大量工作，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铺平了道路，还有这次会议的工作同志，如余科长、陈腊妹等同志，人数很少，效率很高，安排周到。所有这些同志劳苦功高，本次会议的成功和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代表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向莆田市政协德高望重的林主席和莆田市（包括莆田、仙游两县）各级领导同志，向所有为本次会议作过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本次会议后半段将进行有关蔡襄事迹实地考察的沿途有关县市——莆田（包括东沙蔡襄纪念馆）、仙游、惠安、泉州市等有关单位和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和致敬！
后会有期。谢谢大家。
——原载《学习月刊》198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