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及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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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

一 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书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在多边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模式有何差异?如何识别和测度不同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及程度?

(2)国际产品内分工及其不同模式怎样影响不同技能或教育程度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相对工资?作用机制和渠道有哪些?

(3)不同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对中国工业部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作用效应如何?

(4)不同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对各国高、中、低教育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作用效应如何?

二 研究思路

本书在归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及其当前格局进行考察。其次,深入剖析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不同模式,将国际产品内分工区分为低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与高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并提出适合的识别和测度方法对多个国家(地区)及中国工业部门展开相应的考察。再次,参考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 2008)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国际产品内分工及其不同模式影响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相对工资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分别从国内行业层面和跨国宏观层面对国际产品内分工不同模式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经验研究。本书的研究思路及结构如图1-6所示。

图1-6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结构

三 研究内容安排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共分为八章,具体研究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阐述本书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相关概念、本书的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有关国际产品内分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比较。在综述理论研究文献时,按各理论分析框架或模型的不同设定,分单一产品内分工模型、单一产品内分工的扩展模型和多元产品内分工模型三类进行整理。对经验分析文献,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进行整理。同时还分别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做了简单评述和小结,指出了各自的前沿进展。

第三章对全球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及格局现状进行测算和分析。首先,对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现有测度方法进行比较,提出了本书的测算方法:在国别宏观层面,用一国中间产品进口占该国总进口的比重来衡量该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在中观行业层面,用修订后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来衡量各行业的国际产品内分工水平,在具体测算垂直专业化指数时,突破了“中间产品进口与国内生产比例等于最终产品进口与国内生产比例”这一假设,采用BEC 法垂直专业化指数。然后,用上述两种测度指标分别考察了全球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区域结构、国别结构及产品结构,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类别结构和来源结构,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国际产品内分工总体水平和行业分类水平。

第四章对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进行分类和测度。依据菲恩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 1996a)的模型,本书将产品内分工分为低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与高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并依据技术复杂度对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动态分类,实现对两种不同产品内分工模式的识别及测度。然后,分别对45个国家(地区)参与两种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的程度进行考察,根据各国低端型、高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水平的不同,把45个国家(地区)划分为四类不同层次梯队;同时,对中国工业部门参与两种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的水平进行了测算,指出中国低技术部门已逐步从低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向高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升级,但高技术部门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模式尚无明显升级迹象。

第五章从理论上分析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不同技能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在综合各种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机制和效应以及参考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2008)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本书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对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相对工资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其中,直接作用主要通过要素需求创造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产生,间接作用则包括产品价格效应和国际产品内分工引致的有偏型技术进步效应。然后分析了低、高端型产品内分工如何通过这四种作用机制影响不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与相对工资,产生偏向何种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效应。

第六章构建动态模型计量检验国际产品内分工及其不同模式对中国工业部门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工业部门1996—2011年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及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工资份额变化进行考察,并对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变化进行分解,也对各行业的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国际产品内分工水平这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关系进行事实描述。其次,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分总效应、行业分类效应、模式分类效应、直接作用效应与间接作用效应等多角度,检验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部门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低端型还是高端型产品内分工模式,均会显著提高行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份额,加剧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不过,这两种分工模式的内在作用机制和渠道并不相同。

第七章计量检验国际产品内分工及其不同模式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影响。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首先,考察27个样本国1998—2009年三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就业结构及报酬份额,发现教育溢价明显。其次,以27个国家1998—2009年的宏观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发展中国家组、发达国家组及样本整体三种情况,用FGLS方法检验国际产品内分工及其低端型、高端型两种模式对高等、中等和低等教育三类劳动力报酬份额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检验发现,低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显著降低了高等教育劳动力的报酬份额,高端型国际产品内分工则明显降低了低等教育劳动力的报酬份额,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综合效应相对偏向中等教育劳动力。不过,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证据支持国际产品内分工提高了发达国家的中等教育劳动力报酬份额。

第八章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和发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启示。


[1]参见劳伦斯和斯劳特(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劳伦斯(1994)的解释。

[2]另有一些学者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SBTC)角度解释工薪差距,如邦德和约翰逊(Bound and Johnson, 1992)、伯曼等(Berman et al., 1994)、劳伦斯和斯劳特(1993)、克鲁格曼和劳伦斯(1994)等。也有学者将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从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或国际技术溢出的角度加以解释,如伍德(Wood, 1995)、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 1997)、Thoenig 和 Verdier(2003)、Acemoglu (1998, 2003)、潘士远(2009)、喻美辞和熊启泉(2012)等。

[3]Jones和Kierzkowski(1990)指出,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是国际产品内分工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技术进步使生产的切割化、片断化成为可能,而且使分散生产的服务联系成本大大降低;贸易自由化使跨国分散化生产的中间产品能够自由地跨国界流通。

[4]关于中国当前“既患寡又患不均”的收入分配问题,学者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二是融入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三是中国特殊体制机制的影响(刘柏惠等,2014)。

[5]不同概念的研究侧重差异详见蒲华林(2011),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