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关于编委与科研产出相关性的研究综述

根据Bourdieu在其名著《人：学术者》中所阐述的理论框架，期刊编委会就是一个自我繁殖的学术精英系统，这些作为学术精英的编委凭借手中的权力可以决定来自哪些院校的人员进入到精英系统中成为控制别人的人、哪些院校可以成为控制阶层、哪些文章可以得到发表。Whitley也强调了学术精英这种角色在控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将期刊编委这种角色比喻为学术界的“守门人”。Zuckermann和Merton指出守门人在稿件的评价和选择的控制系统中，占据着有力的战略地位。Konrad、Raelin认为编委作为守门人对于期刊发表哪些文章，以及对于预见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总之，学界对于编委对文章的最终发表与否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论点都不否认，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则运用不同方法，或正或反、或显或隐，从不同角度在各自学科领域对编委与科研产出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Yoels的实证研究表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中编委职位主要被来自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所控制，且编委的博士毕业院校最多的10所大学与文章作者的博士毕业院校最多的10所大学非常相似。

在社会工作领域，Lindsey认为编委权力对期刊文章发表与否有着重要影响，而他重点关注了这种权力的来源。他将编委权力划分为“编委评审论文的数量”“编委推荐论文的数量”“编委推荐论文被录用的数量”三个维度并分别作为内生变量，将“编委是否担任行政职务”“编委所在单位是否隶属大学”“编委的科研产出数量”“编委的科研产出质量”“编委是否以定性研究风格为主”五个变量设为外生变量或中介变量，对上述变量进行路径分析，以试图找出影响编委权力的前因。研究结果表明“编委所在单位是否隶属大学”“编委的科研产出数量”“编委是否以定性研究风格为主”对编委权力有着正向影响，是编委权力的前因。

在经济学领域，Hodgson和Rothman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部分经济学期刊中编委与作者被美国及少数院校垄断的情况，他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学科的创新研究。Sussmuth通过监测10年来欧洲院校的科研产出情况也同样发现存在着编委及作者被少数院校垄断的情况，并发现这些院校的编委数量对科研产出数量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Baccini和Barabesi发现编委的连锁现象，即一个编委占据着数个编委职位，从而将不同期刊联结在一起，以反映不同期刊间编委的重合程度及不同期刊政策的相似性。Gibbons和Fish发现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3所学校在由自己本校教师担任主编的期刊中占有较高的编委比例。Hofmeister和Krapf对伯克利电子出版社旗下的经济学期刊编委的审稿过程进行了调查。这些期刊将文章分为了4个档次，调查后他们发现，有着良好被引记录的作者以及隶属于排名较高院校的作者文章更易于被遴选为高档次的文章。Frey和Rost选取了115本经济学期刊作为研究样本，按一国所拥有的编委数量进行排名。他们将此排名分别与科睿唯安ESI数据库中的总被引频次排名最高的81个国家以及论文数量最多的81个国家进行散点图分析，结果发现基于编委的排名与基于科研产出的排名相关性较高。

在会计学领域，Mittermaier、Lee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均表明，在学界，存在着一小部分被称为“学术精英”的群体，他们作为期刊编委控制着会计学界的发展。Williams和Rodgers通过对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的编委构成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这里存在着博士毕业于美国少数几所顶尖名校的精英，他们控制着期刊的内容和研究的热点领域，来自这些院校的毕业生也更容易成为该刊的作者，编委人数最多的10所院校中的9所也同样位列该期刊校友发文数量最多院校的前10名。Lee选取了6本会计学期刊作为样本期刊从“编委的博士毕业院校”“编委的任职时间”“编委在自己任职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三个方面来衡量编委在科研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能力。研究结果表明：顶尖期刊被一些来自美国的少数顶尖院校的精英编委成员所控制，他们不仅占据着主编、副主编等核心职位，且大部分成员在多个期刊担任编委职务；从控制时间上看，这些来自美国少数几所院校的精英编委在顶尖期刊上的任职时间最长；他们比非精英编委成员在自己所任职的顶尖期刊上发表了更多的文章。Bates等人的研究发现在The Accounting Review中，超过60%的作者与编委的隶属院校相一致，且在The Accounting Review和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这些美国期刊中，编委职位被来自一小部分院校的编委所占据。Qu的研究发现在加拿大会计学术学会（Canadian Academic Accounting Association）出版的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期刊中，博士毕业于美国院校的部分精英人才在作者、与该期刊相关的会议参会人员以及编委成员构成三个方面占据着很高的比例。Brinn和Jones则更关注英国籍编委的情况，他们发现英国籍学者在会计学期刊编委中的代表性不够，特别是在美国高质量期刊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们所选取的60本会计学期刊中有22本期刊不含英国籍编委，其中包括美国三大顶尖会计学期刊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The Accounting Review。Brinn和Jones由此认为，英国学者在世界主要会计学期刊中无论是就期刊战略还是研究内容领域都无法施加影响力。

在心理学领域，Horan等人发现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更愿意雇佣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密苏里大学的校友或来自上述四校的教师作为该刊的编委成员。

在整个商学和管理学领域，Trieschmann和Dennis提出假设：商学院教师在核心期刊中担任主编、副主编的数量是商学院科研产出数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他们假设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这些能够担任主编、副主编的教师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第二，他们作为期刊的控制人可以鼓励本校其他教师将最好的文章投到他们所任职的期刊。实证结果表明，商学院教师在核心期刊中担任主编、副主编的数量对商学院科研产出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urgess和Shaw通过对编委连锁现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发现管理学的各分支领域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且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中小企业管理等分支领域中编委分布较多，而在会计学、财政学、市场营销学等分支领域编委分布较少。他们认为这种编委分布的不均以及学科间松散的联系不利于整个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与前述Baccini和Barabesi等人的研究非常相类似的是，张立伟等人以国内部分管理学CSSCI期刊为样本，同样对编委的连锁现象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在我国管理学领域中同样存在着编委的连锁现象。Ozbilgin、Feldman等人认为编委的背景应足够的多样化，这样有利于发表的文章涵盖范围更广的研究范式和方法。Svensson、 Rosentreich和Wooliscroft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编委背景的相似性导致他们拥有共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偏好，这样就限制了发文的内容和范围。Baruch则更加侧重从编委地理分布的角度考察编委背景，证实了编委的来源国家与主编工作地具有一定相关性。Harzing和Metz在Baruch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数量及时间年限，发现近20年来编委的地理分布的多样化程度有所增加，但是在大多数管理学期刊中多样化程度仍然很低，主编所在的国家及学科领域两个因素可以部分解释编委地理分布的多样化程度。而Harzing和Metz另外的一篇研究则认为编委地理分布的多样化程度还与一国参加美国及欧洲顶尖管理学会议的人数以及使用英语的程度两个因素有关。

在图书馆与情报学领域，Sharma和Urs认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可由编委反映出来，他们选取56本电子图书馆期刊为样本，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编委们在多个不同期刊的任职关系，由此揭示电子图书馆这门学科的科研主题。结果表明计算机科学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议题。Baccini和Barabesi在图情领域验证了前述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发现的编委的连锁现象。与Baccini和Barabesi的研究相类似的是，姜春林等人选取国内部分图书情报学CSSCI期刊作为样本源，同样对编委的连锁现象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中同样存在着编委的连锁现象。Cabanc通过统计77本信息系统类期刊编委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描述了信息系统学术圈科研产出等方面的概貌。

在材料学领域，Sombatsompop等人选取SCI数据库中168本材料学期刊作为样本，发现编委主要来自欧洲及北美国家，但是作者最多的是亚洲科学家。日本、中国是科研产出最多的两个国家。作者认为这反映出编委的隶属国与作者的隶属国缺乏一致的关系。

在医学信息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里，Malin和Carley选取了两个学科领域里较有影响力的40本期刊作为样本，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对编委数据分析发现：存在着一小部分编委处于网络图中连接两个领域的交叉节点上，他们将这两个学科领域里的学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医学信息学与生物信息学的交叉研究。

在麻醉学与重症护理领域，Boldt 和Maleck从JCR数据库中分别选取18本麻醉学英语期刊和16本急诊医学与重症护理领域的英语期刊作为样本，对编委的来源国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麻醉学期刊还是重症护理领域期刊，主编和编委职位都主要被美国学者所占据：麻醉学期刊中，美国主编及编委的比例分别占到59%和52%，重症护理期刊中美国主编及编委的比例分别占到了75%和72%。作者认为尽管很多期刊标榜为“国际期刊”，但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对期刊的影响较小，因为这些国家的编委所占比例较小。

Sugimoto等从商学、计算机、教育学、健康科学、心理学等五个学科中选取5094本期刊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期刊主编所在机构的国家不同，文章的接受率存在着显著差异。主编来自北美的期刊的文章接受率最低。

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最早来自Zsindely等人1982年的研究，与前述研究相比，他们更加注重从国家层面来分析编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他们认为编委是形成科研产出的前置决定机制，一国在国际期刊担任编委的数量可以反映一国科研产出的情况。基于此，他们分别在临床医学、生物医药、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工程学、数学八个学科领域进行实证检验：对一国的编委数量和一国的论文数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学科领域里两者都表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从而也验证了编委数量是一个较好的科学计量学指标。编委作为评价指标也被成功地运用到一些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中。

进入21世纪后，Braun、Carpintero等人，Kumar和Srivastava在Zsindely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将所涉学科领域进行拓展，同时将编委数据、科研产出等数据进行更新，着眼于国家宏观层面对一国的编委数量与科研产出的相关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也都表明一国的编委数量与科研产出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Kumar和Srivastava更加关注印度编委的构成情况。他们根据SCImago Journal Rank指标选取了448本顶尖期刊中的14306名编委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印度本土学者只占编委总数的0.3%，这一比例远落后于美国的62.06%与英国的8.49%，也落后于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中国（比例分别为1.77%和1.94%），反映出印度学者在期刊中的代表性不够。值得注意的是在Braun和Diospatonyi2005年的研究中，科研产出数据不只局限于科研产出数量，而增加了反映科研产出质量的论文总被引频次这一指标，研究结果反映了美国等国家编委在学界所占据的强势主导地位。此外，Braun和Diospatonyi还从期刊出版的角度考察了编委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情况，此次研究再次验证了美国等国的强势主导地位。

与Zsindely、Braun、Carpintero等人关注宏观层面不同的是，一些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微观层面探究编委职位对于编委个人及他人科研产出的影响。Mathews对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9年中主编及副主编在本刊的发文情况进行实证检验，他认为编委本应是通过审稿等行为间接影响期刊的科研产出，但是本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分编委在任职期间要比非任职期刊发文数量多，他们更多的是在任职期间直接通过本刊作者的身份直接影响期刊的内容和质量。Luty等人选取包括5个医学分支领域的20本医学期刊中的4460篇文章作为样本，以调查这些期刊是否更倾向发表本刊编委的文章。结果表明这些期刊发表本刊编委的文章的概率约是发表来自竞争对手期刊编委文章的3倍。我国台湾地区的许森源选取《台湾经济评论》1987-2001年这14年中的25位编委以及《中国财务学刊》1993-2001年这8年中的41位编委作为研究样本，旨在考察编委是否在任职期间利用他们职位的便利条件使自己的文章得到更多的发表以及是否利用职位的便利条件过多地采用来自与主编相同院校作者的文章。实证结果表明，《台湾经济评论》《中国财务学刊》均存在超比例地采用编委自身文章的现象，而《台湾经济评论》还存在超比例采用来自与主编相同院校作者文章的现象。研究同时也表明，通过提高编委所属机构来源的多样化，并不能改善期刊超比例地采用编委自身文章的现象，但可以使超比例采用来自与主编相同机构作者文章的这一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Bosnjak等人对180本克罗地亚期刊中256名编委在自己期刊发文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18名编委在自己任职的期刊上发表了5篇及以上的论文，唯有2名编委只在自己任职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由此认为编委并没有滥用能在自己所任职的期刊上发文的权力。Mani等人在泌尿学、Walters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结果与Bosnjak等人的研究结果类似，就他们在其各自领域选取的期刊样本整体情况来看，他们都没有发现编委在自己任职的期刊超比例地刊发自己文章的现象。

上述微观层面的几项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编委职位对自己或他人在本刊发文数量的影响，而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了编委职位对编委自身被引频次的影响。

Soglen在一系列研究中就曾多次提到讨好编委而引用他们的文章是作者一种普遍的策略，担任编委可以提高自身的被引频次，然而他并未对此进行实证检验。Langer和Frensch在心理学领域选择了7本美国期刊及3本德国期刊就期刊编委职位能否增加编委的被引频次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比对编委任职前、任职中、卸任后的被引频次、编委在非任职期刊的被引频次以及非编委的被引频次等几种情况，结果表明：在美国期刊中，编委在任职期间在自己任编委的期刊中被引频次增加，担任编委能增加个人科研产出的影响力，作者用马太效应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而德国期刊中并未出现担任编委能增加个人科研产出影响力的现象。在经济学领域，Laband等人对比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编委的被引频次与他们在没有担任编委的两本对照组期刊的被引频次发现，在1985-1995年间，这些编委没有被发现有过多被引的情况，然而2000年的数据显示，编委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文章被引的次数是对照组的4倍。Frandsen和Nicolaisen在情报学领域选取4本期刊，通过对比4本期刊编委在自己任职的期刊与其他非任职期刊的被引频次发现，讨好编委而引用编委文章的现象是很少的，从而否定了Soglen的观点，并引用Garfield的观点：尽管存在因讨好某些人而误用引用的情况，但这些情况都是微不足道的个例。

随后不久，Frandsen和Nicolaisen两人同样选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为期刊样本，对比编委任职前后及两本非编委任职的控制组期刊，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再一次证明了并不存在讨好编委而过多引用编委文章的现象。同样是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实证，Kim和Koh从IDEAS数据库中选取顶尖的93名经济学家以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等6本经济学期刊作为样本，发现当这些经济学家担任期刊编委期间能获得更多的被引频次。Kim和Koh就此提出了两个假设：编委压力假设即编委建议作者引用自己的文章；编委遴选假设即编委更倾向于让那些引用了自己文章的文章得到发表。通过关键词分析及引文分析等方法发现上述两种假设并不成立。Kim和Koh由此认为经济学家担任编委而被引增多可能只是因为作者提交了编委感兴趣的领域，提交的文章中自然引用了编委的文章。在管理学领域，Podsakoff等人选取30本管理学期刊，从1981-2004年间选取约25000位作者作为分析样本，发现担任编委职位对编委被引频次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们认为担任编委较为知名，因此担任编委会比非编委有着更多的被引频次。

而一项涵盖更多学科的研究来自Levy等人。Levy等人选取了包括数学、物理、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等11个大类学科在内的35本期刊作为样本，他们的研究表明编委在任职期间的平均被引次数要远高于他们在任职编委前的水平，由此他们认为当选编委可以提高个人的被引次数。

同样是在微观层面，部分学者对与编委有相同院校背景的作者的文章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Laband和Piette等人的研究。Laband和Piette选取28本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的1051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文章作者拥有与编委相同院校背景（如相同的工作院校，或相同的毕业院校）与文章的被引频次相关性较高，作者与编委来自相同院校的文章的被引频次是没有这种院校背景关系文章的2倍多。他们也由此认为编委与作者相同院校的背景能为编委发现高质量的文章提供重要渠道，编委的这种偏好行为有利于提高学术知识市场的效率。Medoff通过检验1990年发表在6本经济学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发现，与编委有院校关系的文章比没有这层院校关系的文章的质量更高，且两者质量的差异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少。此后，Medoff通过检验芝加哥大学主办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JPE）以及哈佛大学主办的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以下简称QJE）2本期刊在1990年的发文情况发现：哈佛大学的教师及其博士毕业生不是不可能在JPE上发表优秀文章，而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及其博士毕业生也不是更容易在JPE上发表优秀文章，与之相对应的是，哈佛大学的教师及其博士毕业生不是更容易在QJE上发表优秀文章，而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及其博士毕业生也不是不可能在QJE上发表优秀文章。此外，Medoff还发现与JPE和QJE有这种院校背景关系的作者的文章质量都不低。Brogaard等选取30本经济学和财政学重要期刊上的50000篇文章为样本，发现编委在任职期间，他们的同事发表在编委任职期刊上的数量要比编委非任职期间更多，且这些文章有着较高的质量，其被引频次要比没有这种院校背景关系的作者的文章高出5%—25%。在会计学领域，Smith和Dombrowski通过检验7本顶尖会计学期刊的138篇文章，同样发现了与编委有院校背景关系的作者的文章被引频次较高。

与上述研究发现与编委有院校背景关系的文章质量较高这一结果不同的是来自法学领域一次实证研究：Yoon选取200本法学评论类期刊中的25000篇文章为样本，发现法学评论类期刊发表了更多来自期刊主办学校教师的文章。期刊主办学校教师的文章的被引频次要少于非本校教师的文章，且这种差异在排名较高的期刊中更加明显。作者由此认为法学评论类期刊在评审中存在着歧视现象。

尽管我国学者并没有像上述Laband和Piette等人就编委的偏好行为进行实证探究，但与他们相类似的是，部分学者结合自身办刊实践对“编委推荐制”这一制度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编委推荐制有利于编委发现优秀稿源，提高办刊效率，这一观点也和Laband和Piette等人认为编委与作者相同院校的背景能为编委发现高质量的文章提供重要渠道这一观点具有相似性。具体来看，沈美芳指出《应用数学和力学》一直实行的编委推荐制对该刊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刊2001-2003年中获国家级奖项的16篇论文以及省部级奖项的44篇论文的最初稿件均来自编委推荐制，沈美芳指出编委推荐制具有“稿件质量高”“稿件新颖”“有利于培养人才”“简化审稿程序”等优点。朱大明在沈美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编委推荐制的内涵，并指出编委推荐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利于编委积极寻找发现优秀稿源，从而承担起编委的职责，提高办刊水平。同时编委推荐制还有利于减小稿件发表时滞，使审稿流程简化。王亚秋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建议通过实行编委推荐制来作为强化编委职能的路径之一。

除上述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关注了编委的国际化程度对于稿源国际化的影响。李丽和张凤莲指出“编委地域分布的狭窄势必导致作者范围的狭窄。广阔的地域性和国际化的编委会是密切相关的，本质上有其一致性。编委地域分布的狭窄限制了期刊的国际性，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和作者的国际化”。肖宏认为国际化的编委队伍是期刊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他结合《中国药理学报》和《亚洲男性学杂志》建立国际编委队伍的实践情况，指出目前《中国药理学报》有15%的国际稿源，而《亚洲男性杂志》的比例则更多，国际稿源占到60%。Uzun在情报科学与科学计量学领域选取5本期刊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国作者文章的增多与国际编委的比例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关注了女性编委在期刊中的数量及比例，以考察女性编委的话语权大小。这些研究也多选用时间序列数据，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对这种数量或比例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同时，这些研究也多涉及女性编委与女性学者科研产出关系的分析。例如，Musambira和Hastings基于传播学领域8本期刊1997-200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尽管男性编委仍占据多数，但女性编委与男性编委在数量上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同时他们还推测女性编委数量增加的比例没有赶上女性编委科研产出的比例。Metz和Harzing在管理学领域中选取57本管理学期刊15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女性编委缺乏与她们作为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较少显著相关。作者认为“研究领域”“期刊声望”“主编的性别”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女性编委缺乏这一现象；同时作者也指出编委性别的不平衡会阻碍女性学者在学术上获得认可。在市场营销学领域，Pan和Zhang选取42本营销学期刊样本发现女性编委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Pan和Zhang认为这种性别的不平衡也与营销学界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一致。他们还将2012年的编委数据与1997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大多数期刊中女性编委的数量呈现增多的趋势。他们同时也指出增加女性编委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女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