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当前对于梁启超的思想，主要以传统资源为话语背景，集中从史学角度、伦理角度、整体结构性角度、佛学角度、政治角度、启蒙角度等方面来阐述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使关于梁启超的思想研究呈现出与政治、经济、文化交融性增强的现象。

汪晖于2008年再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在史学范围内，顺应历史文化的演进，自觉反省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从启蒙的角度把国民个体德性特点按照历史文化的演进划分出阶段。

有学者从伦理和政治的视角，以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论述梁启超对传统资源的积极反省，在个体德性教育的结构、方法、观念等方面提出新见解、新思路。例如曲蓉于2011年所作《论公德——历史框架与现代价值》一文是以儒家文化为出发点，借助阐发近代梁启超对国民进行公德德性的培养来促进当代对公共观念的认同。戴圣鹏在2012年所作的《梁启超的公德思想及历史意义》一文中，阐发了梁启超注重培养国民具有西方公共意识的德性，使个体价值符合历史的发展。而裴自余在2012年发表的《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一文，批判了改良派以有机体国家、集体的国民意识吞噬个体国民意识，指出梁启超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扼杀了中国个体公民的个性发展，倡导在道德建设中应重视个体德性和素质。

有学者从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面性角度出发，涉及梁启超在整体结构的角度上为社会追加个体方面的德性要素，例如小田2012年所作《论社会史的整体性》一文，强调只有在诸多日常德性要素之间建立起结构性联系，才能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核心思想。

从佛学视角出发，泯灭个体“小我”的一切德性而融入作为群体的“大我”，体现出梁启超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本体论的多重碰撞，突破了梁启超思想研究与政治、经济关系交融性增强的现状。例如魏义霞2011年在《无我：从谭嗣同到梁启超》一文中，指出梁启超以佛学来说明肉身的“我”随生随灭、没有恒常的自性，为后期国民主观方面德性改造埋下伏笔。

总之，当前国内大多数关于梁启超对国民的改造的探讨，都殊途同归地表现为提高个体的私德或公德素质，但都没有站在文化哲学的视角上系统地考察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及其意义。

近年来海外和港台学者经常以“他者”的眼光，透过西方哲学的角度，使用西方哲学语言来分析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态度的生成和发展以及新民德性建设的原因，或者论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中对中国文化发展起到的承上启下作用。

黄克武在2006年再版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之思想研究》一书中，透过西方文化视角侧重于研究梁启超的个体德性建构原因，论及梁启超对国民进行深层人格结构中“幽暗意识”的剖析，把各种矛盾对立思想都协调统一于国民个体德性结构中。

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2012年出版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认为梁启超面对西方文化时能够超越经学的范围，自觉反省西方文化，以现代性的视角重新评价中国文化，是以“他者”的眼光重新评判梁启超在近代社会转型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亲善”态度带给中国“五四”之后文化哲学分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促进作用，侧重于梁启超文化反省和文化选择。

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都是重视梁启超文化建设和新民德性建设两方面总体思想层面的研究。这些书以年谱形式历数梁启超的思想和活动，重点阐述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梁启超思想学术的变迁、演进及对中国文化转型的贡献，但都是以并列、客观史实的形式论述梁启超的文化批判和新民德性建设，二者在逻辑上没有交集。

此外，还有以论文集形式展现出梁启超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思想。例如李喜所主编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一书，是由三十多名学者分别对梁启超各个方面的学术思想——其价值取向、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教育、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进行探讨和研究，虽然各个方面的论题颇具深度，但各个论题之间不具关联性，只是在综合基础上呈现出文化自觉意识。

总之，海外论及梁启超的著作没有在文化哲学角度上深入分析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所以在文化哲学视域下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将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以文化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梁启超的思想会别有洞天，会惊奇地发现他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对人本质的关注其实都与同时代的西方兴起的文化哲学之间具有某种暗合性，这能够使人更清晰地了解到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时代性和中西融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