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治国要务，上下同意/韩信“汉中对”指点迷津
【原文】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精解】
在古代汉语中，“道”的意思比较复杂，道路、道德、道理、规律、原则等，都可以用“道”来表示。在《孙子兵法》中，“道”的含义不仅简单明了，而且至关重要。
孙子非常简练地说了一句话：“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对于这句话，有必要先解释两个字。一是“令”。这里的“令”不是命令、指令，而是“使”，如同现在常用的令人深思、令人神往等成语中的“令”。“民”在先秦兵书中往往不是指民众，而是指官兵，后来才逐渐用于指民众。解释了这两个字，这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它实际上是规定了一条分析比较的标准，看敌对双方国君将帅得不得“道”，就是看他们能不能使所统辖之下的军队和民众能够自觉自愿地与上层领导的意志保持一致，即“与上同意”。上下一致，可谓得道，上下离心离德，即是失道。这一条既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平时治国治军的首要问题。所以孙子把它作为战略分析的第一个着眼点。楚汉战争前夕，韩信与刘邦在汉中对话时，最为看重的也就是这一点。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大封18个诸侯王，将他的劲敌刘邦派到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一带，称之为汉王。同时还安排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驻在附近地区钳制刘邦。刘邦觉得很憋屈，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这时，老天爷给他送来了一个特殊人才——韩信。几经周折，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拜将仪式结束后，刘邦急不可待地请教韩信，问道：“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
韩信反问道：“现在与您东向而争天下的不是项羽吗？”刘邦答道：“正是项王。”韩信又问：“那大王自己估计一下，论兵力之勇悍、待人之礼仁、势力之强大这三个方面，您同项羽比，谁高谁下？”刘邦沉默片刻，回答说：“不如项王。”韩信赞同地说：“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您不如项王。可是我曾经侍奉过项王，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
韩信首先分析项羽的勇悍，他说：“项王一声怒喝，上千人都会吓得腿软，可是他不能任用贤将，这只能算作匹夫之勇。”
他又分析项羽的礼仁：“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他便同情落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可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把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也舍不得给人家，这是妇人之仁。”
接着韩信重点从四个方面分析项羽的势力状态：“项王虽然独霸天下使诸侯称臣，可是放弃地势险要的关中而建都于地势平坦的彭城，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误。项羽背弃楚怀王之约，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诸侯对此愤愤不平。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项羽将旧主楚怀王驱逐于江南，使得诸侯纷纷效仿，也都回去驱逐他们原来的君王而自立为王了。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项羽所到之处，无不大行杀戮，所以天下人都怨恨他，百姓只是在他的淫威下勉强屈服。这是他的第四个失误。”
分析到这里，韩信总结说：“从表面上来看，项羽名义上虽为天下的领袖，实质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势力会很快衰弱的！”听到这里，刘邦激动不已，俯身前倾，不知不觉膝盖都贴到前面的座席了。
韩信接着分析刘邦的三大优势。他说：“第一，大王您入武关时，秋毫不犯，废除秦王严酷刑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无不想拥护您在关中为王，可谓深得民心。第二，根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理当在关中称王，关中的百姓都知晓。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可谓合乎法度。第三，如今大王起兵向东，进攻三秦的属地，只要号令一声即可收复，可谓有强大的力量基础。”
韩信最后鼓励刘邦说：“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臣服！率领英勇的、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的这一番话，实际上为刘邦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方略。刘邦听后大喜，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他对韩信言听计从，部署诸将准备出击。
半年之后，刘邦采纳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领兵杀出汉中，迅速占领关中大部地区，取得对楚的初战胜利。
韩信这一番分析显然没有诸葛亮的“隆中对”那么全面，没有从政治、经济、外交、地理、实力方面盘算一圈，而是着重分析项羽如何失道、不得人心，刘邦如何得道、深受人民拥戴。为什么仅仅凭这些他就敢于鼓动刘邦杀出汉中呢？因为他知道“道”是力量的重要源泉，有了“道”，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正如孙子紧接着说出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一旦达到了“令民与上同意”的程度，那么军队和民众“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诡”，是诡诈、疑惑的意思。“不诡”，可以理解为军队和民众在关键时刻决不背叛，没有二心。
无论古今，平时喊打仗、发誓言、表忠心，都很容易，可是一旦真正面临战争，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孙子认为，只有平时做到“令民与上同意”，战争来临时，军队和民众才有可能真正紧紧跟随国君和将帅，同生死、共命运，关键时刻也决不退缩。在大多数传世本《孙子兵法》中，这句话被写作“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竹简本则写作“而不诡也”，两者意思相近，可以兼而有之。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与孙子心灵相通。克劳塞维茨也提出了战略五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其中，精神要素位列第一，被看作最重要的因素。他曾作为普鲁士军人亲自参加了著名的拿破仑战争，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拿破仑战争的顺利进程，他认识到法国革命军队和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有着巨大的精神优势。一方面，由解放了的市民和农奴组成的革命军队为维护自身的自由而战，斗志高昂；另一方面，拿破仑极其善于利用民众武装，他有一句名言即“每一个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用来激发将士“与上同意”，英勇作战，争立战功。因此，与反法联盟的前5次作战中，法军尽管兵力少、武器差，却能紧跟拿破仑屡战屡胜，联军虽然兵力多、武器好，却屡战屡败，士兵在关键时刻各奔东西。克劳塞维茨从中看到，奥妙就在于法军具有巨大的精神优势。他由此得出一个明确认识：“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作战时能够紧跟国君将帅，做到“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一定取决于国君将帅平时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如果国君将领平时在这个问题上重视不够，做得不到位，战争状态之下就很难出现上上下下同生死、共命运的局面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兵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际，很多军事专家预测将会有激烈的巴格达城下的攻防之战，也将会有残酷的巷战。可是，4月7日早晨，美军仅仅靠着几辆坦克就攻进了巴格达，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军人脱掉军装，扔掉武器，作鸟兽散。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因为将士不爱国、胆小怯战，关键原因在于萨达姆平时不得“道”。这就从反面印证了孙子这一思想既是战争中的制胜要道，也是平时治国治军的重要方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