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2年12月20日，政闻记者、博主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收到一封电邮。电邮来自一位自称辛辛纳特斯的人，信中写道：“我非常重视个体间往来信息的安全性，请您安装加密程序PGP（Pretty Good Privacy，完美隐私软件），以便我能给您发送些肯定令您感兴趣的信息。”格林沃尔德含糊答复并遗忘了这件事。辛辛纳特斯失去耐心，转而通过可靠手段将高度机密的文件发送给纪录片导演、记者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并告知其欲将文件公开的意愿。当波伊特拉斯打开附件时，这位年轻的女士立即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一条爆炸性新闻——电脑屏幕上闪过的正是从强势而隐秘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窃取而来的文件。同时，她也预感到这位化名辛辛纳特斯的人一旦透露这些绝密信息将可能失去自由，她最终说服了格林沃尔德认真对待此事。格林沃尔德随之联系了《卫报》总编珍妮·吉布森（Janine Gibson）。作为《卫报》专栏作家，格林沃尔德拥有高度编辑独立性，这一事件的轰动性也完美契合了《卫报》编辑部所支持的进攻性新闻调查类别。依辛辛纳特斯所求，格林沃尔德和波伊特拉斯两位记者需要赴香港与其会面。辛辛纳特斯信任他们，他们两位在以往所展示出的斗争精神与积极作为使他们拥有顶住美国当局压力的能力。格林沃尔德在担任律师期间，曾猛烈抨击激进且极端的权力滥用行为。2005年，为呼应《纽约时报》披露的一则新闻，他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非法窃听，抨击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以后的罪行与过分的“爱国主义”。而波伊特拉斯曾导演过两部揭露反恐战争阴暗面的纪录片，并已在筹拍第三部，内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告密者。

抵港翌日，二人依约前往五星级酒店香港美丽华酒店与辛辛纳特斯会面。辛辛纳特斯竟这般年轻，令他们惊讶，同时他们发现他非常聪明理性，已认识到目前情况已走到了决口边缘。三人于是结成了搭档，把房间改造为工作室，投入到了对回收文件的分析与准备秘密发文的繁重工作中，讨论异常激烈。就职《卫报》二十余年的资深记者尤恩·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后期也加入团队，贡献出了稳妥的建议。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关系重大，异常敏感。

事件曝光前的日子是难熬的。《卫报》的律师、总编珍妮·吉布森及其上级艾伦·罗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迟迟未为此事开绿灯。决定权落在了珍妮·吉布森身上，她正等待着国家安全局和白宫的答复。确实，发布机密信息属于刑事犯罪。因某些文章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政府建议媒体应遵守不成文规定，给予政府负责人提前审阅的权力及介入的机会。等待中的格林沃尔德越来越焦躁，他认为《华盛顿邮报》与行政当局关系密切，担心它夺得先机，率先披露数据收集项目“棱镜”计划（PRISM）的相关信息。这一担忧不无道理——一名知悉《卫报》发文计划的美国高级官员将相关消息告知了《华盛顿邮报》，事件愈发急迫。

2013年6月6日，《卫报》读者读到披露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行为的文章，惊愕不已。他们发现，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要求和每3个月一更新的秘密法庭命令，电话运营商Verizon（威瑞森）公司每天将通过其网络在美国国内以及美国与外国之间电话通信的数据提供给国家安全局。《华盛顿邮报》发报10分钟后，《卫报》发表了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并独家报道了相关高科技机构对于此事的态度——它们辟谣称从未听说过该计划。

3天内国际新闻界揭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高度”机密，引起外界好奇的同时也激起了愤慨。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些爆料的源头。2013年6月9日，社交网络一片沸腾，泄密者身份最终被揭开——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年轻的分析师。

爱德华·斯诺登，1983年6月21日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其父亲为海岸警卫队官员，母亲为巴尔的摩地方联邦法院负责技术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助理。斯诺登与其姐姐在家风甚严的家庭中长大，少年斯诺登在巴尔的摩郊区的克罗夫顿公立学校上学。校园距离国家安全局仅数公里，该局许多官员的孩子常来此地。害羞、内向而傲慢的斯诺登拙于融入高中集体，入学第二年就辍学了。他认为自己与体制格格不入，对这一挫折耿耿于怀。孤单的斯诺登后来终于在知名科技博客媒体网站（Ars Technica）上找到了发泄途径。他以“The True HOOHA”（“真实的呼哈”）为网名，在该网站上表达了自己对日本文化、功夫、电子游戏和武器的喜爱。他用辛辣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揭露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及某些机构如思科公司和雷曼兄弟的行径。他还创建了名为“Wolfking Awesomefox”的游戏角色，在网游中消磨时间。斯诺登热爱计算机技术，他毫不犹豫地破解那些他认为设计拙劣的软件，以此作为对无能厂商的惩罚。这个离经叛道、爱好自由的“极客”极为偏执，为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不敢投身网络恐怖主义。然而，敌视任何形式权威的他却抱着矛盾的心情参军入伍，接受军事训练。他的抱负是整合派驻伊拉克的美国特种部队。然而，军队的准则与他个人价值观大相径庭。于是，军事训练尚未完结，他又回归平民生活，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挫折。随后，他在国防部附属的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找到一份安保工作。

2005年，22岁的斯诺登被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情局”）雇用，负责该机构的网络安全工作。此时的他薪酬颇高，相较于贷款求学的高校毕业生们，他终于扳回了一局。2007年，他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为掩护，被派往美国驻日内瓦领事馆，负责该馆计算机系统安全工作。在与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混编团队来往中，他得以接触到高度机密的文件。斯诺登发现间谍职业不仅仅涉及电子监听，他很快失去幻想，渐渐地陷入了良知危机中。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继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与工作习惯。2009年，斯诺登上司向上级机构汇报了他的这种可疑转变。但这个汇报被无视了，斯诺登后来的雇主不知何故对此一无所知。斯诺登这位计算机专家最终离开了该机构，并在日本受雇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专有服务供应商——戴尔公司。所有人都懒得去了解他以往的从业历史，斯诺登因而始终保有机密工作许可。这期间他遇见了后来的女友琳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一个漂亮而外向的舞蹈演员。在此他还接受了网络战攻击技术培训，强化了渗入系统和不留痕迹截取文件的能力。斯诺登最终从普通的计算机管理员成为“网络战略家”和网络安全专家。他越来越执迷于破解国家安全局最严加保守的机密，最终成功加入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美国著名的安全技术管理咨询公司，亦是参与执行美国军事战略的国防承包商，并进入国家安全局位于瓦胡岛的区域中心工作。这个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间谍高地所获投资高达3.58亿美元，2010年扩编到2700名工作人员，其中一部分为网络战专家，另一部分则负责拦截亚洲大陆的信息。斯诺登的岗位描述很清楚——对抗中国的电子间谍活动。

从2012年春季开始，斯诺登与女友琳赛在这个天堂般的岛上安家。作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基础设施分析师，他年收入在12万到20万欧元之间，大可尽情消费，享受生活，但这个女友口中的“神秘人”却有着其他抱负。他虽不善交际，却组织了一场“加密派对”——一个向所有想要学习密码技术的人开放的工作坊。作为国家安全局分包商雇员，他了解参加这一激进团体将承担的风险。这是他以捍卫个人自由名义发起的第一场战斗。同时，在多个虚假身份的掩饰下，他挖空心思突破警报，渗透到国家安全局系统深处，窃取详细记录电子情报操作、标注为“绝密”的内部文件。日复一日，斯诺登目睹了这一国家监视机器在暗中不断扩张，它庞大无形，无处不在，几近失控。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揭露这种阴暗管理，曝光这些针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公民的过度而不合理的绝密间谍计划。斯诺登知道自己将会因此而失去什么，但他仍逐渐坚定了一个勇敢而影响深远的决定：将这一以公众之名、行不利公众之实的行径公之于世。

首批爆料之后，《卫报》继续向读者通报相关信息。世界各地媒体也纷纷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外国合作者如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监视行为进行详细揭秘。

爱德华·斯诺登可以无憾了。但他知道，这场捍卫每位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斗争，意味着面临终身监禁的风险。“我并不打算摧毁这些制度，而是想让公众自己决定是否应该继续这样下去”，他强调道。斯诺登主要忧心的是，自己这代人将成为能自由利用互联网探索世界和提高智力的最后一代人。

2013年6月22日，斯诺登因从事间谍活动，盗窃和非法使用政府财产被起诉。他担心在香港会被引渡回国。此时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派其密友——记者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赴香港协助斯诺登。在哈里森女士的陪同下，斯诺登飞往俄罗斯。在他过境莫斯科机场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与中央情报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以及其他外国情报机构通力合作，调查斯诺登的计划及其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受到巨大刺激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正致力于应付这场自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