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之必要
古今中外，翻译研究一直是伴随着翻译实践的，几乎与翻译实践一样古老，它也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方兴未艾。可以举出大量翻译研究源于翻译实践的例子，我国古代如众多的佛经译序，近代如严复的《〈天演论〉 译例言》，傅雷的《〈高老头〉 重译本序》，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等（罗新璋，1984），直至当代为了学科建设的比较系统的翻译研究，如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理论》、许渊冲的《文学与翻译》和《翻译的艺术》，许钧的《翻译论》，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的翻译研究（吴志杰，2009），走向融合与超越的辩证研究（贾正传，2008）等，不可胜数，无一不是与翻译实践相关的。中国译论蔚为壮观，各种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加上各种编著如朱志瑜、朱晓晨的《中国佛籍译论选集评注》，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刘靖之主编的同名文集（《翻译论集》）,《翻译通讯》编辑部主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张柏然、许钧主编的《译学论集》和《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杨自俭、刘学云主编的《翻译新论》，奠定了中国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资源广博深厚。这些翻译研究代表了21世纪初中国翻译研究的成果，自董秋斯倡议建立中国翻译学以来，自罗新璋在《翻译论集》中发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以来，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现代转化问题探究就从未间断过[沈苏儒，1991；张柏然、姜秋霞，1997（2）: 7-16；孙致礼，1997（2）: 10-12；刘重德，2000（7）:34-37；杨自俭，2004（1）: 111-113；王宏印，2003；张思洁，2006]。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译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借鉴国外翻译理论和相关科学的成果而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之道研究（曹明伦，2008,2012；王东风，2009），以及中西译论的对比研究[谭载喜，1999（6）: 25-28; 2000（1）; 2000（2）: 14-18；刘宓庆，2005]，已成为目前我国翻译研究的明显趋势。
国外翻译史上的众多译论，如西塞罗的翻译论，昆体良的翻译竞赛论，路德等人的圣经翻译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直至近现代纷繁多样的翻译研究，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为分割线，在‘二战’之前的可以划归传统翻译研究，而‘二战’之后的可以统称当代翻译研究。”（刘敬国、何刚强，2014:186）“二战”以后，翻译研究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路子，逐渐摆脱了传统译论评点式的言说范围，形成了翻译研究的不同流派。从翻译学语言学派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翻译研究领域又陆续涌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理论体系，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如今，翻译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和多元化研究趋势。例如，曼迪（Jeremy Munday）对“翻译研究”下的定义：“翻译研究是一门与翻译理论和现象相联系的新学科，其本质是多语言性和跨学科性的，涵盖语言、语言学、交际学、哲学以及一系列文化研究内容。”（Munday,2001: 1）不仅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而且语境、伦理、权力、冲突等与翻译有关的因素也进入了翻译研究视野。例如，当今国际上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教授的翻译学论著《翻译与冲突》，被我国学者潘文国评论为“此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性，它标志着国际上翻译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后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潘文国，2011: 5）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语料库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无疑具有自身的优势，如对翻译共性（the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语料库翻译研究必将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它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刘敬国、何刚强，2014: 193）
不同流派、不同视角的翻译研究之间观点的碰撞与交流（例如，苏联时期的翻译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争），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促使翻译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全面的研究之路。但诚如张柏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指出的，译学研究如“作（译）者研究系列”“（作）译品研究系列”“读者研究系列”，属于对存在者的认识论上的探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针对翻译活动和阅读活动本身的翻译本体论探索（张柏然，1997: 55-63）。21世纪后，从译者主体视角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例如，人们对译者的主观性和变译本质（黄忠廉，2002）已经有了相当认识。
中国译论和国外翻译研究于我们颇有借鉴意义，但在具体的外汉双语之间，系统深入探讨翻译学理的论著不多，且多涉及英汉比较与翻译研究（杨自俭，2010），翻译研究与俄汉双语发生关联的寥寥无几，颇有翻译之道与翻译实践脱节之嫌。当然，国内外语界每个外语系都开设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但外语学界、俄语学界真正在具体外汉语互参基础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翻译研究，密切联系翻译实践来探索翻译学理的研究并不多，俄汉语互参翻译研究是很新的课题。实际上，关于双语互参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哈蒂姆、梅森（1990）早有言及：“对译者来说，每一个问题都牵涉两种语言系统，仅对某一语言中某一词项（语项）的分布进行陈述，这根本不会有什么特殊价值……”（哈蒂姆、梅森，2005: 36）与此同时强调了语境意义和语言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情景的社会语境，这样翻译学不仅与对比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与语义学、语用学、语篇理论、语境理论密切相关。国外几乎没有汉语与外国语之间的翻译研究，难以想象一个外国学者以其本国语与汉语互参比较进行翻译研究，这项工作理应由中国学者自己来做（许渊冲，2006）。俄语翻译学科建设面临着俄汉双语双文化互参译学研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双语）[1]、意义、译者是最核心的关键词，意义、语言与译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翻译问题，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外语和汉语作深入研究。外语学者应该重视相关双语的研究，不论是外译汉，还是汉译外，这也是外语界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人才容易忽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探讨，恰恰是解决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外语专业（包括近年来新设立的翻译专业）的学生偏重外语、忽视汉语的现象，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出现汉语水平跛脚现象，认为一味强调译者需要通晓外语及其文化与历史已经不合时宜，兼顾译者的汉外语两方面的修养方为上策（吴志杰，2009: 38）。翻译从根本上讲，只有借助语言的帮助才行，而且是相关的双语（译入语和译出语）,“双语是翻译的基础”（Алимов,2013: 12）。翻译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种双语交际行为，需要考虑所有变化因素，包括接受者和社会情景，翻译本身就是有力促进所接触的语言和文化相互渗透的因素（Черняховская,1976: 248）。古代西塞罗说，为后代们存留下语篇依据的“不是词量（количество），而是词重（вес）”，词重指的是含义或意义，法国翻译家多雷（1509—1546）认为，译者应该保持五个基本翻译原则，其中之一、二、三个原则便是“译者完善地理解被译语篇的内容和被译语篇作者的意图；译者完善地掌握译出语，同样完美地通晓译入语；避免逐字翻译的趋向，因为这会歪曲原文的内容，扼杀其形式之美”。（Алимов,2013: 17）语篇的意义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不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不论是哪个层次的单位，都是通过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来解释其意义。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这是目前现实的、必然的翻译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