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做时代企业

一、企业“向生而生”之大环境

彭剑锋

近两年来，在跟企业家交流时，发现大家普遍有些焦虑。企业家们感到，在这个经济社会转型的质变时代，很难看清楚局势以及发展方向；互联网带来的种种变化又令人觉得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做好企业的愿望和信心并没有丧失，但在经济放缓，进入新常态期间，一时间又不知道机会在哪里，怎样才能抓住机会。种种情况似乎都令人茫然而“找不着北”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对于企业当前面临的困惑和问题，我们也在持续地观察、思考和研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和探讨的是我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看法：

一是对中国经济形势及新常态的判断，对未来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心态，其中包括对正在推进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反腐等举措对企业的影响的分析；

二是对互联网时代与新技术革命的判断，互联网究竟给中国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三是对新时代企业重构战略、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看法及建议。

2014年“华夏基石十月管理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向生而生，重构战略成长”，“向生而生”和“战略成长”是华夏基石提出的新主张。重构企业战略成长，内在的推动力还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回归到企业三个基本命题：战略、组织与人。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最后还是放在战略、组织与人这三个命题上。

“向生而生”是我和陈春花、施炜老师在参加一个主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向死而生”的论坛时生造出来的词，是针对“向死而生”的。“向死而生”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大意是说，人生来就是绝望的、是要走向死亡的，所以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以这种方式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但我们几个认为，“向死而生”还是带些宿命的观点，而且企业和人不一样，企业的生命是可以超越人的寿命的，可以活得很长久，国内外也并不乏百年老店、百年品牌。

我们提出“向生而生”，是认为企业家和企业应该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未来，要为活着而活着、主动求活，抱着生的信念和愿望主动进行自我变革和蜕变，这样一定能够跨越时代与成长中的陷阱，活得更长、更健康、更有价值和尊严。

“生”是形容词，是活着的一种状态；“生”也可以是动词，表示一种活法。当“生”代表一种活法时，它就是一个企业与死抗争的过程，是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方式，是一系列的战略选择和战术动作。

企业要“向生而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做时代的企业。所谓做时代企业，就是企业能够不断地适应时代要求；能够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不断突破时代带来的挑战，不断去寻找每一个时代的大趋势；能够抓住历史性的机遇，实现企业突破性的成长，即战略成长。

要做时代的企业，首先要洞悉我们的时代，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

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我一向是乐观派。

经常有人问我：“彭老师，你对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按照官方说法，我会说“我是谨慎乐观派”，但这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辞，就个人来说，我一向是乐观派。

近20年来，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对中国经济形势一直有着两派观点，一派是悲观主义者，一派是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的极端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经济早晚会崩盘。

而我对中国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我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仍然非常旺盛，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宽广；第二，经济和政治体制深化改革还在带来改革红利，比如国企市场化改革方向带来的各种性质企业平等竞争的红利；第三，中国企业对环境的成长适应力与成长创新力仍然令人期待。

（一）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的判断

第一，价值创造动力机制仍很旺盛，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国内的发展差异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能不能持续发展，最关键是看整个社会对财富的渴求是不是衰竭了，其次是看还有没有需求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认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仍然没有衰竭，大家普遍还在追求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我去欧洲考察时，感受很深刻。为什么北欧这种国家会出问题？虽然福利很好，老百姓很富足，但老百姓对财富的渴求不强烈，人人都在享受生活，国家的财富价值创造动力衰竭了。

只要一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动力机制没有衰竭，它乱一点没有太大关系，就像我们说一个企业有没有发展前景，最关键是看有没有活力。如果你到一个企业，看大家都在各种抱怨，对公司制订的目标却没有挑战的欲望，那这个企业就有大问题。所以，企业最重要的变革叫“持续激活”，只要大家有持续的价值创造的冲动和动力，这个企业短期内就死不了。

国家、社会也是如此，虽然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很多结构性矛盾开始突出，有些方面确实显得混乱无序，但只要还有价值创造的活力，它就不会崩盘。有个开玩笑的说法，在欧洲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在中国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为什么还会好快活？因为乱中其实孕育着机会和潜力。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一个关键要素是看它内在的价值创造动力有没有衰竭，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看有没有发展差距。有发展差距就有发展需求，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的源泉。

中国GDP虽然已经全球第二，但按照人均GDP来算，跟世界很多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就国内而言，城乡差距、中西部差距还很大，这些差距蕴含着巨大的国内需求。如果我们要把中国的农村发展得跟日本和美国的农村一样，把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发展差距缩小，这里面将产生多少商业机遇？

还有，中国人所追求的更有品质的生活与我们现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品质还有非常大的差距。看看在各个商品类别里，我们有多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如果把现在赖在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都灭掉，提升我们的品牌品质，又将带来多少商业机会？

有些人看到一些企业死掉了，就觉得是不是经济形势不好，其实要看死掉的都是什么企业，如果是那些假冒伪劣的，没有技术，没有品牌的企业，它就该死。如果一个行业有上万家企业，随便弄弄都能赚钱，那这个行业肯定是没前途的，产业不可能整合升级，技术也不可能转型创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自然也不可能是高品质的。

所谓转型升级，本来就是一个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围绕客户价值，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还都活着，如果能抓住转型升级中的机会的话，还能活得更好、更健康。

第二，实用主义文化与结构化创新思维所整合的全球资源运筹与全球市场渗透，使得中国企业还有巨大发展潜力。现在国内外有一批学者一是批判中国企业没文化，只想做暴发户，二是批判中国企业没技术，尤其是原创性创新，对这两种批判我都不认可。

先说中国文化，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没有断绝，最核心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是以实用主义为核心，凡是能让我生存下去，能让我活得更好的东西我都可以拿过来、融进去，包容开放、兼容并蓄。

我个人觉得，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掌握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实用主义。改革开放，把世界先进的东西吸收过来，运用全球资源运作及全球市场渗透，盘活了中国经济和社会。

再说中国企业技术，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是有实力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华为2015年手机市场销售量大幅增长，而三星2015年第一季度下跌了4%。我今年去美国时专门了解了一下美国手机市场的情况，看到一些卖场里卖的不是三星手机，而是华为手机，我觉得特别振奋，当然苹果手机还是挺厉害的，但起码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开始有实力跟三星这样的跨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短兵相接了。

还有我认为我们的结构性创新思维很厉害，最有代表性的是高铁。虽然我们每一个模块都不是原始创新，但我们把德国技术、法国技术、日本技术融合到一起，通过结构化创新整合成一个全新的技术。这种结构性创新思维，恰恰适合在互联网时代进行全球市场的渗透。

（二）对体制改革和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有改革红利

第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行政审批简化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首先，是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这个政策如果持续推进、落实的话，就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源性的内在矛盾。李荣融担任国资委主任的时候一直在推动两项改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和EVI（中央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但成效不显著，很难推动，为什么？因为在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现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情况就不一样。比如广东，就出现当国有资本只占51%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些企业的董事长就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这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突破了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人才管理体制的体制制约，为国企管理机制改革创新创造了条件。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国有企业的资本就能实现多元化，那么国有企业就很难形成对资源的垄断了。现在民营经济之所以遇到很多障碍，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在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可以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民营企业没法跟它竞争。从这一点来讲，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在同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去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然这会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也不要干等着政策，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参与改革、推进改革进程。

其次，李克强总理任职以后一直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与放权，而不是直接进行政府机构精简。我认为这种思路是对的，为什么？把行政审批权真正简化、放权后，很多政府部门就没有存在价值了。现在很多审批权掌握在各个部门手里，等于把国民经济的咽喉掐住了，而行政审批权的简化和放权，为精简政府机构创造了条件，也为未来中国市场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最后，必须看到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背后考量。现在上海自贸区在推进，福建自贸区也在推进，还有亚太自贸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进行全面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第二，深化反腐和依法治国带来的红利。

党和政府正在进行的深入反腐，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商业环境的优化是能带来很多好处的。很多企业界人士就跟我说，现在办起事来，少喝了很多酒。从我们做咨询来讲，现在没人对我们提出要回扣的问题，过去可能会明目张胆地提出来，虽然他也想要，但不敢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

总的来说，我对国企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反腐及依法治国等现在正在推进的改革政策是乐观的，这些都会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带来更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民营企业还能分到改革红利。

（三）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及中国企业转型能力怀抱希望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发现新一轮创新与创业精神正在回归，有两个现象：一个是调查显示，“90后”比“80后”“70后”的创业意识更强。“70后”“80后”的创业愿望大概不到1%，但“90后”的创业愿望是6%，美国是25%，虽然跟美国比还有很大差距，但超过上两代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另一个现象是，大量“海归”不再仅仅把政府或央企作为就业的选择，选择回国自主创业。

目前，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型产业与互联网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这里面都蕴含着新的机会。

我始终认为，不要仅仅看到宏观经济指标下行，还要看到经济结构正在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比如新型产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经济，服务行业的发展势头仍然不错。

我天天跟企业打交道，现在很多新型企业、好企业还是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好企业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企业家的层次比过去更高，都是有追求、有理想的；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是代表未来新型产业发展方向的；三是这些企业都舍得在人才、技术上投入。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未来20年的繁荣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持续繁荣的动力还在，空间还很巨大，改革红利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