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关于编委个人科研产出水平的研究综述
关于编委自身科研产出水平的高低,主流观点认为,编委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编委资格的获取正是基于编委自身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早在1973年,Cole等人就曾指出,编委成员的任命如果不是基于自身拥有较高的学术成就,那么在整个学术圈中,他们作为编委所享有的学术声誉将很难被圈内同行所认同。Hames认为尽管大多数编委不能保持一直在最顶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是一本期刊如果想吸引高质量的论文投稿,那么它的编委至少需要在顶尖的期刊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只有基于此,编委对于来稿才能做出正确和严格的判断,从而被同行所信任。Rynes指出拥有较强的发文和被引记录是成为编委候选人的最明显特征。Bedeian等人认为,编委的人选必须是在该领域内公认的最杰出的专家,他们只有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才有资格被选为编委,只有遵循这一编委遴选的原则,才能构成科学精神的基石。具体到每一个学科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在心理学领域,Lindsey曾对部分心理学期刊编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测量编委的学术水平:编委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的数量;以上这些作品的被引用次数;编委的最高学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编委全部拥有博士学位,有着大量的科研产出且这些科研产出的被引次数较高,他们对于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Pardeck从美国心理学学会发行的期刊中随机选取了5本期刊作为统计样本,通过统计每本编委在SSCI数据库中的篇均被引频次来测量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结果显示,除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期刊外,其余每本期刊均有50%左右的编委的篇均被引达到16次及以上,且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中,编委的篇均被引达到16次以上的比例更是高达77%,从而证明了心理学期刊编委拥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
在化学领域,Zsindely等人选取SCI收录的49本国际化学期刊作为期刊样本,将期刊的影响因子及该刊所有编委的人均被引频次作为两个变量,对他们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27,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而揭示出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对于编委资格获取的重要影响:越是顶尖期刊,对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要求越高。Braun和Bujdoso用同样的方法在分析化学领域做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与此类似的结论。
在医学领域,Bakker和Rigter从48个医学分支学科中选取了SCI收录的1168本期刊作为样本源期刊,发现编委拥有编委职位的数量与编委发文数量、编委被其他国家同行学者提及的次数以及编委发文的被引次数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从而认为编委的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是当选编委最重要的原因。
在会计学领域,Beattie和Ryan通过对7本顶尖会计学期刊的研究发现:编委成员所发表的论文比其他非编委研究人员有着更多的被引频次。Williams和Rodgers指出,科研产出的优异表现是一名学者成为期刊编委的必要条件,他们选取The Accounting Review作为期刊样本对其编委成员的科研产出水平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能否在该刊担任编委取决于在任职编委职位之前能否在这一顶尖期刊上发表过论文。Brinn和Jones通过对编委的问卷调查表明,科研产出的表现和学术声誉是编委们认为能够当选为编委的两个最重要因素。
在房地产领域,Hardin等人评价了3本高影响力的房地产期刊编委的科研产出情况,并将此作为检验房地产领域学者科研产出水平的标杆。
与Hardin等人在房地产领域的研究相类似,Lacasse等人选取了5本社会工作领域内较高影响力的期刊,将5本期刊中的编委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三类,分别统计他们的h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工作领域学者高水平科研产出的标准。
在财政学领域,Hardin等人通过调查5本顶尖财政学期刊15年的数据,发现编委们拥有大量的科研产出。研究还表明拥有多个编委职位的人要比拥有单一编委职位的人拥有更多高质量的科研产出。
在图书馆与情报学领域,Willett选取了16本顶尖图情期刊,计量其编委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发文情况,结果表明编委发文的中位数值为9.5,被引频次的中位数值为39。编委有着较为丰富的发文数与被引频次:其发文数与被引频次与16本期刊中的非编委作者有着显著区别。张立伟和姜春林以国内23本图书情报学CSSCI期刊为样本,统计这些期刊编委的发文数量、被引频次、论文下载次数、h指数等指标,结果表明编委们拥有较高的平均发文量、被引频次、下载次数和h指数。
在管理学领域,Rost和Frey认为当选编委需要一定的科研产出数量,但是由于编委要承担审稿工作的原因,最高产的学者往往不担任编委或担任编委职位的数量较少。基于此,他们提出假设“学者拥有的编委职位数量与科研产出数量呈倒U型曲线”,并选取管理学与组织科学领域11本顶尖期刊作为样本期刊,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该假设:总体来看,学者拥有越多的科研产出,当选编委的机率越大,但是最高产的作者往往不在编委之列。Valle和Schultz从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的美国商学院中选取440名教师作为样本,发现教师具有编委资格与教师在管理学顶尖刊物发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学者借助编委资格而获得更多的科研产出这种可能性是较小的,因此两者之所以显著正相关更多的是基于编委本身具有高水平的科研产出能力。
在物理与康复医学领域,Franchignoni等人从第17界欧洲物理与康复协会大会的受邀报告人中随机选取了24名欧洲学者,统计他们在Web of Science和Publish or Perish两个数据库中的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及h指数共6项科学计量学指标。在其中的12名期刊编委中,有11名编委在这6项指标中至少有一项位列前十。
在麻醉学领域,Pagel和Hudetz在2009年影响因子大于1的期刊中随机选取10本期刊作为样本,分析这些期刊的编委的h指数,结果表明:在多个期刊任职的编委要比在单一期刊任职的编委h指数更高;期刊影响因子越高,期刊编委的h指数也越高。
在药学领域,丁佐奇等选取国内10本较有影响力的药学期刊为样本,分别统计10本期刊中发文及被引最多的20名作者,按编委成员占该刊发文与被引最多的20名作者的人数比例分为编委贡献较大、编委贡献中等、编委贡献较小三类,结果表明大多数期刊中,编委有着中等以上的贡献。
在纳米领域,Braun等人类比期刊影响因子的概念,提出了“守门人指数”(gatekeeper index)的概念。其含义为一本期刊的编委在过去两年所发论文在当年的被引频次。Braun等人认为,编委通常是本领域高水平的一流学者,他们的科研产出水平较高,因此他们的被引频次应该高于基于所有学者统计出的期刊影响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Nanoletters这本期刊外,其余8本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期刊的守门人指数均要高于期刊的影响因子,从而也证明编委有着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
除上述研究外,Asnafi等人在放射学、Kay等人在运动医学、Walters以及Zhang和Jiang等在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做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也都表明编委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
尽管编委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表明,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例如,有大量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工作领域:
Lindsey和Kirk的一系列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工作领域内的编委缺乏杰出的学术成就,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较低。Epstein就此指出,社会工作学科的编委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Pardeck选取了5本社会工作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作为统计样本,发现期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编委一年中的篇均被引在3次及3次以下。在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中,这一比例占到了58%,Families in Society、Child Welfare的比例分别为54%和4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本期刊中编委篇均被引达16次及以上的比例仅为14%,这一比例远低于同一档次心理学期刊的水平。Pardeck和Meinert的研究发现:在Social Work的8名期刊编委中有4名在1990-1995这6年间没有在Social Work Abstracts、Sociological Abstracts、Psychological Abstracts所收录的期刊中发表过论文;有4名在这一时间段在SSCI中的被引频次少于3次。尽管学者Reamer对Pardeck和Meiner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统计这些编委所发表的专著和文集而不是只统计期刊论文、扩大统计的时间范围,结果可能会不同,但是Reamer并没有给出实证结果。Pardeck的其他一些研究中用类似的方法同样验证了社会工作领域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不高。
在心理学领域,Weinrach等人检验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Th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Th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3本期刊编委的发文情况,结果发现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编委的发文数要明显高于其他两本期刊,作者也由此认为3本期刊遴选编委的标准并不相同。
在经济学领域,Frey和Roster取科睿唯安JCR数据库与本国较为流行的Handelsblatt Ranking期刊排名的并集,选取了115本经济学期刊作为研究样本,按学者所拥有的编委职位数量进行排名。他们将此排名与科睿唯安ESI数据库中的学者总被引频次排名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两类排名的相关性较低:基于编委职位数量排名的大多数学者没有出现在科睿唯安ESI的排名中,而在科睿唯安ESI排名中较高的学者仅出现在编委职位数量排名的末端,两类排名各自的前十名中没有相同的学者。Frey和Roster还将此排名与经济学领域中著名的IDEAS排名进行了比对,结果再次表明,无论是IDEAS发表论文最多的经济学家排名,还是被引频次最多的经济学家排名,它们与基于编委职位获得数量的排名相关性都不高。
在整个商学领域,Bedeian等人分别从管理学、会计学、营销学、财政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商学的分支领域或相近领域中选取1-2本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作为期刊样本,从以下4个方面衡量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编委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反映篇均被引频次的校正质量指数、反映编委科研产出累积影响力的h指数。Bedeian等人重点关注了2本管理学领域期刊编委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中编委发表论文数量的中位数值仅为6.33,这一分值仅排在所有8本期刊编委得分的第七位,该刊约有三分之一的编委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在50次以下,有近60%的编委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在100次以下。Bedeian等人由此做出推断,编委资格的获取除学术成就这一因素外,还存在诸如人际关系等特殊因素的考虑。而另一本管理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中编委的科研产出表现也很一般。Lowe和Van Fleet用类似的方法专注于会计学期刊,发现不同会计学顶尖期刊中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并不一致,其中The Accounting Review中有大量编委发文数及被引频次相对较低。Prasad等人通过计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本期刊编委的h指数发现,尽管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比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编委科研产出水平更高,然而2本期刊中都存在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编委没有在其所任职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现象。
林松青与张海峰选取《岩土力学和工程学报》中的116名编委为分析样本,统计发现1982-2010年间有9.48%的编委从未在该刊发表过论文,2005-2010年这最近的6年时间内,有25.86%的编委没有在该刊发表过论文。作者也由此认为编委的组成结构应该进一步优化。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编委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人们至少在主观定性上普遍认为编委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但是在一些学科中仍有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并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编委的科研产出水平表现得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