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现活动的消失与复兴:对现代思想的反思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由于诉诸因果性的自然科学的胜利，以及历史主义的兴起，对人的生命的主导理解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条隐秘的线索就是，将生命视为一种“运动过程”的理解取代了古典思想中将生命视为“实现活动”的理解。这条线索既贯穿于从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和实验心理学)而来的对人的研究之中，也贯穿于精神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中。前者强调人的生命是一个生理/心理的运动过程，后者强调人的生命是一个处在历史运动中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运动”之本质、对“运动”与“善”的关联、对“潜能”与“实现活动”之关系的理解的变化。
从“运动与实现活动”这一问题视域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区分。在宇宙论方面，现代思想遗忘了运动的存在性质和目的论性质，将运动当成受制于机械因果性的时间过程，只重视动力因却遗忘了目的因。这样，运动就不再被理解为对秉性的构成，“善”就从运动学说中被驱逐出去，自然的目的论就此瓦解。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运动”在现代自然观中被遗忘了，只剩下了基于作用和被作用的“强迫运动”。从这种机械自然观而来的人类学和政治学(例如霍布斯《利维坦》)，将人视为一种完全受制于自利和自我保存动机的存在，因而也不知道“善”和“实现活动”为何物，只是用作为心理过程的“快乐”和“痛苦”的机械装置来理解人的行为。(近代以来的“历史目的论”也好不到哪里，因为这种目的论将历史的目的设定为外在于人类行为的“最终王国”，因而“实现活动”在其中也被取消。)
另一路径的现代思想在否定古典的自然目的论之后，不同意用机械因果性来理解人，而是把人理解为“自由”或具有自主意志的存在。这一路径在德国古典哲学衰落之后，就完全抛弃了“自由”意志的理性或逻各斯的层面，转而强调这种自由的无根据和深渊性，用不包含理性的生命冲动、生命意志或生存情绪来理解人(例如克尔凯戈尔、尼采和萨特等人的学说)。从这里出发，现代思想对“潜能”的强调压倒了古典以来赋予“实现活动”的优先性。“潜能高于实现”，“实存先于本质”，这是现代以来耳熟能详的存在主义口号。这样，现代以来的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不再是考虑那些自足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实现活动，而要么是以具有外在目的的利益行为(自利)为出发点思考人类世界，要么是诉诸既无外在目的、又无内在目的的意志决断。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被卷入历史的诸种运动(革命、斗争)之中，重要的是作为原始潜能(意志)之表现的选择和决断，而不是基于实际秉性或才能的实现活动。
人作为历史性的、有限的存在，意味着他要么受制于社会体制的惯性系统，要么进行选择或决断，成为“本真的自身”。这里所说的“有限性”并不是指人必定要死，也不是指人就其种类来说具有的局限性(每一种类在其自身的“局限”中仍然预设了一种既定的最完善状态)。相反，人的有限性是指人处在历史境遇的变迁之中，他永远也无法完成自身，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完整的、不变的存在。近代启蒙主义从人的未完成性出发，认为人是“无限可完善的”，因而相信人类历史就是无限进步的历史。而现代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未完成性仅仅意味着人具有进行决断的自由，并不存在什么人的“可完善性”和“进步”，因为它们预设的目的都与作为绝对自主性的“自由”相矛盾。[14]
于是，由逻各斯和努斯主导的“实现活动”就在现代以来的思想中被人们遗忘了。“运动”概念成为理解人类生命的主导概念，无论这“运动”是一种机械因果性的生理/心理运动，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决断。黑格尔那里仍然抱有古典式的信念，因为他认为在“绝对知识”中，精神能够进行完全的、纯粹的活动，而不再需要任何变化或运动。而这一点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中已经被否弃了，“绝对知识”被视为一种妄想。由此，就导致了现代思想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设想时的重大转变:“以自身为目的”的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权力斗争”和“革命”的“政治运动”，以及通向某个确定的研究成果、并能取得实际效用的“理论研究”。事实上，这种对“实现活动”的有意忽略在克尔凯戈尔那里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克尔凯戈尔设想的人类生活的三种形态中，并没有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的位置，而他所说的“审美生活”、“伦理生活”和“信仰生活”都不包含实现活动，因为这些生活方式中都没有理性或逻各斯的在场，而只是出于意志的决断和跳跃。人在真正的“实现活动”中是永远也不会厌倦的，因为那是一种绝对自足的、永恒当下的享受;而克尔凯戈尔设想的人类生活却充斥着无聊、空虚或紧张、焦虑，这些“现代情绪”都是由于人已经无法进行真正的实现活动所致。
在现代世界中，运动对实现活动的挤压也带来了人与其生活空间的关系的变化。运动与空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实现活动与空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空间:强迫运动(由因果性导致的、或者受到单向支配的运动)的空间，自然运动(事物秉性的养成)的空间，以及实现活动的空间。现代世界中的空间主要是强迫运动的空间，也就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空间以及人单向支配自然所形成的空间。在强迫运动的空间中，事物要么是与人无关的物理存在，要么受到人的技术能力的驱动而进行运动。在这里，空间是运动所要穿越的一种虚空，其中不包含任何的生命意义关联，重要的只是运动所要抵达的那个终点。正如我在《论幸福概念》中引用鲍勒诺夫的话谈到的，这种空间的典型例证就是汽车路。汽车所穿越的公路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从起点到终点必须跨越的一段“无意义的距离”，其中每一点、每一段都无法建立起与人的灵魂的关联(除非是在其中发生重大事件)，因为它并不是人在其中居留和扎根的地方。
自然运动的空间，就是前文所谈到的“共属事件”所开启的居留空间。这一空间既体现在事物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其历史世界的关系中。树的生长、花的开放、蜜蜂与花的游戏，便是它们的自然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它们形成了其秉性，“自然”便是诸生命之间的原初调谐。而对人这一历史—自然存在来说，他通过长期与事物和他人一起生活，而与此空间及其中的事物和他人产生了真实、亲密的生活关联，并获得了自身作为习性的诸种能力。人的自然运动，就是人在空间的扎根，由此，这种运动使得空间变得具有人性和生机，变成人栖居并在其中获得归属感的“家园”和“地方”。
实现活动以自然运动所开启的居留空间为前提，它是对人已获得的秉性的一种展现。实现活动展开并充实着这一居留空间，它同样与其空间具有一种共属性的生命关联，但它并不只是形成空间中的多重意义关联，而是使这些关联得以实行或实现。在自然运动的空间中，人虽然与事物和他人之间产生了意义关联，但这关联仍然是潜在的;只有在人进行实现活动时，这些关联才开始像鸟群般振翼飞翔。一位吹笛能手只有在他吹奏曲子时，他与笛子的共属关系才能得到完全地展现。实现活动并不把“空间”当成需要穿越或占据的虚空，相反，它总是在空间中创造出新的空间，或者说它展示出空间的永不枯竭的宝藏性质。例如，在散步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田间小路上，每一段都带着自身特有的风景，每一次驻足都能让人惊喜。鲍勒诺夫曾以“舞蹈”为例谈到过实现活动与空间的关系:
这是没有固定方向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围绕着一个有限平面上的起点，来回跳着的舞蹈活动仍然能够进行而不感觉到是限定在一个范围中。……在这种空间中发生的活动是停息在它自身之中，通过它自身而给人提供喜悦。[15]
现代人已经不再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之中，因为那种“停息在自身之中”的实现活动已经被各种追求外在目的的运动取代，那充满着人性的、没有固定方向的空间已经被历史运动的空间和物理学的空间所取代。实现活动以居留空间中的扎根为前提，因此，实现活动的消失是因为居留空间在现代世界中的萎缩。在现代以来的历史中，人越来越着迷于强迫运动，越来越迷恋单向度的、对自然的技术性支配。这种支配的本质，是以数学对事物的抽象来取代以往与事物的长久共同生活形成的事物理解，并由此通过技术手段来驱动事物为人类服务，而不再是顺从、倾听和引导事物使之用于它适宜的活动。这样，强迫运动就使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完全非人性化，人不再是在事物和空间中居留，而只是以支配者的身份控制世界。居留空间的萎缩，就是人的拔根化，而没有根基的人既不能从事实现活动，也不能获得任何程度的幸福。由此，现代世界导致了人的能力在某一方面的过度发展和在其他方面的全面退化:在人支配自然、使之发生强迫运动的能力(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方面，他越来越强大;但在人与事物和他人相互沟通以及在对整全的领会能力方面，他却完全趋向于退化。现代世界固然带来了人的权利的扩展，但这些权利毋宁说是与他的动物性欲望相关，是他在消费和娱乐方面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人从事实现活动的能力却基本上丧失殆尽。现代性导致的“历史的终结”因而只是终结于人的退化或尼采所说的“末人”，而不是终结于“整全的人”的生成。“末人”所谓的“幸福”当然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这种“幸福”的实质是自欺和绝望。
把人的生命理解为运动、理解为纯粹的潜能，却又否定这一运动或潜能具有任何自然的目的或完成，否定这一潜能需要通过在一个居留空间中生活而成为有根基的秉性，这就是现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方式。这是对爱或理性、对逻各斯和努斯、对扎根和归属的否定，也是对实现活动及其幸福的否定。这种否定引发了现代世界中的诸多问题和后果，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想家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性的反思。这些人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用基于“实现活动”的德性论和幸福论来平衡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当代思想中正在发生的“实践哲学复兴”和“美德伦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重新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活动”或“实践”概念。然而，“实现活动”在古希腊生活中的位置，是由古希腊人在城邦空间中的长久居留、由他们对自然目的论的信念来保证的。如果我们无法使现代人重新获得一个真实的居留空间，并唤起他们对于“完善”这一自然目的的经验，那么，“实现活动”或“实践”概念就仍然无法在现代生活中扎下根。
人类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实际经验的构成来说，人的多数经验都有着渴求完整、并朝自身的完整状态运动的趋向(人想要摆脱痛苦的经验是因为痛苦意味着分裂和破碎)，这是经验本身所具有的“enteleche-ia”。换句话说，人的生命从自然本性上说是朝向“善”的，否认这一点是一种自虐行为，它可以类比于人看一本小说正看得起劲时却故意要中断阅读。人自然地想要“完成”这次阅读，倘若他所读的小说具有恰当的统一和完整性。我们都能感受到“故意中断阅读”所具有的自虐性质，这意味着人有一种朝向完善的本性。而完全投身和沉浸于阅读，就是一次实现活动。对人来说，尽管纯粹的、绝对的实现活动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能够进行相对的、一定程度上的实现活动。整全在人身上的生成并不意味着人成为神，而只是意味着人在生命中经验到神的临在，并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居留。“神”并不是什么过于神秘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居留空间中到场的诸事物和人的共属关联，就是在我们进行灵魂出窍的活动时抓住我们的那种来自统一和整全的力量(因此我们会说写得好的小说是“神奇的”)。在这些时机，人感受到了“整全”的真实在场。因而，我们仍然能在居留和活动中获得属人的幸福，这一幸福真实不虚，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和身上。真实经验到神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1]王凌云，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2]王凌云:《论幸福概念:一个现象学的阐释》，刊于杜丽燕主编《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四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43—165页。
[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活动(ergon)与实现活动(energeia)并不能等同，因为制作技艺之类的活动由于其目的或产品不在自身之内，只能算是一种运动，而不属于实现活动。当活动的目的内在于活动之中时，活动才是实现活动。但在本文中，凡是使用“活动”一词的地方，都是指“实现活动”。
[4]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刊于《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希腊哲学专号”，第186—187页。本文对于亚里士多德“运动”概念的理解，完全来自李猛的这篇重要论文，特此说明。
[5]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刊于《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希腊哲学专号”，第197页。
[6]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刊于《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希腊哲学专号”，第195页。
[7]同上书，第196页。
[8]亚里士多德在此区分了“自然运动”与“强迫运动”:前者是运动的本原或原因主要在自身之中、合乎并成全自身本性的运动，后者则是运动的本原主要在他者之中、通过他者推动而产生的、有悖于自身本性的运动。见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第198页。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02b。我们不能一般地说“出于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的行为就是运动”，因为对植物和动物来说，其自然秉性并不是“具有逻各斯”。这样，植物和动物也可能有其自身的实现活动并在其中是自足的。普罗提诺就是据此认为，植物也可能“是幸福的”。(见《九章集》，I.4，“论幸福”)
[10]科耶夫:《黑格尔导读》“代序”，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11]同上书，第516—519页，尤其是参见科耶夫的脚注。
[12]黑格尔认为，在作为精神之展开的辩证运动中，每一阶段都只是通向最终成全或“绝对知识—理念—精神”的可消逝的环节，而不具有自身之自足的成全及价值。这一点是我们反对的。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即使是在“看”这种简单的活动中，都可以包含着自身的成全或目的，亦即根本不需要在“绝对”中才有实现活动，每一种人类行动、生命阶段都可以是一种实现活动。换句话说，每一种生活、行动、年龄和时代都并不仅仅是通向后面的人生或历史阶段的手段和环节，它们自身即是自足的、有着不可取代之价值的成全性的存在。青春不只是通向成熟的环节，它自身有其成全和绝对价值;过去的时代也不只是通向历史终点的环节和手段，而是常常展示出其自身的不可磨灭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时代、每一生命和每一行动，作为发生，都不只是为了最终的目的而存在，相反，它们在自身中具有其独特性的目的和成全方式。历史因而是一系列多样的“发生和成全”的事件，而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仅仅是通向某个单数的“最终成全”(=绝对)的事件。
[13]海德格尔所说的Ereignis，就是指使得自然—历史空间中的诸存在者的各种能力(比如，鸟能在空中飞，鱼能在水中游，蜜蜂能采花蜜、花亦能通过蜜蜂传粉)得以可能的那种“调谐”的发生事件。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五节:“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任何一种开放行为皆游弋于‘让存在者存在’之中，并且每每对此一或彼一存在者有所作为。作为参与到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解蔽中去这样一回事情，自由乃已经使一切行为协调于存在者整体……历史性的人的每一种行为，无论它是否被强调，无论它是否被理解，都是被调谐了的，并且通过这种调谐而被推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了。”载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1页。
[14]见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15]鲍勒诺夫:《生活空间》，广华译，载刘小枫编《德语美学文选》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