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内容与价值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梵网经》菩萨戒和天台智
对《梵网经》的注疏（即《菩萨戒义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探讨晋隋时期佛教两次戒律变革的具体内容及其深远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汉传佛教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一段探索历程，展示其戒律文化上的独有性格。
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承认对佛教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概括，即“三学”：戒、定、慧。三学被认为是达到修行解脱的三个重要方面，或者是三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在这三学之中，戒律是基础。戒是佛教信徒树立信仰的开端，也是需要贯彻在整个修行过程中的基本准则。戒是佛教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佛教徒个人的生活准则、修行准则和弘法准则，也是佛教组织系统有序运转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教的存在，没有佛教的纯洁，也没有个体僧人的修行。
释迦牟尼从创教开始就重视戒律，到他涅槃前，仍然强调“以戒为师”。从此以后，重视戒律成为整个佛教的优良传统。无论在印度佛教历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历代佛教领袖人物都把持守戒律作为衡量佛教修行楷模的标准，作为佛教荣辱兴衰的标准。一些最著名的佛教大师往往因自己没有严格信守某些基本戒律而抱憾终身，比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迫于帝王的威势，不能持守戒律，就曾感叹：“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教。”[1]
在佛教戒律体系中，不同时期、不同派系所制定和信守的戒律并不完全相同。戒律的变革是与佛教基本教义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总的来说，小乘戒律和大乘戒律是两大基本系统。戒律是在克服、纠正和对治错误中产生的，最开始产生的是小乘戒，也称为声闻戒。声闻戒是佛陀在世时随犯随制，并在佛陀涅槃后由弟子们在第一次结集时形成的戒律条文。后来不同的部派根据各自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律典，有《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等分别，但主体内容差别不大。大乘的戒律称为菩萨戒，其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有了崭新的含义。早期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中已经提到了菩萨戒的基本内容，此后《法华经》《十住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等都有对菩萨戒的记述。这些经典经过整合演变，汇集成几部主要的关于菩萨戒的戒经。这些戒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瑜伽师地论》为底本的《瑜伽》系统，主要包括《菩萨地持经》《菩萨善业经》《瑜伽师地论·戒品》等；二是被很多人认为形成于汉地的《梵网经》系统，主要包括《梵网经》和《菩萨璎珞经》。
在中国佛教史上，两个系统的菩萨戒都曾在佛教界流行，也都被研究、被推崇、被实践。相对说来，《梵网经》菩萨戒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更深远的影响。《梵网经》菩萨戒曾引起跨地区、跨时代、跨宗派僧人的广泛关注，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曾引起讨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尤其在中国佛教奠定其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的定型时期（即隋唐时期），《梵网经》菩萨戒得到了人们的更多重视，尤其是得到了中国佛教宗派中唯一可与禅宗世系严整相媲美的教门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
的重视。
《梵网经》并不只是在陈隋之际被重视，影响一时，智
对《梵网经》的注疏之作也并不是完成后就销声匿迹，而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智
到清代的德玉，现存的《梵网经》注疏共有29家34种，这些注疏者包括中国、新罗（今韩国和朝鲜）、日本的很多大师级人物，除智
外，还有华严宗创立者法藏、新罗海东宗初祖元晓、新罗华严宗初祖义湘的弟子义寂、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最澄等。相比之下，对《瑜伽》系菩萨戒的注疏却寥寥无几。从实践上看，隋唐以后汉传佛教历代的菩萨戒受戒仪大都以《梵网经》为主要依据；时至今日，大多数寺院也以《梵网经》的十重四十八轻作为菩萨戒的受戒内容。日本最澄建立的比睿山僧团更是直接以《梵网经》菩萨戒为受戒内容，完全取消了声闻戒。
从佛教发展的历史看，大乘佛教的形成是以一批新经典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自称为“大乘”的新经典在继承此前佛教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了非常多的理论发挥和思想拓展，与小乘时期各部派教义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其差异十分明显，其个性十分突出。一般说来，在对小乘佛教的态度上，大乘经典中有两种倾向，一是直接否定小乘的内容，重新构建独特的体系；一是全面吸收小乘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层层累积，增添更多新内容。那么，作为佛教徒基本行为规范的戒律，大乘佛教所提倡的菩萨戒是否一定要区别于声闻戒？或者说菩萨戒在戒律方面应该仍以声闻戒为依据，还是另起炉灶？这是大乘佛教一直关注的问题。形成于印度的《瑜伽》系菩萨戒采取了调和的态度，确立了以声闻戒为基础、加授菩萨戒的模式；形成于中国的《梵网经》却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其排斥小乘经律的强烈态度，似乎肯定了独立的菩萨戒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这一历史过程是如何演变的？《梵网经》菩萨戒的出现在佛教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它与声闻戒的区分究竟在哪里？它与《瑜伽》系菩萨戒有何异同？这是本书关注的第一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瑜伽》系菩萨戒有着明确的来源，而且在南北朝曾经得到普遍的实践，唐代译经大师玄奘又完整翻译了《瑜伽师地论》，并给予高度重视，但隋唐以后中国社会却逐渐采用《梵网经》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经典作为菩萨戒的主要授受依据，其中的关键在哪里？应该说这既与《梵网经》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佛教史上一些高僧大德的重视密不可分。作为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在授菩萨戒时以《梵网经》为主要依据，还亲自为《梵网经》做《菩萨戒义疏》。在智
的影响下，后来的天台宗人在制定菩萨戒仪时都主要以《梵网经》为依据。而由于天台宗在佛教仪式方面对中国佛教的重要影响，确定了《梵网经》在佛教戒律中的地位。那么智
为何选择《梵网经》作为菩萨戒的主要经典？他在注疏《梵网经》时，体现了什么样的选择戒律倾向？这种倾向与《梵网经》的原意是否相同？《梵网经》确立了其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体现了中国佛教的哪些特点？这是本书探讨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总之，本书将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解读，探讨《梵网经》出现的意义及《菩萨戒义疏》对《梵网经》历史地位形成的作用，力图展现菩萨戒在汉传佛教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本书也试图通过对菩萨戒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展现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一些特点，体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的重要途径和具体方法。
目前，我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佛教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培养学修俱足的佛教人才，发挥佛教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戒律的规范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和宗教管理部门都认识到这一点，进一步强调“以戒为师”。中国佛教协会历任会长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以戒为师”。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中国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而“自身建设的重点是以戒为师”[2]。一诚法师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戒律的著述，题名“以戒为师”。传印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以戒为师，端正道风，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僧团素质”[3]。国家宗教局领导也多次指出佛教界重视戒律的必要性。前任局长叶小文在中国佛教协会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高呼“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4]。现任局长王作安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道风问题不仅关乎佛教的形象与声誉，甚至直接关涉佛教的根本与命脉，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5]要端正道风，对于佛教法师来讲，有必要强调以戒为师、以德为先。
但“以戒为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应以什么戒律为“师”，是师法以《四分律》为代表的声闻戒，道宣律师以《四分律》为基础创立的南山律，《瑜伽》系菩萨戒，还是《梵网经》系菩萨戒？是否可以根据“舍小小戒”的原则舍弃那些明显不能遵守的戒条？是否可以根据随方毗尼的要求增加一些新内容？对于这些问题，佛教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本书对历史上菩萨戒相关问题的探讨，对探讨此类问题将有所裨益，并可为现代佛教进行戒律改革，形成契理契机的戒律规范，提供历史借鉴。
二 研究历史与现状
本书关注的两个研究对象，即《梵网经》和《菩萨戒义疏》，学术界都有一定的研究。对《梵网经》的研究，参与的学者比较多，成果也比较多。对于《菩萨戒义疏》，研究的人相对较少，成果也较少。以下对先贤们研究《梵网经》和《菩萨戒义疏》的重要成果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看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提出了有见解的意见，在哪些问题上还有再探讨的必要和空间。
（一）《梵网经》研究回顾
《梵网经》作为一部重要的大乘菩萨戒经典，在佛教界一直很受重视，历代不乏高僧大德撰写各种著作进行疏解和阐释。隋唐时期是《梵网经》注疏之作集中出现的时期之一，几个重要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都有不少对《梵网经》的注疏。属于天台宗的有：智
《菩萨戒义疏》2卷、明旷删补《天台菩萨戒疏》3卷。属于华严宗的有：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6卷，新罗元晓《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1卷、《菩萨戒本持犯要记》1卷，新罗义寂《梵网经菩萨戒本疏》4卷，传奥《梵网经记》2卷。属于唯识宗的有：新罗太贤《梵网经古迹记》6卷、《梵网经菩萨戒本宗要》1卷，新罗胜庄《梵网经菩萨戒本述记》4卷。此外，不明宗派的还有：法铣《梵网经疏》4卷、知周《梵网经疏》5卷。唐以后，《梵网经》仍很受重视，对其做注疏的高僧代有其人。南宋慧因曾作《梵网经菩萨戒注》、与咸作《梵网菩萨戒经疏注》；明代云栖袾宏作《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5卷，蕅益智旭作《菩萨戒本经笺要》《梵网经玄义》，寂光作《佛说梵网经直解》2卷，弘赞作《梵网经菩萨戒略疏》8卷；清代书玉作《佛说梵网经初津》8卷、德玉作《佛说梵网经顺硃》2卷等。总之，佛教史上包括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在内的几个宗派都对《梵网经》进行过注疏或研究。这些注疏之作为我们研究《梵网经》提供了诸多方便，但由于这些研究是在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展开的，侧重于文意的解释和疏通，对《梵网经》的真伪、地位及在佛教中的影响少有论述。
清末以来，一些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僧人和学者开始对《梵网经》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所着重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梵网经》的真伪问题
隋代《众经目录》最早对《梵网经》进行著录，将其列入疑伪品。此后虽也有人认为《梵网经》是伪经，但随着天台智
为其作注疏，《梵网经》在佛教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真伪问题基本上不再受到怀疑。近代以来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关注。日本学者望月信亨认为《梵网经》下卷先成立，它取材于《菩萨地持经》《优婆塞戒经》《涅槃经》等，并跟北魏僧官制度有关；上卷后来附上，其菩萨阶位说建基于《仁王经》。[6]大野法道详细研究了经文内容并与其他经典作对比，推测其成立上限为宋元嘉八年（431），下限为南齐建元年间（479—482）。[7]汤用彤认为：“北土之所以出此经，当因提倡大乘戒之故。按太武帝毁法之后，北方僧伽破坏，纪纲荡然。故志道律师特往洛阳明戒，《梵网经》或于此时应需要而伪造。其后传至南方，梁慧皎乃为作疏。但南方除皎以外无人研此部。《佑录》既不载经名，即《僧传》亦未提及。总之，《梵网戒》本必流行北方，而南方颇未注意也。”[8]
太虚在《梵网经与千钵经抉隐》一文中考察了《梵网经》的真伪，认为《梵网经》上卷与《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第七卷半到第九卷所说十发趣等四十心位意旨全同，因此《梵网经》必有梵文依据。[9]续明认为两卷本之《梵网经》，还无法确证其尽为罗什译，但《梵网经》下卷，也就是《梵网菩萨戒本》则可确证为罗什所出。上卷虽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是何人所译，但既与《千钵经》文意大同，也不应视为伪经。[10]印光站在传统佛教立场上，坚持认为《梵网经》为佛说，而且是佛陀初成正觉时所说，并且对《梵网经》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此戒“乃如来炼圣烹凡之大冶洪炉”。[11]
圣严在《戒律学纲要》中推断：“一卷译本的《梵网经》，是由罗什法师诵译而出的，二卷本的《梵网经》，则是由于受了《璎珞经》形式的影响，而被附加了一卷上卷。又因《梵网经》下卷之中，对四十位贤圣菩萨的总称为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所以用《千钵经》的一部分作为《梵网经》的上卷。”但考虑到二经出现的顺序，圣严认为这种推断也有问题，指出：“也许《千钵经》或同类性质的梵本早已到了中国？”[12]
此后日本佐藤达玄在其《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对《梵网经》是否成立于中国虽未下定论，但基本上认为《梵网经》是将先前翻译进来的一些经典集成，于齐初482年左右成立。[13]镰田茂雄也对《梵网经》出现的时间、地点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梵网经》可能出现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南朝，可能是慧皎将两卷合到一起。[14]圣严在其《菩萨戒指要》中根据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而认定《梵网经》成立于中国。[15]演培表示此经的真伪问题甚为复杂，有待学者考证，仍暂认是罗什所译。[16]季芳桐指出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证明此经是汉地所造。[17]王建光认为这是中土义学僧人或律师从经律论中摘译杂糅而成，或是罗什师徒摘译大本《梵网经》而成。[18]严耀中认为：“这些《菩萨戒》、《菩萨戒本》等在印度原无定本，就像鸠摩罗什言《菩萨戒本》原出于《梵网经》一样。因此中土的大乘戒律系统当是在汉地，而不是在印度最后形成的。”[19]屈大成则分别从文献记载和文本两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梵网经》是伪经的可能性很低，很可能是从大本《梵网经》中汇集出来的，应在5世纪中期至末期之间集出并流传。[20]
2.《梵网经》的内容、特点和地位
关于《梵网经》菩萨戒的地位以及《梵网》系菩萨戒与《瑜伽》系菩萨戒的区别，历来都受到教内外学者的重视。灵芝律师将菩萨戒分为两类，“一者华严部，二者法华部”，他认为《梵网经》通顿渐二门，属华严部；《善戒经》渐次受，属法华部。[21]太虚认为，“《瑜伽》乃慈氏禀世尊为地前或劫前初发意菩萨施设，富伸缩性而抉择详悉，乃大心凡夫受持实践行履的；《梵网》乃大化千释迦小化千百亿释迦，禀承二地所见，坐千世界莲花他受用身毗卢遮那佛所传授，富果决性而意志坚强；初发心菩萨可受为果德加被加持的增上缘力”[22]，于是大力提倡瑜伽戒。明性详细比较了瑜伽菩萨戒本与《梵网经》的异同，指出：“大别言之，梵网严格繁琐，绝对依教奉行，善法律仪；遮止一切轻重垢染。瑜伽宽大为怀，相对方便善巧，通权达变，是染非犯，有开有遮。一为弘法利生而大权度众，一为正法永住而谨小慎微，甲地前初心菩萨修持瑜伽至地上圆满尸罗波罗蜜而成为道共定共两戒之金刚宝戒种子，则尽善矣！”[23]龙慧认为，“梵网与璎珞为纯粹的大乘法，其中流露着大乘佛教最高的理念，即：僧俗混一的精神。至于瑜伽虽然亦是大乘戒法，但以小乘的七聚为准故，无法广摄一切众生”，“瑜伽戒远不如梵网的赅博深入”，“瑜伽戒约于出家，梵网戒则道俗兼摄”。[24]续明指出：“二种戒本，大体说来，梵网偏明摄律仪戒，且侧重于出家菩萨；瑜伽戒品详明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似偏详于在家菩萨。虽有偏重之不同，然皆是菩萨戒法，即皆具三聚，可就自己分位之不同，撵宜而行。故戒本虽有两种，传承授受容有不同，但不应强分疆界，是此非彼。”[25]龙慧与续明对《梵网》戒和《瑜伽》戒的基本看法正好相反，笔者认为龙慧《梵网》戒“僧俗混一”“道俗兼摄”观点更符合《梵网经》的原意（后详论）。周叔迦认为菩萨戒比较集中的经本有两个系统，一是梵网戒，二是瑜伽戒，汉地菩萨戒的传承一向是受依瑜伽，随依梵网。[26]圣严《戒律学纲要》对菩萨戒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将菩萨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璎珞梵网类，第二类是瑜伽类，第三类是优婆塞戒类。他还对三类戒本重戒、轻戒的条目内容、各种戒条异同进行了比较。
关于《梵网经》涉及的主要问题，续明总结为授戒师资格、授戒师人数、受戒者应具备条件、犯戒忏悔、持戒利益、授戒法式等，并就这些问题比较了各种戒本的异同。[27]圣严《戒律学纲要》在其“菩萨戒的授受与条件”“菩萨戒的秉受方法”“受了菩萨戒之后”等章节中都对《梵网经》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
此外，佐藤达玄《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考察了《梵网经》的主要思想来源，指出大约有八类经典与《梵网经》有关。[28]大野法道《大乘戒经の研究》对《梵网经》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梵网经》不但是所有大乘戒经中最受重视的一部，而且历久不衰。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融汇性，吸收了许多印度的材料，糅合并疏导了中国观念，顾及整体社会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是一部生活伦理化的经典。[29]圣严《菩萨戒指要》在综合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菩萨戒出现的历史、关于菩萨戒的经典形成、菩萨戒的主要内容、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条理清晰的分析，其中对于《梵网经》的内容、特点、地位都有很多论述。作为一位佛教徒，圣严从宗教实践的角度对《梵网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菩萨戒应该“以《梵网经》的十无尽戒，为尽未来际永恒不渝的菩萨戒准绳”。[30]劳政武《佛教戒律学》也对《梵网经》各个戒条进行简要的注释，并对受戒方式和限制进行了论述。[31]杨曾文在《唐五代禅宗史》中指出了慧能的“无相戒”是受《梵网经》的影响，并且认为“禅宗北宗已授这种大乘戒，称之为‘菩萨戒’、‘净戒’，也强调此戒以佛性为戒体”。“重视授大乘梵网菩萨戒，强调此戒以佛性为戒体，让受戒者控制自己的心念，大概是起源于道信、弘忍的早期禅宗。”[32]董群在《禅宗伦理》中指出：“《梵网经》在禅宗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慧能对此经比较推崇，慧能的无相戒也与此经有关，而禅宗史上许多高僧也经常关注此经，因此，谈到禅宗的戒律时，有必要涉及此经。”[33]
此外，佛教界一些高僧大德也有一些《梵网经》讲记，如白圣法师《佛说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演培法师《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谛观全集律释一》）等，这些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梵网经》内容进行解释，与一般的学术研究并不完全一样。
（二）《菩萨戒义疏》研究回顾
智
《菩萨戒义疏》（以下简称《义疏》）是现存最早的《梵网经》注释性著作，其影响深远却又深奥难懂，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历代对其进行注释、分析的作品很多，现存的有唐明旷《菩萨戒义疏删补》3卷；宋道熙《菩萨戒义疏钞》4卷、蕴齐《菩萨戒义疏记》3卷、与咸《梵网菩萨戒经疏注》8卷；明云栖祩宏《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5卷、《梵网经菩萨戒义疏发隐事义》1卷、《梵网经菩萨戒义疏发隐问辩》1卷，智旭《梵网经合注》7卷、《梵网经玄义》1卷，道光《菩萨戒义疏见闻》6卷等。这些都可以看作对《义疏》的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阐释《义疏》中简略或难懂的内容，可以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很多素材和视角，但缺乏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系统论述。
从现代学术角度对《义疏》进行研究，是日本学者最先开始的，此后也有台湾学者予以关注，参与其中。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对与《义疏》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有： 1.《义疏》的真伪问题。《义疏》为天台智者所作，佛教史上对此一直没有异议，但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佐藤哲英却认为《义疏》不是智
著作，而应是8世纪初期的作品。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较多争论（详见第二章第一节），至今都没有定论。2.《义疏》所涉及的戒体问题。由于戒体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义疏》戒体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多（详见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类是对《义疏》内容作整体性研究，主要研究者是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的赖姿蓉女士，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以“《菩萨戒义疏》之研究”为题，对《义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但主要涉及《义疏》悬论部分，关于《义疏》对《梵网经》戒条的解释很少涉及。
综上所述，对《梵网经》的研究无论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其中的众多观点或有经典依据，或仅为推测假设。在不少重要问题上，现有的研究存在着差异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本书将在综合辨析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本书第一个方面的创新。
比较而言，对《菩萨戒义疏》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历代学僧的注疏主要关注宗教实践方面的内容，尤其更注重释文疏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虽有不少阐释发挥，但多带有宗派的观念。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空白。本书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全面梳理《义疏》中涉及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填补空白之处，这是本书第二个方面的创新。
本书将《梵网经》和《义疏》的出现看作中国佛教史上戒律观念变化的两个重要转折点，认为两者所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致性，又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本书的研究既有对具体内容的细致展开，又贯穿着佛教戒律如何因应社会而进行变革的明确问题意识。探索这样的问题，希望找出答案，是本书想努力体现的第三个方面的创新。
[1]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4页。
[2]赵朴初：《中国佛教四十年》，《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3页。
[3]一诚：《以戒为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4]叶小文：《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在中国佛教协会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闽南佛学院2008年编，第1页。
[5]王作安：《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宗教》2010年第2期。
[6]参见望月信亨《净土教之起源与发展》，《佛教经典成立史论》，法藏馆（京都） 1946年版，第154页。
[7]大野法道：《大乘戒经の研究》，东京理想社1954年版，第283页。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页。
[9]太虚：《梵网经与千钵经抉隐》，《太虚文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5页。
[10]续明：《菩萨律仪》，张曼涛主编《律宗思想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1]印光：《〈梵网经心地品〉跋》，《印光法师文钞》卷3，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页。
[12]圣严：《戒律学纲要》，深圳弘法寺1978年再版，第346页。
[13]佐藤达玄：《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释见憨、钟修三、欧先足、林正昭翻译，香光书香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页。
[14]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64页。
[15]圣严：《菩萨戒指要》，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页。
[16]演培释、能度记：《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上册，天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8—21页。
[17]季芳桐：《佛说梵网经》，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06页。
[18]王建光：《新译梵网经》，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7页。
[19]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20]屈大成：《从古文献记载论〈梵网经〉之真伪》，《普门学报》2007年第38期；《从文本论〈梵网经〉之真伪》，《普门学报》2007年第39期。
[21]灵芝：《芝苑遗编》卷中，《卐续藏》第105册，第268页。
[22]太虚：《梵网经与千钵经抉隐》，《太虚文选》（下），第1245页。
[23]明性：《瑜伽菩萨戒本与梵网经略谈》，张曼涛主编《律宗思想论集》，第5页。
[24]龙慧：《梵网与瑜伽》，张曼涛主编《律宗思想论集》，第46、47页。
[25]续明：《菩萨律仪》，张曼涛主编《律宗思想论集》，第26页。
[26]周叔迦：《八宗概要·律宗》，《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4页。
[27]续明：《菩萨律仪》，张曼涛主编《律宗思想论集》，第26—42页。
[28]佐藤达玄：《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释见憨、钟修三、欧先足、林正昭翻译，第625页。
[29]参考大野法道《大乘戒经の研究》，第265页。
[30]圣严：《菩萨戒指要·自序》，第6页。
[31]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9页。
[32]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33]董群：《禅宗伦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