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五代：承认女主执政，客观评价功过

唐代人们对武则天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评价，使武则天的形象比较符合客观事实，接近历史。

一 武则天执政的条件[1]

自古不乏女性参政的例子，但武则天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女性执政是皇室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是男性皇权制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则天之前的女性虽然不同程度的参与政治，但没有一人公开称帝。只有武则天做到了，这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一）个人素质，阅历丰富

武则天非常有政治头脑，她的先天素质、家庭教育及丰富的阅历，使她具备了超人的意志、胆识和魄力，这都是她成功的必备条件。

入宫前，武则天幼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书载“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自隋朝宗室，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拘于闺阁之中，对武则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父亲武士彟是商人出身，因相助李渊起兵，成为唐初的功臣。武士彟为官期间，政绩颇佳，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武士彟曾在不同的地方为官，武则天从小就跟随父母辗转各地，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父亲的死给武则天以沉重的打击，她和母亲受到父亲原配相里氏所生的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兄弟及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等人的排挤（包括情感及财产继承等原因），母亲只好带着她投奔亲友。这使武则天幼小的心灵饱尝人间冷暖，成为她必不可少的磨砺。

入宫后，武则天入宫十多年，一直是才人，没有得到晋升，也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爱。十多年的时间使她深切地感受到在后宫被冷落的滋味。但这种“冷板凳”的待遇，却使武则天远离后宫争宠斗争的中心，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后宫的生存方式，为以后在后宫斗争中脱颖而出积累了经验。同时，这段时间武则天一直随侍在唐太宗左右，有机会在这千载难逢的政治环境中实习磨炼，向李世民学习治国之道。这是她增长政治才干不可或缺的一课。

（二）利用矛盾，坐收渔利

武则天充分利用宫内、宫外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坐收渔翁之利。

后妃矛盾。武则天利用王皇后与萧淑妃的矛盾，获得专宠。本来王皇后是想利用武则天来打击萧淑妃，没想到反被武则天所利用。在皇宫争宠的斗争中，在没有家族势力的干预下，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高宗李治的心，令王皇后与萧淑妃懊悔不已。

君臣矛盾。武则天利用了高宗李治与元老大臣争权的斗争使自己登上后位。唐太宗临终前为李治安排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褚遂良、李世勣等大臣组成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辅助团体。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李治能当上太子也有他的功劳。但这个班底实力太强，李治处处受到钳制。因此，摆脱这些权臣的束缚是业已成年的李治的迫切愿望。但长孙无忌在朝廷中影响很大，李治根本没有援军。当武则天欲问鼎后位时，她的阻力不仅是王皇后本人，而是王皇后身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由此，后宫争位的斗争与君臣争权的斗争合为一体。武则天的多智善谋，恰好成为孤军奋战的李治的最佳帮手。高宗驾崩，李显登基时，武则天又利用顾命大臣裴炎与新君李显的矛盾，废掉李显，另立李旦。

利益集团矛盾。武则天利用了当时关陇贵族与新兴庶族之间的矛盾。当时，以长孙无忌及李氏皇族等人所代表的关陇集团的势力开始衰落，庶族地主的势力正在上升，武则天的出身及她与李治所采取的政策，使她成为庶族地主的代表，因而在朝廷中获得了许敬宗、李义府等大臣的支持。当时的历史条件及社会环境，使武则天有机会借助这些力量迈出更大的脚步。

（三）高宗授命，名正言顺

武则天当皇后时，高宗的信任为她创造了参政的条件。武则天的政治才能令李治对她的能力非常放心。高宗显庆四年（660）以后，李治的身体越来越差，“头重风眩，目不能视”，这使武则天有机会参与处理政事，这是她非常难得的“实习”机会。这时的武则天如果做得好会得到高宗的夸奖，做不好的话也可以由高宗来善后，所以武则天可以放开手脚，无所顾忌。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协助高宗处理政事长达20多年，并与高宗一同临朝，称之为“二圣”。

武则天成为太后时，高宗的遗命是其参政的依据。两个成年太子李弘和李贤的死亡，使高宗没来得及培养新的接班人。高宗对李显放心不下，安排了元老辅政，但又担心儿子走自己的老路，思前想后，他选择了武则天。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悉听天后处分”，这就赋予了武则天干预朝政的权力。高宗的遗诏，使武则天参政有了依据。所以武则天无论参政还是执政，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四）异域胡风，浸润影响

从上层社会来看，唐代皇室对女人参政没有强烈的抵触。唐代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关陇集团八大柱国之一。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的缔造者都来源于关陇集团。唐代初年，关陇贵族仍是社会上的主要势力，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而且大部分来源于关中和甘肃东部地区，正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关陇集团的文化传统并不反对女性参与政治，这为武则天参政营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从下层社会来看，宽松的社会风气为武则天当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唐代之前是三国两晋南北朝300余年的动乱。虽然唐代承接的是大一统的隋朝，但隋朝（581—618）一共只存在了37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长期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但给思想带来的却是解放。汉朝“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官方思想，随着国土的分裂，政权林立，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时期，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多数少数民族中，女性的地位要高于男性，这对中原的男尊女卑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北魏的冯太后、胡太后临朝称制，没有人觉得不妥。

（五）制度矛盾，赢利机会

在王权继承问题上，虽然相对于女性来讲，男性占据优势地位，但阶级制度、伦理观念等与男性霸权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交叉龌龊的现象，使男性对女性的这种优势地位无法绝对贯彻下去。如一位后妃相对于丈夫而言，处于妻子的劣势地位；但当丈夫过世，作为新君的母亲又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与君主处于变化中的关系，使女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有机会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有时女性参与政治具有合法性，如有大行皇帝授命等。这些受命辅政的女性是否能够得到普遍的承认，取决于女子是否尊夫家为正统，完全融入夫家，忠诚地守卫夫家的皇权。

另外，女性掌权的历史，为武则天参政提供了经验。母系氏族时期，女人占主导地位。古代社会的各朝代，虽然由男性继承皇位，但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女子掌权的情况，给武则天参政执政提供了参照。

二 正面评价：如实记录言行

武则天作为一个掌权者，她的言行举止各个方面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典籍对这些方面都有记载。武则天对人才非常重视，这可以从骆宾王的故事中窥见一斑。骆宾王是武则天的反对者，人们通过描写武则天对敌人的态度，肯定武则天的容人之量和王者气度。

（一）关于武则天与骆宾王的记录

骆宾王（约627—684），“初唐四杰”之一。光宅元年（684）柳州司马李敬业、括苍令唐之奇、临海丞骆宾王等以匡复李唐为口号，欲迎庐陵王，在扬州起兵。李敬业是开国功臣司空李勣的孙子。李勣（594—669），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被封为英国公。因功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后来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名为李勣。李敬业起兵后，武则天追削其祖官爵，并恢复其本姓徐（以下统称为“徐敬业”）。起义的这些人中，以徐敬业的家世声望最高。他们举兵后，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响应。武则天命李唐皇室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大总管，率兵30 万讨伐。又以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协助。李敬业起兵后三个月战败被杀，首级被送往东都洛阳。骆宾王在其中担任了文书的角色，起草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骆宾王因为这篇檄文意外地与武则天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偶然组合，竟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衍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早期的作品如《隋唐嘉话》中没有关于骆宾王的记载；《大唐新语》只是简单提到骆宾王。关于骆宾王比较生动的记录主要有四种。

材料一：出自《朝野佥载》。徐敬业起兵时，令骆宾王设计把裴炎拉拢过来做内应。骆宾王编出“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2]的歌谣谶语教小孩传唱，果然把裴炎拉了过来。他们往来的书信仅书“青鹅”，被武则天识破即“十二月我自与”，诛杀裴炎。

材料二：出自段成式《酉阳杂俎·忠志》：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按武则天改“唐”为“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此人！”[3]

材料三：出自孟棨《本事诗·徵异》。宋之问游灵隐寺时吟诗拈句，苦思下句终不如意，有一老僧赠句，成为整篇之警策。宋之问再度造访时，却找不到这个僧人，据寺僧介绍，

（寺僧）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出赵鲁《游南岳记》。宾王亦落发，偏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4]

材料四：出自《旧唐书》。史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骆宾王的生平。《旧唐书·文苑上》载，骆宾王少负才名，但“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游”[5]，因坐赃贬临海丞。弃官不得志，参与徐敬业起兵。兵败伏诛。骆宾王被贬的原因是“坐赃”。坐赃亦作“坐臧”，指利用职权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即贪污罪。《唐律》规定了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罪刑，即六赃，包括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骆宾王所犯的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材料虽然都是关于骆宾王的，但内容不同。前三则材料讲了三个不相干的故事。一是《朝野佥载》中骆宾王用编歌谣的计策，拉拢裴炎为起兵做内应。以裴炎为中间线索，把武则天与骆宾王间接地联系到了一起。二是《酉阳杂俎》中出现了武则天读檄文，赞赏骆宾王的故事。虽然是不足百字的简单记录，但却成为武则天爱惜人才的象征，成为骆宾王故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三是《本事诗》中所记载的隐居灵隐寺，帮宋之问对句的故事。这在后世的诗话类著作及文人逸事类作品中常提到。

这三则记载都出自唐人的野史笔记，相互之间似乎没有联系，都是独立的内容。唐人的记载是《旧唐书》的素材来源之一，但这三则记载都没有被《旧唐书》采纳。坐赃被贬可以说是骆宾王的人生污点，《旧唐书》并没有讳言，如实记录下来。三线并列源于唐代人对武则天的客观态度；《旧唐书》对这三段记录的抛弃源于史家的“实录”精神。骆宾王故事从唐代野史笔记中的各自独立到正史中的完全抛弃，表明当时的记录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武则天的原因对其产生影响。当后世人们对武则天投入过多关注时，骆宾王的形象随之水涨船高。

（二）对武则天的评价影响骆宾王

唐代，武则天与骆宾王分别都有关于各自的文本记录，虽然有交集但相互间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人们客观评价武则天时，关于骆宾王的记载也相对客观。

如果从纵向角度来看，会发现人们对武则天的态度决定了人们对骆宾王原始材料的取舍。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孝”“忠”“礼”等观念出发，人们对武则天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对于武则天看到骆宾王檄文的记载，表现了武则天对人才的重视及其胸襟气度，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武则天的肯定与欣赏。这一时期，武则天与骆宾王两个人的各自的故事平行进行，关系并不大。《旧唐书》中完全抛弃了早期的几则材料，加入骆宾王的生平劣迹，源于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修史原则。史书要求客观地记录发生过的事情，尽量不带感情色彩。这三则小故事都具有传说性质，故事性比较强，无法证实。而骆宾王的生平经历是有据可查的。史家本着“黜虚妄”的原则对骆宾王的材料进行了筛选，对他的劣迹如实地记录下来，使人们能够了解到相对真实的骆宾王。当人们对武则天的态度发生转变时，骆宾王作为武则天的反对者，意外地被人们美化，通过抬高骆宾王的地位来贬低武则天。随着武则天形象的每况愈下，骆宾王的形象扶摇之上。武则天肯定骆宾王的故事便脱颖而出。

三 反面评价：虚构网罗罪行

唐五代时对武则天的评价也有反面的。骆宾王的檄文是当时反对派对武则天的讨伐，出于政治需要而言过其实。李商隐的散文曲折地表达了晚唐人对武则天的批评，这是唐代一系列“女祸”留给唐人的心理余悸。五代人从正统性的角度批判武则天僭越。改朝换代，五代人摆脱了李唐臣民的身份，开始批评武则天。

（一）当朝人对武则天的声讨

骆宾王的檄文列举了武则天的八大罪行，目的是激起民愤，让百姓揭竿而起。《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是徐敬业起兵时的檄文，文中以忠节大义为理论依据，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武氏，扶植李唐子孙复位。文章开头即对武则天横加指责，先声夺人，气势充沛，一泻千里。

武则天的许多“罪行”都是由这篇檄文判定的。罪行一：僭越夺位。“伪临朝武氏者”，“窥窃神器”，“伪”和“窃”两个字把武则天的执政定为以下犯上的非法行为。罪行二：出身低微。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形成，唐代紧随其后，十分重视出身。唐初的“五姓七族”即崔姓（博陵崔氏、清河崔氏）、卢姓（范阳卢氏）、李姓（赵郡李氏、陇右李氏）、郑姓（荥阳郑氏）、王姓（太原王氏）是当时名门的代表，其中，陇右李氏是唐朝皇族。这七个家族从晋代开始就是士家大族，南北朝时期长期占据朝廷要职，隋唐时期成为政权的中坚力量。武则天的祖辈并不显赫，父亲武士彟是经商起家，因为结识李渊，跟随李渊起兵而发达。出身低微也是武则天当初问鼎后位的阻力之一。王达津先生专门论述了武则天在部分史书中被贬的原因是她的出身以及掌权后对士族势力的削弱。“地实寒微”直接点出以武则天的出身根本没有资格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罪行三：生活淫乱。后世因为武则天曾经宠幸薛怀义、二张等人，把武则天的生活虚构得很不堪，这一点从“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可以看出来。罪行四：争宠害人。说她“掩袖工馋”，陷害王皇后。罪行五：乱伦。“陷吾君于聚麀”，使高宗背上骂名。罪行六：残害忠良，诛杀裴炎等大臣。罪行七：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罪行八：软禁皇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

（二）中晚唐对武则天的批评

晚唐人对武则天也持批评态度。李商隐散文《宜都内人传》的开头，作者简单勾勒了一下武则天执政时的社会状况，“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6]”。开篇一个“篡”字，即表明了作者的立场，李商隐认为武则天的九五之尊，乃是通过非正当的手段谋取来的，名不正，言不顺。“颇放纵，耽内习”，对武则天的私生活提出批评。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如果耽于后宫，就近于“荒淫”，就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政事，就不会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不敬宗庙”，不仅是对李氏家族的不敬，同时也违背了宗法制度的规定，是对现存秩序的挑衅。“四方日有叛逆”说明武则天不得人心，社稷不安。仅仅一句话，从政治及私生活两方面否定了武则天。

（三）五代人对武则天的指责

五代十国时期的詹敦仁从非正统的角度否定武则天。詹敦仁有一首诗《复留侯从效问南汉刘岩改名龑字音义》，从题目可以看出，这首诗歌是詹敦仁为回答留从效所作，中心是围绕刘岩改名为“龑”字的问题。刘岩即刘陟，五代十国时南汉的君主。刘岩继其兄刘隐之势力，于后梁贞明三年（917）称帝。他特别迷恋《周易》，大事小情总要卜卦，他先改名为刘龚，之后根据《周易》里的“飞龙在天”，自己造了个字，上龙下天，定发音为岩，以此为自己的名字。詹敦仁认为刘岩此举与武则天造“曌”字的行为类似。“大唐有天下，武后拥神器。私制迄无取，古音实相类……唐祚值倾危，刘龑怀僭伪。吁嗟毒蛟辈，睥睨飞龙位。龑岩虽同音，形体殊乖致。”[7]认为刘岩的行为与武则天一样，以毒蛟之姿，觊觎帝王之位，属于僭越。

骆宾王的檄文字字如钉，一针见血，成为后人批判武则天的滥觞。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达到号召人们起兵的目的，檄文中夸大其词，把武则天贬得一无是处。李商隐的《宜都内人传》采用文学的手法，表面上赞扬武则天虚心纳谏，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对武则天的批评。唐代的武则天、韦庶人、杨玉环等一系列“女祸”使唐代人对后宫干政心有余悸。中唐时穆宗大渐，内臣请求郭太后临朝时，郭太后不同意：

“向者武后妖蠹，幻惑高宗，擅亲庶政；及中宗践位，蒙掩圣德，遽行迁逮，几于革命。赖宗社威祐，神器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儿厌世，卿等骤兴此议？我家九个与武氏同流。先祖汾阳王有社稷大勋，我外氏□门阀赫奕，我礼嫔帝室，非复嫔嫱之比，岂可污彤管继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聪睿，卿等各宜慎择耆旧，亲侍左右，远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贤，内官勿干时政，吾所愿也。”遂取制裂之。[8]

郭太后的行为表明了时人对武则天的态度，这种倾向在晚唐时期更加明显。李商隐作为李唐的臣子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武则天，只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出来。五代十国时期，李唐皇室已经成为往事，对他们不构成生存威胁。故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评价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