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蔡襄的政治思想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莆田）人。他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第一流的书法家。从仁宗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入仕，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逝世为止，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为官达三十八年。他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学术上多才多艺，著作宏富。欧阳修称赞他的诗文“清遒粹美”；王十朋颂其文章能“杰然自名于世”，有一种刚正之气。传世文集，有《端明集》与《忠惠集》两种版本。他是我国历史上很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

就政治而言，蔡襄是北宋中期的改革派，“庆历新政”的台柱之一。他有一套治国安民的设想，有其独特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并在他从政的过程中身体力行，很有成效，功绩卓著。蔡襄早在仁宗时所上《进黼扆箴状》十四条，其后在英宗时所上《国论要目》十二事中，提出了“修明政治”、革除旧弊等一系列改革方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同时，蔡襄在他的奏章、杂论、诗文和书信中，又从多方面阐发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以往对蔡襄之研究，多从书法艺术或造洛阳桥的成就着眼，既缺乏全面研究，又忽视了对他的政治思想及有关学术思想之研究。我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报刊上发表有关蔡襄研究的文章十五篇，竟没有一篇论及他的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几部《中国通史》或宋史专著中，提到蔡襄的只不过一两句话而已。有的先生说，“研究蔡襄，可以填补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而蔡襄的政治思想正是蔡襄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抓住这个“空白点”作为突破口，是深入研究蔡襄，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我写《略论蔡襄的政治思想》这篇文章，企图表其微意于万一，以纪念这位历史伟人的意向。

蔡襄的政治思想，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主张强兵、富国为当今急务。

北宋至仁宗朝，表面上近百年“无事”，实际上潜伏着种种危机。搜刮虽多，而财用匮竭，养兵百万以上，而战斗力却很差，患了“贫”（指三司掌握的财政而言）、“弱”（指对辽、夏的抗御能力而言）的顽固症。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因循之弊”产生恶性循环，到英宗继位时，宋王朝已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切都是得过且过的衰敝样子。这使主地阶级内部一些较有远见的人物普遍感到担忧。于是，自仁宗以来，不少有识之士一再提出改革时弊的要求，“富国强兵”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这就是蔡襄提出“强兵”、“富国”为当时急务的历史背景。它既是蔡襄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时代思潮的反映。蔡襄说：

臣近上《国论要目》十二篇，以谓当今之急务：强兵为第一事，富国为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强则国不富，国不富则民不安。是故始于治兵，而终于安民，本末之论也。

在这里，蔡襄把“强兵”、“富国”、“安民”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加以考虑，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且由边防告警，还时有增兵。这样，养兵一百二十万以上。当时一年总计国家收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为养兵之用。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财物有限，而支费无涯，这就是当时“国之所以贫”的原因。所以，蔡襄说“今天下大患者在兵”。要讲“富国”，必先用意于兵，然后可言“富国”之术。

如何才能“强兵”呢？蔡襄针对北宋中期王朝军队存在的许多弊端，提出刷新整顿的建议。他指出宋王朝军队要改革，就要从“将权不专”、“将官不久”、“练军不实”、“官名不正”等方面加以整顿。他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触及北宋军事制度中，将帅无决定兵权，“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不练武，兵无艺能，主帅与部属“客礼相接”、“无节级相辖”、“号令不能相通”等弊病的要害，是很大胆的尖锐之议。他认为，要改革，就要先正官名。“官名既正，则将权可专；将权可专，则练军必实；练军必实，则所用之兵必寡；所用之兵必寡，则易于供馈。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或朝廷疑其成军之后其力难制，则事平之日分散其权可也”。蔡襄所撰《论兵十事》还提出“强兵”须做五件实事，一是“消冗”，即消除冗兵这一最大的弊病；二是“去老弱”；三是“省兵”；四是“训练”；五是“立兵法”。在他看来，改立军法是事关成败的大事。尤为重要。蔡襄为此专撰《请改军法疏》，认为这是选拣精审，整顿军队的至急之务。蔡襄在《乞大为边备之要》中，又提出六条：“一曰变军法；二曰委兵柄于必战之人；三曰择偏裨于行阵；四曰去无用之兵；五曰分守兵与应兵为首尾救援之势；六曰择要害郡县之官”。蔡襄说，如果上述五条具备，可以兵少而精、国用富饶；如果上面六条做到，才可讲边备。若因循旧弊，便无可胜之期。这些，都是提倡改革，以致强兵之论，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蔡襄把强兵与“谨财用”联系起来考虑，进而讲求其“富国”之术。他的“富国”之术，实际上就是他的财经思想。这里，仅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概括而言，有这样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度所入，量所出。”他认为，治天下者如治家。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要有个通盘计划，不能乱支乱用。宋王朝宰相不知兵，枢府不知财，三司不知藏，这是国不能“富”，兵不能“强”的大问题。他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宋王朝理财问题的要害，力主改革这种积弊。其二，“去冗”、“减费”。在蔡襄看来，“富国”的首要是“去冗”。冗兵是最大的问题，其次就是冗官、冗吏。他提出精简“去冗”，可以省费，又可清明吏治。他还主张节制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比如，蔡襄上书仁宗反对修开宝寺塔。他说：“一塔之费数百万钱，一钱之资皆生民膏血，当此多事匮乏之时岂可虚费！若施于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军须少宽民力，此岂独无福利哉？”他要仁宗“必以边事为忧，必以苍生为意”，不可枉费于无用。他希望皇帝能提倡“俭约之德”，惩戒浪费之失。对于贪污国家财物，他主张要严惩不贷，还要防微杜渐。其三，“富国”不宜“诛求”、“苛剥”。蔡襄认为，“为天下者，欲天下之财非以自奉，将以致天下之安也。”国家的财政收入要注意民众的承受能力，同时又要有所规划，不能滥用，不可随意向下诛求。急于求利而招怨乱，是很危险的。他举汉武帝远事征伐，赋税过重，唐德宗用卢杞之辈专为记得剥税造成的恶果为历史教训。指出：“若专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则寡，其失则多”。“自古剥下无厌而民不乱，诛财无已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可见，蔡襄的“富国”之术不同于一般，颇有进步性。他的“富国”主张，实即是他的理财思想。他不仅有言论，而且付诸实行。他在地方上任知州、转运使等职，尤其是晚年任三司使期间为实现“富国”作了很多努力。他提出不少改革措施，在理财方面是有贡献的。

上述蔡襄“强兵”、“富国”之论，是时代的产物。他在“庆历新政”中是力主改革的促进派，起过重要作用，应当肯定。

第二，主张“收材选能”是为政之首。就是说，注重贤才，把是否得人才、能用人才视为安邦治国的首要问题来加以考察，这是蔡襄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核心。

景佑三年（1036），当时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当朝宰相吕夷简擅权营私，因而得罪被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的名士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起而为范仲淹辩护，亦先后被贬逐。司谏高若讷讨好吕夷简，不肯谏言，欧阳修写信予以谴责，高若讷竟把信拿去作“罪状”。蔡襄对此愤愤不平，他作《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等人的贤才和品德，讽刺时政，斥责高若讷不肖，主张在用人问题上实行改革。蔡襄因此名重于世，被誉为改革派的喉舌之一。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擢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为谏官。蔡襄在上仁宗《言增置谏官书》中认为，这三人“忠诚刚气”，是“特立之士”，用为谏官，万人称庆。他说：“任谏非难，唯听谏之难；听谏非难，唯用谏难。”他针对当时某些邪恶之人用所谓“好名”、“好进”、“彰君过”等流言蜚语来诋毁谏官的情况，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论证，要仁宗不听流言，信用贤才。他还给欧阳修等三人写了一首诗作贺，辞多激劝，很有进取精神。欧阳修等人以诗荐于仁宗。不久，蔡襄亦知谏院，当时谓之“四谏”，颇有盛名。他上书言增谏官得人和纳谏之重要，他写诗作贺新谏官，实际上都是讲得人才的重要，宣传改革势在必行，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解是很有深度的。

蔡襄关于举贤任能的政治观点，大抵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任材以宜”。他对当时建官制度的弊病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不计才能，不考功绩，只凭资序，攀缘而进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他说，皇帝御群臣，称职者用之，不职者去之；有贤才者进，无才无德者退，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刷新吏治，改革政治的重要之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蔡襄还注意到改革科举取士之弊。他说：“圣人能无为治天下。天下之事至众也，何以无为而能治之？百官无不为也。百官修职，则万务举矣。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而当时不管是制科、进士科、明经科，都有些问题，存在着科举制度本身与现实政治需要的矛盾和缺陷，恩荫的弊端更多。为此，他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列举事实，对科举取士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主张。第二，“委之欲专”。蔡襄认为，人才对于为政、治国，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有了人才而不能很好使用，即等于失去了人才。例如，对范仲淹、韩琦的任用，蔡襄就发了很多议论，说明自己的见解。他希望仁宗能“拔贤才，收众策，不惮改作，以成大功天下”。他指责吕夷简执政以来，屡贬言者，是排斥忠贤，压制人才。他在许多奏章里，反复论证重用贤才、改革旧弊的重要性，充分说明蔡襄政治思想中有关人才观、人事主张是进步的。第三，“知人善任”。蔡襄认为，要改革政治，提高行政效率，就要能“知人善任”才好。他说，人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不可能一人兼数智，样样都“通”，成了“全知”、“全能”。要紧的是观其所长，随才而任之，扬长避短，以达到“知人善任”。比如，当时的知制诰、谏官欧阳修是一代贤才。而当宋廷任命其为河北都转运使时，蔡襄就认为不对，“惜任人之体”。他在《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中，详尽地阐明了他的观点。蔡襄政治思想中关于识才、用才的人才观，还有一点就是主张荐举人才，以革除按“资序”的旧例。他说：“臣闻人主择宰辅，宰辅择长官，长官择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简之术也。”他的基本点在于主张改革择官的旧规，要用荐举的办法（包括保举连坐之法）来发现人才，选拔贤能，这具有普遍的意义。他还从自身做起，亲自荐举不少有用人才。甚至连被朝廷处罚的人，他认为有才能而且处置未妥的，他也敢于公正地为其申明情况，求所当用，以达收材选能的目的。

第三，主张兴礼劝学以正风俗。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一样，蔡襄是崇儒重道，主张以“礼”治天下的。所谓“礼”，就是指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纲纪名分等一整套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礼制不可以混淆，名器不可以假人，它是治心、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所以，他说：“治天下不由礼者，莫能至也。”而这个“礼”如何普及、如何推行呢？这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向受教育者灌输儒家的那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宣扬封建的仁义道德。这就是兴儒以明礼，明礼以正风俗，相因相成的道理。在这方面，蔡襄的见解有如下三点：

其一，是要“跻俗于礼”。即要求整顿纲纪，兴立典制，以纠正当时社会的坏风气。这不同于一般性的议论，也不同于专讲封建典制的那一套，而是针砭北宋多年积弊，力求改革。可见他的政治思想是积极的，是要有所作为的。其二，是要“兴儒学，敦教化”。蔡襄认为，要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就得革新政治，重视儒学，从教育入手。他指出，治理天下国家，不在于求神拜佛，要之兴礼制，行仁义。他在《里医之言》这篇杂论中，以里医辅药疗病的三道方法来譬喻治理国家弊病的道理。他强调要从根本上治疗。他说，天下世间俗习愈久，积弊愈深，为治愈难，这并非儒家的仁义学说不灵，是因有邪说混淆之故。关键是要排干扰，兴儒学，宣扬并实行仁义礼制。他说：“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其人举之而已。’举之，奈何？曰：‘如医之言。'”他用现实生活中浅近的事例，以阐发深刻的政治见解。蔡襄还特别注意到“教育人才，先由学校”这个重要问题。即注意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学校教育极为重要。他在两知福州、泉州时，积极提倡兴立儒学，亲自过问教学内容，对培养人才是有功绩的。其三，是“明令戒谕”。蔡襄认为，治国仅靠“一断于法”不行，移风易俗，要靠“礼”，要善行教化。然而，如上所述，他又认为，当时上自朝廷下至民间的习俗积弊至深，单靠兴儒讲学，建立礼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辅以必要的行政命令，明文规定，下令戒谕。即政教并行，以正鄙俗。蔡襄所撰的《福州五戒文》，就是这类戒谕文字的代表作。它是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对当时巫觋主病，蛊毒害人之类，蔡襄也严加禁止，并选择一些人，教以医药，使为民治病。他为匡正风俗，扭转社会不良风气，作了许多努力，客观上着实为人民办了好事。这既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好政绩。

第四，主张“安民济世”为治道之本。这也是蔡襄政治思想很突出的特点。

蔡襄进谏、为政、处事，莫不围绕着“安民”这个中心。他的所谓“安民”，就是要使老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乱，以达到国家安宁，天下太平。他认为，这是治道的根本。这里面，有他的阶级性，也有其历史的进步性，有很多精彩可取的卓越之见。安民济世，是贯穿于蔡襄整个政治思想之中的。他的主要观点，概括而言，也用三点：

第一，“禁奸豪，均民力”。蔡襄在《国论要目·安民》中写道：

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谓之安民。

他的这个“安民”主张，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基本点在于：要使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去进行生产，从事各自的职业，既不要随时科取，役民过多，使老百姓负担过重，又要抑制豪强，不使奸豪扰民乱俗。他在许多奏章和诗文里，反复阐发这种观点。他抨击吕夷简身为宰相而不管“安民济世”这件大事。他力主“保民”、“安民”、“宽民力”，都是为了使人民“各得其分，各安其所”，达到安民济世的目的。这在政治上是高明的，很有远见卓识的。

第二，“恤穷民，除恶吏”。蔡襄说：

臣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闻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知民不可不恤… …

在这里，他的着重点在于讲“安民”是治道的根本，而“安民”又须体恤民间疾苦，以相对减轻剥削为上策。他在奏状里，指出当时老百姓“破家流离”、“十室九空”、“呼天苦诉”的社会现实，给宋王朝敲起警钟，要求改革，提出救弊之术。他认为，要安抚百姓，就要整理吏治，赏善罚恶，除掉害民的恶吏。他说，皇帝派出安抚使巡行四方，一要选任得当，才能推扬“德音”；二要戒励使者切实注意“安民”这个大事。如果恶吏不除，穷民不恤，派出使者巡行便毫无意义。蔡襄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不失为“安民”救世的良方，但在病入肢体的北宋中期社会和盘根错节的官僚政治中，这种“良方”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奏效的。不过，有这种“良方”，总比没有要得好多。事实上，蔡襄在知开封府、两知福州、泉州时，他所采取的“安民”措施，客观上就对人民很有好处。蔡襄实不愧为有宋一代的贤臣。

第三，“实惠以利民”。蔡襄认为，当时宋王朝因循旧弊，形势至危。水、旱、蝗灾害，都是由于“人事、政治阙失”所致。在这种情况下，要“安民”济世，不了解百姓的疾苦不行，了解民间疾苦，如不切实采取措施予以救治更不行。他大声疾呼，主张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要“实惠于下，以利百姓”，方能达到“安民”的目的。蔡襄从政数十年，他提出的政策、措施，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安民”这个“治道之本”，从“实惠于民”着眼的。他为此竭尽了心力，客观上替人民办了许多切实的好事。诸如，蔡襄在知福州、任福建转运使时，奏减漳州、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钱）；奏请“相度”沿海防备，整顿海防，组织士兵教练舟船、谙习水势，以维持社会安定，保境安民；在知福州、为福建转运使、知泉州时，在莆田、神州、泉州等地，倡导兴修农田水利，关心百姓生产；促成建造泉州洛阳桥（即万安渡石桥），便利交通运输，对泉州一带的生产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因为他能体恤民间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实惠于百姓，福、泉一带人民为他立“德政碑”，建生祠，在洛阳桥边勒石纪念。蔡襄成为人们崇敬的好官的楷模。有的同志说，蔡襄是北宋的一位卓有贡献的清官，是闽人治闽最有成就的一个典范。这是不为过誉的！许多以歌颂蔡襄政绩为主题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以上从四个方面扼要介绍了蔡襄的政治思想。蔡襄政治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应当深入研究。其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北宋社会和官僚政治中存在的积弊深感焦虑和愤懑，强烈地渴望和要求改革，处处阐发必须改革的主张；二是对当时百姓的沉重负担和民间的疾苦怀着同情和体恤之心，大声疾呼要安民救世，整整强调要注意“安民”是治道的根本。他的种种见解和主张，集中到一点来概括，就是：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择官，威戎莫如理兵，强国莫如丰财，济世莫如安民。他的这种政治思想贯穿着改革的精神。所以，研究蔡襄的政治思想，首先要着重研究他的改革思想。

至于如何才能实现他所描绘的政治图案，实践其改革主张呢？蔡襄把希望寄托于皇帝身上。他认为，只要皇帝国柄独揽，不要大权旁落，同时又“英明善断”，天下之事就好办了。这是一种尊君思想。这种尊君思想，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的反映，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思潮。蔡襄既尊君，又对君有所要求。第一，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大于用人。如果说，天下无可任之贤才，则厚诬于世。关键是人主是否会发现人才，举贤而用之。他说，汉、唐之兴，驱驭英雄以成大功业的，都是秦、隋所弃用的人。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历史经验。第二，蔡襄认为，作为皇帝，必须是言必信，令必行，严明法令，加重权威。因为“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第三，“好问益广”,“兼听则明”。皇帝要“明”，就要广开言路，多方面听取意见。同时，既要“兼听”，又要“善断”，要赏功罚罪，法以“至公”；要明是非，辨奸佞。蔡襄特别强调“明谏”。他希望仁宗能仿效唐太宗那样，把他所进谏应兴应革之事（即所上《进黼扆箴状》）贴在皇宫的屏风上，以便时常“省察”督促实现。在他看来，皇帝能做到上述三条，便能天下大治，太平可致。蔡襄这种政治观点，除他的阶级性外，也有其合理的内核，不无可取之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些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尊君思想，又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正因为蔡襄对宋王朝、对仁宗忠心耿耿，所以，仁宗对他很器重，赐襄母冠帔，特赐字“君谟”，这在宋代大臣中是罕见的“殊宠”和荣耀。

综上所述，蔡襄是宋一代名贤，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对“庆历新政”所起的作用“尤多”，对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是有贡献的。他的政治思想包罗广阔，见解深刻，颇有可取之处。当然，也有其阶级烙印，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然，不能苛求于古人。他期待和要求刷新政治，提倡和推行改革，“安民”济世等许多卓越的政治主张，是宝贵的历史的精神财富，非常值得研究、批判继承。

——原载《学习月刊》1987年第9期。收入《蔡襄及其家世》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