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发展研究”或“发展理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起初是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视角（“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问题，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泛；而从伦理（价值）视角反思发展问题，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即“随着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IDEA）[6]的成立（1987年），发展伦理学开始被正式承认为发展研究与哲学的一个跨学科领域”（Denis Goulet，1995）。虽然发展理论的“无伦理”范式得以纠正，但发展中的价值观困境并没有得到澄清，发展伦理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最早从伦理视角反思发展问题的是法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勒布雷特（J.Lebret，1941）。勒布雷特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基本问题和新文明的创造”、“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7]

受勒布雷特及其他学者的影响，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先驱、美国圣母大学荣誉教授德尼·古莱（1971）最早对“发展”概念给予了重新定义，并且把发展置于道德的争论之中。古莱认为，“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的核心问题，“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只是在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正是没有看到这种相对性，使得许多人把发展变化进程等同于它的目标，这样就把一个工具性目的错认为成就性目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8]在《发展伦理学》一书中，古莱指出，“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古莱还对美好生活的三个基本因素或核心价值做了解释：维持生命，主要涉及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贫困，并提供基本需求；自尊，主要涉及自重和独立性，发展就是要消除人的被支配和依附的感觉；自由，是指要摆脱贫困、无知和卑贱等对人的束缚，使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能力以决定自身的命运。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这本著作中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以丧失人类痛苦和长远发展目标为代价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反发展的。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这一领域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阿马蒂亚·森认为，不能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工业化或者现代化。财富、收入、社会现代化等，都只是工具而已，最终都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这些要素对人固然重要，可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而已。阿马蒂亚·森还认为，自由是以人为中心之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因此，“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9]在森看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程度，“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10]发展应该看作是人类价值能力的扩展，人的生命的延长，疾病可以得以预防，获得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获得学习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专注于追求艺术和科学的条件等。古莱和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发展”内涵的扩展，为后来的发展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在实践探索方面，国外的发展伦理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在与发展相关的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人类应该如何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如何看待和理解发展所带来的代价问题、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的问题，以及谁应该对发展的结果承担责任的问题；还有对于“好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最严重的是什么等。

虽然发展伦理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但国外伦理学家还是在发展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①发展首先应该消灭和解除人类的各种痛苦，防止和避免“发展危机”，消除各种“虚假发展”或“反发展”等“发展异化”现象；②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发展研究应具有伦理的、价值的维度，应该也必须要有伦理评判和引领。

总的来说，国外的发展伦理研究比较成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缺少对某一个具体国家发展问题的关照，提出的发展目标比较抽象，实践中可操作性也不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起步相对晚一些，1995年刘福森教授首次在国内提出“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以后关于发展的伦理研究才正式开始在国内学术界展开，我国学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一）关于发展伦理性质

刘福森教授（1999）认为，发展伦理是人类对近代以来的在片面发展观指导下所进行的发展而引发的一些严重问题的伦理反思。他还指出，发展伦理应该有自己固有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发展的实践本身。邱耕田教授（2004）认为，“发展善”是发展伦理研究的主要对象，发展伦理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李国俊教授（2005）认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研究的对象。发展伦理学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当前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切反思，是对当前的发展观、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价值反思，是一种新的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终极价值问题的伦理学。

（二）关于发展及其观念的产生与演变

刘福森教授（2000）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一词，是基于多种理论中关于方向性变化的多义合成词。它虽然本源于生物学，但在被用于说明社会进步时，受到了启蒙理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刘福森教授（2005）认为，发展观念的演变是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的，一条轨迹是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开始，中间经过“基本需求战略”，最后走向可持续发展理论。另一条轨迹是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并且他认为，后一条轨迹对于解决当代社会发展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

刘福森教授（2005）认为，近代理性主义扭曲、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变成了不受伦理规范约束的绝对主体。刘森林教授（2000）认为，近代的发展观念，由于把“发展”和“进步”，以及“进化”等包含价值意蕴的词语相等同，使得人们在“发展”的认识上始终抱着肯定态度，没有对发展消极方面的反思。李国俊教授（2004）认为，技术对人的异化，是因为传统的技术观撇开了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导致的现象。

（四）关于发展的伦理原则

邱耕田教授（2004）归纳出人本性（即以人为本）、协调性、持续性、适度性、内源性、普遍受益性、互利性和利益调控性八大道德原则。并认为，人本性原则是其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其他七个原则都是人本性原则的延伸。[11]林春逸教授（2007）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形态，发展伦理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应遵循包括人本、公正、责任和整体四个基本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伦理学是通过对发展的评价、约束和规范达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反发展”的途径保护环境。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是在人本取向和道德理念指导下的发展，发展伦理学具有四种限度意识，包括类意识、有限主体意识、生存意识以及未来意识。刘福森教授（2007）认为，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应遵循维护类利益的伦理原则；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应遵循公平和正义伦理原则；代际之间的关系，应遵循善待未来的伦理原则。[12]

（五）作为公正的发展

景天魁研究员（2003）在《作为公正的发展》[13]一文中指出，公正是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价值目标，是伴随社会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由于忽视了社会发展中的公正问题，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虽然使公正成为发展进程中的正当性价值准则，但这种发展观只关注人的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关注不够，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使环境公正以及代际公正等伦理思想和观念真正成为社会发展固有的核心价值追求。他还指出，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公正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内在性地规定着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六）“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目标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报告》还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七）发展的价值定位问题

邓万春博士（2010）在《发展的价值目标批判及新趋向》一文中认为，尊重、自由、公正、以人为本等更为全面、深层的价值诉求开始走向发展领域的中心，引领发展价值定位与发展实践。他还指出，“尊重、自由、公正、以人为本等价值既涵容又超越了人与社会的具体物质性需求，触及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深层次的诉求。这样的发展价值定位是对当前发展价值目标的革命性回应，也将成为引领世界发展实践的旗帜。”[14]

从国内十多年的发展伦理文献看，国内发展伦理问题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还刚刚起步，处于初期阶段，目前从事这方面问题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产出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尤其是论著不多；第二，研究角度比较少，大部分研究文献仅囿于从生态、自然环境视角来考察发展问题，缺乏社会（制度）层面的关照；第三，对国外相关文献介绍、研究不够深入；第四，结合中国实际，就发展伦理、价值进行反思，并提出发展伦理战略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总而言之，发展伦理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迫切需要直面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提升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