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于非民主政治的经济学研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学家们没有对非民主政治做系统化、一般化的研究，却有少数经济学家做了一些这样的研究。他们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家，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有所涉猎。本章综述和评论他们关于非民主政治的经济学分析，至于有关问题四到问题七的已有文献，本书将在以后的相关章节中分别加以综述和评论。

一　公共选择理论家的研究

少数公共选择理论家，例如戈登•塔洛克、罗那德•温特罗布，出版了关于非民主政治的专著，笔者将重点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公共选择理论家饶有兴趣地研究了“革命”问题。不过，首先有必要注意一些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再分配”的研究，笔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研究不属于非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

（一）有关“再分配”的研究不属于非民主政治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注意到，集体选择划分为两类：一类使所有社会成员受益，具有资源配置效率；另一类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其他人受害，属于再分配。[1]前者（配置活动）属于正和博弈，后者（再分配）属于零和博弈。[2]再分配活动的例子有：社会保险——它构成现代福利国家中再分配的最大部分、社会福利、私人福利和特殊利益集团获得的特许等等；曼瑟尔•奥尔森的专著《国家兴衰探源》所专门研究的“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分利联盟以牺牲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为代价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所有寻租文献都可以视为关于政府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再分配过程的分析。

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最早指出，配置与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因而对这两个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投票规则来分别处理。[3]这一见解又重现在布坎南的著作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之中。布坎南区分了政府的立宪阶段和立法阶段或议会政治阶段；马斯格雷夫把政府的工作划分为配置性部分和再分配性部分。这种区分也是丹尼斯•C.缪勒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特色，并构成该书最后两章的主题。

这里，笔者之所以关心公共选择理论对再分配的研究，是因为再分配的零和性质与非民主政治中的某些政治行为的性质表面上相似。现在本书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绝大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所关注的再分配和非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的再分配有何区别。

简单地说，两者的区别在于行为背景上，行为背景不同，导致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其区别是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的再分配与非民主政治制度的再分配的区别。具体分析，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差别。第一，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政府的再分配实际上是运用多数通过规则来决定的”[4]，再分配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都有资格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在非民主政治背景下，政府的再分配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一般来说，受害者无权参与决策。第二，再分配行为的决定机制不同，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由一个非人格化的某种多数票决定，不能埋怨某个人，非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由能够明确分辨的统治者决定。第三，在民主政治下，能够影响再分配结果的投票规则也是受益者和受害者（在理论上）能够和平地施加影响的，再分配的结果其实是受害者能够预期其出现概率的，这一结果也许不是他所满意的，但是，他基本同意导致该结果的规则的公平性，他赞成该规则，认为它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不同意为了逃避再分配之害而修改相关投票规则。显而易见地，非民主政治下的情况刚好相反。第四，民主政治下的受益人和受害人是经常变化的，今天你受益，明天我受益。倘使固定不变，那永久的受害人一定不答应。非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的受益人和受害人则是基本固定的。第五，资源的流向有区别。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利用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行为，有从富人和穷人两极流向中位数选民的，也有从穷人流向富人的，但一般是赋税和支出从富人流向穷人。[5]麦迪逊精明地预见到了这一点，而戴维斯和诺斯在研究美国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时，也证实了这一点。[6]而非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的流向一般是从贫穷的被统治者流向富裕的统治集团。第六，非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的数量、范围比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大得多。[7]

总而言之，不仅财富再分配与资源配置有根本区别，而且民主政治中的再分配与非民主政治中的再分配也有根本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再分配的研究不属于非民主政治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1987年时，塔洛克认为，公共选择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空白，即公共选择学家还没有科学地分析独裁政治。[8]他决定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见该书前言）。

1.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以及（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9]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10]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政变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

2.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11]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大多数被推翻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推翻的，不是被群众起义推翻的。

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推翻现有独裁者的野心，从而使独裁者被推翻的机会增加了。经常更换军官和队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推翻独裁者的可能性。

企图推翻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推翻现有的独裁者。[12]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政变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塔洛克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3.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休谟说：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13]他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4]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塔洛克认为，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级官僚，不是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15]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16]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塔洛克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推翻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推翻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老式的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假使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18][19]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其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20]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4.评论

简单地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这两点塔洛克自己也认识到了（前言）。

塔洛克研究了独裁者的目标、他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他的子民的行为。塔洛克认为他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21]他所设定的任务并不是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我们当然看不到独裁政体的产生、存在或转型的原因或条件，看不到对独裁政体的古今东西之别的确切解释。

塔洛克甚至抹杀独裁政体的古今东西之别。将所有非民主政治都称为autocracy之后，他不再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非民主政治。他看不到意识形态对于独裁者的巨大作用，他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22]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在塔洛克之后，温特罗布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非民主政治。而且，他使自己的理论高度地形式化和体系化。温特罗布1998年出版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当代世界学术界关于非民主政治的最高理论成就。

1.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repression）和购买忠诚（loyalty）。[2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赤裸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解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24]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rents）的分发（distribution）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25]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6]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citizen）和利益集团。[27]他没有说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trade- off）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28]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些。这种“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起着相反的作用：[29]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收入或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investments）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normal good），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2.非民主政治的一般模型（general model）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具体的四类独裁政府，然后论述了一个更加一般的、总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然而，要理解温特罗布的理论，最好是从他的关于非民主政治的一般模型开始。下面，笔者打乱全书顺序，结合本书的初步问题，介绍其理论模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 = U（π，C）

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

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

将图2—2和图2—3综合起来，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这样同时决定的（见图2—4）：

在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3.具体的四类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C。其次，独裁者要将（B- 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让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tinpot）。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Marcus Aurelius），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我们不妨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将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或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indoctrination）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30]这时的政府得到的忠诚比较少，但是会有较严厉的压迫，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tyranny）。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见图2—5。

4.对具体的独裁政府的压迫和忠诚的均衡分析示例

温特罗布对每个类型的独裁政府的压迫与忠诚进行了经济学家们

所喜爱的均衡分析，下面以廉价独裁和极权主义为例予以介绍。不过，温特罗布的主要结论笔者已在上文中进行了概括，读者如果觉得下面的均衡分析难读，也可跳过不读。

（1）“廉价独裁”

首先，作者假定，忠诚、压迫的投入（inputs）和权力的产出（output）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生产函数来表示：

投入成本购买忠诚L和实施压迫R，产出权力π（power）。这里，πL＞0，πR＞0，πLR＞0，πLL、πRR＜0。这意味着，单独使用一种手段，其产出是递减的；压迫和忠诚在产出权力方面能够相互补充。图2—6用一组等权力线（isopower lines）描绘了这个生产函数。

其次，作者假定，可以获得的忠诚的总量，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一个长时期中是可变的。另一方面，压迫程度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是可变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对廉价独裁者的忠诚的供给（Ls）。①当压迫程度提高时，忠诚就会上升，两者成正比例；②忠诚的提供还与独裁者为其支付的“价格”（PL）成正比例；最后，③与政权的经济绩效（PE）成正比例。忠诚的供给函数可以写成：

这里，。

通过引入独裁者实施压迫和购买忠诚的成本，我们可以使这个模型更完善。PR是压迫成本，温特罗布假定它是固定不变的，即，

为了反映独裁者的支出函数，可以把PL而不是L当作独立变量，从而把等式（2—2）改写成：

这里，。

于是，反映独裁者的支出函数就是：

等式（2—3）可由图2—6中的凹形预算线BB来描述。变量B并不代表政府的全部预算，因为它没有包括独裁者的个人消费，它代表的是独裁者保持权位的成本。独裁者当然并不受某一特定预算的严格限制，因为他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借贷或者简单地没收臣民财产等方式来增加其资源。此刻，我们只是注意到，在R和L上的投入是从独裁者的个人消费中转移过来的。所以，独裁者将努力使保持权位的成本最小。

廉价独裁（Tinpot）的问题是使保持权位的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在服从等式（2—1）的情况下，使等式（2—3）最小化，即：

由此可以推导出：

这两个式子可以合成为：

在这里，。

等式（2—6）所表达的长期均衡就在图2—6中的E点。

（2）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独裁

在此类政权中，独裁者（或称为“领袖”，如希特勒）使用压迫和忠诚来使其权力最大化，经典的例子是纳粹德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极权主义政权的中心问题，与其说在于如何使独裁者的效用最大化，不如说在于独裁者受到何种约束。领袖所关注的是群众（population）的忠诚，他的问题可由图2—7来描述。

只要忠诚的总供给线是向上倾斜的，独裁者就能通过增加压迫来增加他的权力。极权政权的独裁者的最佳点是图2—7中的E0点，在这一点上，忠诚供给曲线与最高的等权力线π相切。一般来说，领袖在忠诚的约束下选择R和L来最大化其权力。他的问题是：

这里的解决办法是简单的，即：

它表示，如果唯一的限制就是忠诚约束，那么，在最佳点E0点，忠诚供给线的斜率和等权力线的斜率一定是相等的。这表示，压迫会增加到这一点：这时，增加一份压迫就会减少一份忠诚。

5.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的非民主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indoctrination）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就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再次，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该变量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统一一致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31]

6.温特罗布的理论会如何回答本书的部分问题？

温特罗布没有提出本书的问题，当然他不会去解答。但是，我们如果引申一下他的理论，就会得到其理论关于非民主政治的古今东西之别的解释。下面的分析就是本书从温特罗布的理论引申出来的结论。

非民主政治的古今之别就是传统独裁和极权主义独裁的差别。传统独裁可能是廉价独裁，压迫低，忠诚度也低；也可能是暴政，压迫程度高，忠诚度低。极权主义则是压迫和忠诚度都高。极权主义和传统独裁中的暴政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组织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政党等，这导致购买忠诚的价格下降；而古代的政治组织状况使独裁者的忠诚成本比较高。原因之二是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得权力转化为金钱的效率提高了。

都是古代的非民主政治，为什么东方的和西方的非民主政治会有巨大的差别呢？使用温特罗布的术语，东方的非民主政治就应当算作暴政，而西方大多数非民主政治应当算作廉价独裁。非民主政治的东西之别就是暴政与廉价独裁的差别。西方的廉价独裁是压迫与忠诚度都低，东方的暴政是压迫程度高，而忠诚少。有助于压迫的因素是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东方的政治状况使独裁者在花费与其西方“同人”同样多的成本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压迫效率。

7.评论

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如下。第一，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比较无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第二，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非民主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温特罗布的理论没有系统分析非民主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作错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非民主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关于“革命”的经济学理论[32]

一个革命行动（revolutionary act）是旨在改变政府人事、结构或者政策的人士设计的超出法律之外的行动，它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而革命（revolution）的定义是革命行动的发生频率格外高的一个时期。[33]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非民主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塔洛克、莫里斯•西尔弗（Morris Silver）、爱德华•N.缪勒（Edward N.Muller）和卡尔—迪耶特•奥普（Karl- Dieter Opp）、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杰弗里•贝利基坎（Jeffrey Berejikian）、马克•I.李巴卡（Mark I.Lichbach）、杰克•A.古德斯通（Jack A.Goldstone）等学者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研究则主要研究了非民主政治中子民的政治行为、独裁者的竞争者在“体制外”进行的政治行为。

革命中存在着集体行动的难题或者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对于公共选择分析者来说，革命的困惑就在于为什么有人参加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革命的经济理论所集中探讨的，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参加革命（提供公共物品），然而革命为什么实际上又发生了。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关于革命的研究在丹尼斯•C.缪勒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介绍，[34]因为国内已经出版其译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该书中的相关部分，本书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这里要介绍的主要是该书所未介绍的内容。介绍的顺序大致比照时间先后，以便体现出理论发展的一波三折、否定之否定的有趣过程。

1.革命的私人利益模型

1971年，塔洛克发表了《革命的悖论》[35]一文，他从理性选择理论中演绎出这样的假说：个人在决定参加革命反对政府还是不参加革命置身事外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他对于报酬和惩罚的计算；个人参加革命与否，几乎唯一地依赖于从参加革命运动中获得的纯个人满足权衡掉没有花时间去参加市场活动而放弃的收入。西尔弗运用塔洛克关于参加革命的私人利益模型（private interest model），根据个人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成本收益的显著变化情况，把历史上的革命分为四类：由政治改革导致的革命；由对外战争失败导致的革命；对强有力的个人的攻击导致的革命；由对现政权的广泛的敌意导致的革命。[36]

2.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否定关于革命的理性选择方法

然而，特达•斯科克波尔在1979年出版了她的名著《国家和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她提出，革命不是个人理性行为的结果，而是结构和环境条件的产物。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原因存在于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于它们同自己国内的社会阶级的关系中，存在于它们的“农业社会政治结构”中。[37]她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不能解释革命。

3.关于革命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精致化

1988年，米歇尔•泰勒表达了和斯科克波尔的结构主义观点有所不同的意见。他努力展示理性选择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革命这样的大规模历史变迁。[38]首先，他指出，农民在革命和反叛中的集体行动是以社区（community）为基础的，这就是大部分参与者能够克服搭便车问题的原因；在一个“社区”中，其成员拥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和多边的，他们相互影响。泰勒同意，对于宏观现象的解释必须具有微观基础，同时，他又指出，仅仅有微观基础还不够，在方法论上，泰勒主张把结构主义方法和个人主义方法结合起来。而杰弗里•贝利基坎则重新发现了意识形态对于解释革命的重要性，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和个人主义方法所忽视的。

4.革命的公共物品模型

1986年，爱德华•N.缪勒和卡尔—迪耶特•奥普开始挑战塔洛克关于革命的私人利益模型，他们提出一种公共物品模型；而在塔洛克的理论中，公共物品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他们论证道，个人确实会考虑其行动对于其集体的影响，这就降低了搭便车问题的重要性；一个更好的体制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确实是激励人们参加革命的因素。[39]他们还发现，惩罚的威胁所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微弱地激励革命行动的作用，而不是个人理性计算中的“成本”。

5.再次强调理性选择方法

理性选择方法对于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受到了马克•I.李巴卡的再次强调，李巴卡研究了集体行动理论和农民抵抗问题的联系，特别考察了解决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的“选择性激励”办法。农民确实需要从行动中得到私人利益，而竞争中的集团会为他们提供。在解释农民的抵抗斗争时，一方面，选择性激励还占着中心地位；另一方面，选择性激励只能补充——绝不可能代替——集体利益的目标，因为，仅靠对个体动机的追求是支持不了农民的反叛的。[40]

6.进一步精致化

杰克•A.古德斯通放弃个体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同时保留理性选择方法。如果假设革命的关键行动者是个体，我们就免不了要集中精力于搭便车问题上，结论是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革命这样的集体行动；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行动确实发生了，例如东欧人1989年的抗议活动，在那里，个人风险很大，又没有选择性激励。他认为，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原因在于个体主义假设，于是他把集体（groups）作为参加革命的关键行动者。[41]个体是已经存在的各个集体的成员，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跟随集体行动具有较高的价值。所要研究的问题就转变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一个集体来说，进行革命是理性的。

7.评论

对于以上关于革命的理性选择理论（这里等同于经济学理论），本书赞同和借鉴的有：（1）关于革命的中性定义，即既不赋予它褒义，也不赋予它贬义，到底是好是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理性选择方法在革命理论中的运用；（3）塔洛克最初奠定的私人利益模型以及该模型随后的发展。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其理论视野显得比较狭隘。研究者被一个悖论锁住了手脚，这个悖论就是，理性的子民应该不会参加革命，然而革命实际上又常常发生了。

二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道格拉斯•C.诺斯所提供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一般制度变迁理论，他还缺乏一个关于政体演变方式的更加复杂的分析。[42]但是，由于“制度”包含政治制度，[43]其理论因此蕴含着发展出一个政治制度变迁理论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与政治相结合，就能够得到一个政治制度变迁模型，在此一般政治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从民主走向独裁或者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变迁模型。而政治制度的变迁理论当然可能蕴含着对本书问题二的回答：非民主政治的产生和转型的原因或条件是什么？

让我们从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不确定性，促进某些组织之间的政治交换或者经济交换。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组织及其企业家，他们的目的被假设为：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44]但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不同，诺斯指出这些主体的最大化选择是受其不可能完全正确的主观认识模型的影响的，简单地说，主体只拥有不完全理性，假使所有主体都真的拥有完全理性，那么无效的制度将不会继续存在。

分析变迁的模型可以从制度均衡——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开始。变迁源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或嗜好的变化或者制度的实施的变化，这三种变化导致一方或双方认为改变协议或合约会更有利，于是他们重新谈判，进行一项“交易”，建立新的规则。

相对价格变化的例子有：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如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的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等。某些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外生的，但是大多数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努力导致的。企业家的学习过程（主观认识模型的改变过程）就是通过改变衡量与实施成本、改变谈判与合约的成本与收益来改变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变迁的主要根源，偏好或嗜好变化是另一个变迁之源。偏好或嗜好的范围也包括思想、观念，如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偏好或嗜好为什么发生变化呢？诺斯说他还不很清楚，已经知道的是其中至少有这么一个原因，即相对价格的变化。例如，在19世纪美国的大选中，单个选民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表达他们对奴隶制的憎恶，而奴隶所有者又可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补偿价格，这就导致了奴隶制被废除的制度变迁。制度通过降低我们向信念支付的价格，使得观念、教义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实施的变迁也会为有组织的企业家提供新的获利机会，这又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美国19世纪的土地法历史就是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表示为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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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页。

[2]同上书，第545页。

[3]［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同上书，第545页。

[5]［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0—551页。

[6]Lance E.Davis，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al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30.另见盛洪《经济学透视下的民主》，载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7]Wintrobe，Rona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60.

[8]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1.

[9]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116.

[10]Ibid.，p.127.

[11]Ibid.，pp.9- 10.

[12]Ibid.，p.131.

[13]Hume，David，Esq.，Essays，Literary，Moral，and Political，Ward Lock & Co.Warwick House，London，England，1742，p.23.

[14]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21.

[15]Ibid.，p.109.

[16]Ibid.，p.110.

[17]Ibid.，p.107.

[18]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p.63- 64.

[19]Tullock，Gordon，“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Public Choice，Vol.11，1971，pp.89-99.

[20]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9.

[21]Ibid.，Preface.

[22]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21.

[23]参见Wintrobe，Rona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3。

[24]Ibid.，p.35.

[25]Ibid.，p.30.

[26]Ibid.，p.48.

[27]参见Wintrobe，Rona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48- 49。

[28]Ibid.，p.46.

[29]Ibid.，p.48.

[30]参见Wintrobe，Rona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0- 111。

[31]参见Wintrobe，Rona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14。

[32]O＇Kane，Rosemary H.T.（ed.），Revolution：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umeⅡ，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 to sections and parts，VolumeⅡ.

[33]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An Economic Approach”，Public Choice，Vol.17，Spring 1974，p.63.

[34]［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8页。

[35]Tullock，Gordon，“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Public Choice，Vol.11，1971，pp.89- 99.Or in O＇Kane，Rosemary H.T.（ed.），Revolution：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umeⅡ，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36]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An Economic Approach”，Public Choice，Vol.17，Spring 1974，pp.63- 71.

[37]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54.

[38]Taylor，Morris，“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in 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63.

[39]Muller，Edward N.and Opp，Karl- Dieter，“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0，No.2，June 1986，pp.471-487.

[40]Lichbach，Mark I.，“What Makes Rational Peasants 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 and Irony in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World Politics，No.46，April 1994，pp.383-418.

[41]Goldstone，Jack A.，“Is Revolution Individually Rational？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Rationality and Society，Vol.6，No.1，January 1994，pp.139- 166.

[42]［美］道格拉斯•C.诺斯：《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43]［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44]同上书，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