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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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问题与目标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创新驱动发展”现象的机制和机理,在“科技创新”及其相应的“社会建设”方面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研究是传统《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思想研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深化和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而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主题在于“科技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一般都归入“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所有的技术哲学都包括以下三个部分:①什么是技术?②如何理解和评价技术应用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结果?③面对技术,我们该怎么办?①是哲学研究;②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技术创新等研究;③是伦理研究。因此,本研究使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包括其他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研究”、“科技创新研究”和“科技伦理研究”等。关于技术哲学内涵的界定,参见 P.Bre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Techné: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14, No.1,2010, p.45.。这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但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参见第四章。

当党的十八大做出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时,马克思主义研究再也不能将这些研究放置在边缘地带。当我们力图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时,那么,本研究的核心问题随之而来:《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如何应对“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冲突”的分析寻找“合作”的可能,开发一种新研究进路,为当代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打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更多建设性思想资源,从而能够:①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现实的惯性;②缓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坚定对自身的内容与逻辑之间的统一性的信念。

核心问题中有两个维度:①内容维度的“冲突—合作”; ②目标维度的“学术性—现实性”。根据这两个维度,本研究将展开一系列子问题。

本研究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因此,从“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之间“冲突”的角度审视“学术性—现实性”时,首先站在现实性角度审视学术性研究中的冲突或不足。那么,本研究的第一个子问题,我们要从“学术性”角度追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至少存在着三个不足:①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探究;②聚焦于“静态”的创新概念层面,但没有深入挖掘驱动层面的动态内容;③“批判性”色彩过重、“建设性”功能尚未充分展开。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一个不足,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那么,本研究的第二个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科技创新”研究为什么会长期处于学科的边缘地带?这是主观忽略还是客观限制导致的?

本研究发现,我们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来理解、把握和反思现实问题,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资本逻辑”的思考方式。在资本这个绝对主体面前,科技创新中的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排在资本后面。所以,不是主观上我们不愿意重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等研究,而是思维惯性这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参见第四章。所以,基于“资本逻辑”,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研究是不可能摆脱边缘地带的。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本研究必须先克服“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

即使我们克服了“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对于本研究而言,仍然是不够的。在哲学领域,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一般属于技术哲学范围,它们也处于哲学的边缘地带。在今日西学东进的背景下,西方技术哲学思想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又处于技术哲学研究的边缘地带。除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大背景,最重要的原因是,无论在西方哲学界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传统哲学家认为科技创新或技术本身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它们仅仅是“科学的应用”。另参见肖玲:《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技术哲学元问题研究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第95~100页。因此,尽管科学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技术哲学却长期缺乏自身的独特的认识论和推理逻辑问题,并为自身的“哲学合法性”而苦恼。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也就是说,《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研究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科学逻辑”的思维惯性,即“科技创新是科学的应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思维惯性,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常识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于本研究而言,“资本逻辑”是内部的思维惯性,“科学逻辑”是外部的思维惯性。外部问题的优先解决将有利于降低内部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本研究将优先探讨如何克服“科学逻辑”,然后探讨如何克服“资本逻辑”。也就是说,本研究第二个子问题需要分拆为两个方面进行回答,即第三个子问题是:如何克服“科学逻辑”的思维惯性,展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技创新”及“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哲学研究自身独特的认识论和推理逻辑问题?第四个子问题是:如何克服“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

在克服“资本逻辑”和“科学逻辑”两个思维惯性之后,本研究将针对“批判性”色彩过重、“建设性”功能尚未充分展开的问题,探讨第五个子问题:什么样的方法论适合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从而能够回答第六个子问题:如何进行“建设性”研究?

“商品”是《资本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据此发展了一套“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深化了前期历史唯物主义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然而,传统学科视野中,关于科技创新与商品的关系探讨都是“静态”研究。那么,本研究的第七个子问题将追问:如何从“动态”层面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

前面七个子问题都是属于“学术性”方面的探讨,最后,本研究要将“学术性”研究与“现实性”之间寻找缓解张力的通道,即第八个子问题将从现实性角度追问: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我们将如何应对高科技伦理和科学家道德困境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