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格局与地缘政治
虽然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战乱的局面，但在原唐朝的版图内依然存在着辽、宋、西夏、金、西辽、西州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个政权。辽史专家陈述先生曾称之为中国的“后南北朝时期”，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总结。从9世纪开始，今新疆及中亚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朝不仅退出了西域，而且由于藩镇割据、党争宦祸而日益衰微，中国中古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也于9世纪40年代被与葛逻禄结盟的邻人黠戛斯击溃，回鹘人举族西迁；大食帝国的东部疆域也已相对独立。从9世纪中叶起，亚洲大陆逐渐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1]。这一时段中国北方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达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厮啰、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辽等政权，民族关系纷繁复杂。民族分布及西北地缘政治状况直接影响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状况。
第一节 民族分布
一 回鹘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灭后[2]，以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为中心牧区的回鹘各部纷纷流亡逃散。有南下者，如以乌介特勤为首的乌介十三部迁移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和乌拉特前旗的塞北一带。有归附于唐朝者，还有一部分依附于黠戛斯，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向西迁徙，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回鹘西迁。回鹘西迁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学术界对此有着较为成熟的讨论。至此，除了迁入西域地区以外，还有大量回鹘部众进入河西地区，并集中分布于下列地区：
瓜沙地区：《西夏书事》卷十二载：“瓜、沙、肃诸州本唐归义军，向陷于回鹘；建隆中，节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回鹘》中讲道：“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西夏纪》卷3也有类似的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这些文献记载反映出回鹘在河西的分布情况。回鹘大致在10世纪或11世纪初控制了瓜、沙地区，后来又建立了沙州回鹘政权[3]，与宋朝以甥舅之国相称，成为宋朝的一支重要的政治盟友及经济伙伴，有关两者经济及政治往来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甘州也是回鹘集中分布的一个区域。《旧五代史》中讲：“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甘州为回鹘牙帐……（后）唐天成三年（928），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至此数至中国。”[4]这里一度建立有甘州回鹘政权，并与宋朝保持着经济交往。甘州回鹘不仅控制着进入中原的丝路孔道，而且是吐蕃进入辽朝的必经之地（即宋代文献中的回鹘路），地位十分重要。沙州归义军、西夏政权都积极地争取甘州。甘州回鹘政权后为西夏所灭，但仍有回鹘民众留居于此。
凉州：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西凉府（凉州）回鹘今贡奉并由秦州路”[5]。前引《松漠纪闻》中亦有“甘、凉、瓜、沙旧皆有（回鹘）族帐”的记载。可见凉州也是回鹘分布的一个重要据点。
秦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毕”[6]。又“天圣元年（1023）六月十九日，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是每岁来贡”[7]。这些史料均证明了宋夏时期秦州也是回鹘的一个分布区域。秦州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而且是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一个支点：“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8]，商业地位十分突出。
贺兰山地区：端拱二年（989）九月，“回鹘都督石仁政、麽啰王子、邈拿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无所统属，诸部入贡多由其地”[9]。五代时期，贺兰山及腾格里沙漠是灵州道的必经之地。这也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反映出来，但贺兰山地区并非回鹘集中分布的区域。
可以看出，9世纪后半叶以来，回鹘集中分布于“西域—河西走廊”一线，其后在与党项的反复争夺过程中，在河西走廊的势力明显减弱，但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始终未减，占据着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枢纽地区，显然为其在丝绸之路的活动提供了地理上的极大便利。
二 吐蕃
吐蕃政权瓦解后，大量吐蕃民众进入河陇地区：“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10]“西狄既剖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11]可见吐蕃几乎遍布河陇地区。大致以陇山、六盘山为界，以北为党项的势力范围；以西、以南则为吐蕃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分布在秦、泾、原、凤、仪、渭、兰、熙、河、洮、岷、叠、宕、阶、鄯、廓等州及德顺军、通远军等地[12]。
此外，河西地区的灵、凉、瓜、甘、沙等州也散布着吐蕃部族。后晋章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从灵州渡黄河至于阗，沿路“往往见吐蕃族帐”[13]，在以凉州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吐蕃六谷联盟。依照刘建丽的研究，宋代西北地区的吐蕃可以分作五个居住区：①陕西沿边吐蕃居住区，②熙河兰会吐蕃居住区（即通远军及熙、河、兰、会四州），③河北吐蕃居住区（即湟、鄯、廓三州及青海以西地区），④河南吐蕃居住区（包括积石军及洮、岷、叠、岩、阶五州），⑤河西吐蕃居住区（包括灵、凉二州及河西走廊）[14]。还需注意的是，宋时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的银州（今陕西横山党岔乡）、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统万城）等地，均有吐蕃居民分布，并有生、熟户之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复杂性：“连接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15]党项与吐蕃的风俗相近，民族融合的现象十分突出，文献中多有“河西杂虏”“蕃部”等语，反映的便是这一现象。有时单从部落名称上不易区分党项与吐蕃部落，并有生、熟户之分：“然而其国（吐蕃）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16]在今宁夏南部以及陇东的部分地区是党项与吐蕃杂居的区域（蕃部的分布地带），但并非是吐蕃主要的分布区域。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曾经占据大半个河陇以及西域部分地区，此后，在与回鹘和西夏的反复较量中逐渐退缩。文献记载五代时，回鹘、党项占领了吐蕃的部分领地[17]。11世纪以来，吐蕃主要势力逐渐退居于青海东南部一带，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河南道，并建立了唃厮啰政权。
三 党项
党项的崛起与内迁也是唐宋时期西北民族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中国古代民族的迁徙路线看，多是由北及南者。历史上盘踞北方大漠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无不有南下侵扰的“恶习”，而且具有较强的冲击力，以致引来中外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多种解释和推测。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北方民族的南下（如“五胡乱华”、蒙古军南下等）都与气候的严寒有关[18]。然而，学术界在热烈讨论北方民族南迁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中国民族史上的另一类民族迁徙，即由南及北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党项内迁了。党项最初居于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区域。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4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民族划分为一个系统——笔者注）。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19]。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党项无疑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但后来河套地区成为党项“显露身手”的舞台，并且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了与宋、辽、金相抗衡的民族政权。因此，党项内迁后，经历了一个“北方民族化”的过程[20]。在中国民族史上，从一个西南地区的民族转变为“北方化”的民族的确不多见。
第二，党项内迁的时间跨度较长。根据史籍所载，党项内迁始于隋朝。确切记载是从隋开皇六年（586）党项已内迁[21]。这一点学术界尚无异议，恕不赘言。因党项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获得夏、宥、绥、银、静五州之地，在河套及陕北高原“安顿”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党项就停止迁徙了。笔者考证认为，北宋初期就有十余万党项民众从鄂尔多斯地区迁入宋夏沿边地带[22]，此后也有一些小规模的迁徙。保守计算，从隋朝开皇年间到北宋初期，党项经历了近500年的内迁时间，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长期跋涉”了。
党项最早居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河曲一带，即川、青、甘三省交界一带[23]。北周以后，党项渐兴，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史籍中说：“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24]足见其分布之广。“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25]向东北迁徙至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后来，唐政府害怕党项与吐谷浑、吐蕃勾结威胁中央政权，将党项继续向北迁徙，即到今天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夏州一带。唐末五代以降，陕西北部、宁夏北部以及甘肃东部是党项集中分布的区域，并在此建立了具有藩镇性质的夏州政权。唐人沈下贤在《夏平》中指出：“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26]讲的就是今毛乌素沙漠南缘包括宁夏东部盐灵台地一带的党项分布情况。此外，在陇右道也有零星党项部落分布，这些党项一部分是从原居地迁徙而来[27]，另一部分则是在五代时期趁吐蕃衰微而进入河西地区。西夏攻取河西走廊后，又有大批党项民众进入这一地区。11世纪西夏政权建立后，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版图格局，即以宁夏平原为中心（一体），以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为两翼，西北地区大部为其所有，占据了传统绿洲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四 达怛[28]
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记载有十三姓达怛和九姓达怛[29]。唐、宋时期的汉文文献记载有黑车子达怛、阴山达怛以及黄头达怛等。达怛是东胡的后裔，与室韦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有人干脆将室韦、达怛连起来，称为室韦—达怛[30]。宋夏时期分布于河陇地区以及西夏边界地带的有河西达怛和阴山达怛，并与回鹘、党项、契丹等民族保持着政治及经济往来,其影响涉及宋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道路畅通。
达怛民众出现于河西走廊是缘于回鹘汗国在蒙古高原败亡后，与回鹘人随行而来，并称这部分达怛人为河西达怛[31]。内迁后，河西达怛从属于各个回鹘集团，散布于沙、肃、甘州等地，并成为回鹘立足河西地区的重要辅助力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河西达怛又与回鹘人一道迁入祁连山南缘，与西夏为世仇：“鞑靼之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素不为夏人所屈。”[32]宋元祐六年（1091），“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蓄不知数目。”[33]西夏陵出土的残碑中也有“鞑靼”“北塞鞑靼”“年北鞑靼”等词，可能是指河西达怛[34]。宋夏时期，在西夏北缘活跃着阴山达怛，成分较为复杂，其中的“白达达”即发展成为后来的汪古部。《西夏纪事本末》所附的西夏地形图上，在河西走廊和河套的北缘也标有达怛分布，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有一定影响。
五 其他民族
10—13世纪在河西及河套地区还分布着退浑人，即吐谷浑政权败亡后的流亡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人曾经受制于吐蕃。五代时期，吐谷浑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肃的河西、黄河河套南北、山西、河北等地，其中河陇地区的沙州是吐谷浑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35]。在河陇地区还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汉人。《资治通鉴考异》卷17引《建中实录》记载：“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学界认为这是汉人。周伟洲先生认为50万汉人显然有夸大之嫌[36]。北宋边臣王韶曾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然此特众人以为异效。”安石白上：“韶如此诚善。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37]这条史料认为河陇概有30万汉人，而且还表明河陇地区存在的这些汉人有被“胡化”或者类似于“胡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恐怕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唐人杜牧在《河湟》一诗中就讲道：“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38]”至少有一部分汉人已经穿上了戎服，显然是近似于“胡化”[39]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会出现汉人近似于“胡化”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与河陇地区的民族构成有很大关系。在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政权基本失去了对河陇地区的控制权，吐蕃、党项民众大量迁入这一地区（回鹘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西域等地），其中以吐蕃为盛。即便在吐蕃政权瓦解以后，吐蕃在河陇地区依然具有相当的实力：“议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谷达、必利城、臈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40]讲的就是秦凤、泾原两路吐蕃蕃部众多的状况。由于吐蕃部族的大小规模不等，今人难以推算其具体的人口数目，但吐蕃在河陇地区人多势众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加之河陇地区在唐宋时期农业开发的力度不大，依然是以畜牧经济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初步推测这里的“蕃人”数量远远大于汉人的数量，因此就不难理解汉人披上戎服牧羊驱马的情景了。
此外，契丹的分布范围也较为广泛，是两宋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继续开疆拓土。从《辽史》反映的史实看，辽朝建国后主要在南面和西面拓展疆土。如“神册元年（916）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以为幽州兵马留后；神册元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记功于青冢南；神册元年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神册元年十二月，收山北八军”等。[41]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征讨，不仅使辽朝版图扩展到西起今呼和浩特市一带，南抵幽州，而且周边民族臣服于辽朝，并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神册三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42]但此时辽朝疆土还局限在今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分地区的范围内。
此后辽朝在西部的疆土继续扩大。天赞三年（924）辽朝大举征讨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同年十月，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西北诸部尽为臣服。与此同时，辽朝还将触角伸向漠北地区，天赞三年八月，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九月，次古回鹘城，勒石记功。重熙十二年（1043），辽朝讨伐西夏，在河套地区设立金肃、河清两军，并且“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43]。这样，河套东北角成为辽朝的领土。至此，辽朝的西面疆土就基本形成了，大致包括今天河套东北部、包头市以东、阴山以北的区域[44]。而辽朝西北路招讨司所辖的地区则更为广阔：“（辽）西近北至生吐蕃国，又西至党项、突厥等国。皆不为契丹国害，亦不进贡往来，盖以熟土浑、突厥、党项等部族所隔。东南至云州三千里。”[45]文献所载的这些部族恐怕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臣服辽朝而已。辽朝除了军事上震慑之外，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近似于羁縻性质的统治，与辽朝设立州县的直接统治区域有所区别，不管何种管理方式，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辽朝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有效掌控，也意味着其掌握了塞北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第二节 民族格局
10—13世纪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示意图
隋唐帝国的长期统一和政治稳定，使西北地区不再呈现诸侯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在此形势下，诸蕃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隋唐统一政权之下，能够长期抵御来自漠北和西南诸族对西北诸族的寇掠，保持一个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丝绸之路因此出现了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此打破了中原与西北诸族之间固有的平衡，盛唐丝绸之路的繁盛也渐渐隐去。从唐末五代开始，各方力量便在河陇地区进行较量：先是吐蕃政权继而有沙州归义军，然后是河西回鹘政权在河陇地区[46]昙花一现的亮相，使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应当看到：唐末五代是西北政治形势由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在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势力在河陇地区的渗透；二是党项族在河套的崛起。这样，吐蕃政权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势力便退缩在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东南部一带。西北地区实则成为吐蕃、党项以及回鹘三支力量进行较量的政治棋盘。以笔者愚见，吐蕃、党项、回鹘三足而立的局面是整个宋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主流和核心，姑且称之为第一结构圈；而宋夏时期还有宋、辽、金等政治势力，他们是刺激吐蕃、回鹘、党项等势力间进行分化与组合的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第二结构圈。概括起来讲，宋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格局为“六支力量（宋、辽、金、吐蕃、回鹘、党项），两个结构圈”（如上图）[47]。
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争夺是“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不管是民族之间还是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错综复杂，但利益是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这是古今通用的法则。为何西北地区历来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不同民族在此争斗不息呢？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丝绸之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10—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虽然远不及唐时繁荣，但仍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重要功效，也并非沦落到贸易不通的地步。从《宋会要辑稿》等汉文史籍中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河西回鹘等西域以及河陇诸蕃依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较为频繁的朝贡关系，并由此带动了民间贸易。受经济利益诱惑，吐蕃、回鹘、党项均有控制丝绸之路的野心。西夏用了近30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较量，先后击败了吐蕃六谷和甘州回鹘的势力，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不仅在经济上受益不小，而且增强了国力。而积贫积弱的宋朝无力经营河陇以及西域，便寄希望于回鹘和吐蕃，渴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故将西夏与回鹘和吐蕃推向对抗的局面。元丰七年（1084），宋臣李宪上诏曰：“回鹘与吐蕃，近世以来，代为亲家。而回鹘东境与鞑靼相连。近日诸路探报多称夏人苦被侵扰，若因二国姻亲之故，乘汉番连和之际，假道通信，厚以金帛抚结，俾为我用……若以青唐、回鹘、鞑靼三国人马并攻其背，就使未能远趋贺兰，其甘、凉、瓜、沙必可荡尽。臣仰奉睿训，審究利害，惟患将命未有司副遣使之人。缘深入绝域，经涉三国，万一疏虞，适以为累，夙夜思虑，致力经营。”[48]宋熙宁七年（1074）,“回鹘来侵。宋使谕回鹘，发兵深入夏界。”[49]于阗也加入到与西夏进行争夺丝绸之路的“联盟”之中。如元祐八年（1093）“（于阗）请讨夏国，（宋朝）不许”[50]。绍圣四年（1097），“于阗黑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使其子诣京师，上表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破夏国瓜、沙等三州。’”[51]回鹘、吐蕃都试图夺回西夏占领的丝路主动脉，但收效甚微。后来宋朝无望回鹘及吐蕃人打通丝绸之路，便对回鹘提出了“逐客令”：“宣和中，间因（回鹘）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52]
唐末以来，吐蕃和回鹘也展开过争夺丝路的激烈斗争。经过反复拼杀，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力量达到鼎盛时期，保义可汗彻底打垮了吐蕃，占领北庭、龟兹等地，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宋夏时期，为了对付劲敌西夏，河西回鹘与吐蕃基本上能和睦相处。西夏攻取灵州，切断了回鹘向中原进贡的灵州路，一部分回鹘取道青唐，吐蕃政权对回鹘商旅或贡使进行保护或提供方便。既斗争，又融合是宋夏时期河陇民族格局的外在形式。宋夏时期河陇地区的民族关系不仅仅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斗争，同时还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简言之，唐末五代以来，西北地区成为群雄争霸的政治舞台，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对于西北地区尤其是河陇地区的控制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在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纷扰迁徙之中，吐蕃、回鹘、党项的力量得到了聚合，形成了三支不可抗拒的势力。同时应当看到：吐蕃、回鹘、党项均是以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经济为主，劳动产品比较单一，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互补性，因此都要力争中原政权以获得单一经济的一些补充和利益。三方力量在中原政权面前均是以竞争者的面孔出现，导致他们在中原的关系上是互动的，一方与中原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应。宋朝熙河开边后，党项与吐蕃曾一度结为同盟军来对付北宋。北宋也不惜财力企图攻取河湟以达到断西夏右臂的目的，但北宋的势力总不能在河湟稳固下来，直到北宋皇朝灭亡前夕，才基本控制了河湟地区。辽、金政权盘旋于西北地区的外围，其势力也难以深入河陇地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吐蕃、回鹘、党项三方共同瓜分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业已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圈。在“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之下，维系着河陇地区内部以及与外围各支势力间在交往中的一种平衡，并且继续着唐代以来的汉化、吐蕃化、回鹘化三大民族融合的趋势[53]，不仅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强烈影响，而且对现今天西北民族格局也有较多影响。
第三节 地理状况与地缘政治
10—13世纪的西域及中亚与内地的地缘政治状况颇具相似之处，一统难以为继，也曾出现了若干割据政权，较有影响的有喀喇汗王朝、西辽、于阗、高昌回鹘、萨曼王朝等。这种割据状态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强烈影响。
一 地理状况
“中亚”一词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广义的“西域”的地区，即包括今中国新疆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当然，不同学者对中亚这一地理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和理解。在英文中有Central Asia（中亚）、Inner Asia（内亚或者亚洲内陆）[54]等，在俄语中也有“中亚”和“中亚细亚”等称谓。不过苏联学者所谓的“中亚”，一般指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因此“中亚五国”又常常被称作“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如有学者认为“中亚”应该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以及中国的新疆、内蒙古、西藏在内的广阔地区[55]。笔者认为，应该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来理解“中亚”的含义与特点。
就自然地理而言，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北邻西伯利亚，南邻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西界为亚欧两洲的洲界。除了少数地区外，中亚大部分地区距离海洋都超过了1000公里，甚至更远。远离海洋的中纬内陆，成为中亚的突出特征，并对其他地理要素及自然景观产生了强烈影响。因此通过这里的商道是名副其实的陆上通道。中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地貌特征，是世界上地势起伏最大的区域之一。在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天山地区山势陡峭，海拔均在4000—5000米，而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附近卡拉吉耶洼地则为低于海平面132米的最低点。广袤的荒漠、块状分布的绿洲、绵延起伏的丘陵草原分布于其间。中亚地区还是世界上冰川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冰川超过4000条，总面积达11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处内陆，又有高山阻隔，中亚成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昼夜温差极大，降水稀少，呈现出温带草原、半荒漠和荒漠的植被特征。因此，险峰、冰川、绿洲、草原、荒漠等要素构成了中亚地区的主要自然地理景观。这些均反映了中亚较为严酷的自然条件，可以想象古代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通商贸易的艰辛与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讲，自然条件对东西物质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从贸易及商旅的交通路线看，河西走廊—中亚一线是连接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咽喉地带，其在陆上丝绸之路史上的位置不容低估。
就人文地理而言，中亚地区具有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地缘政治的割据性以及经济生活的商业性等几大特征。
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曾经有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向中亚地区迁徙或者驻留于此：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的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米底人和吐火罗人、公元前700—前500年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公元1世纪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鹘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人、13世纪的蒙古人[56]。这其中不仅有东西向的民族迁徙，也有南北向的民族迁徙。因此，中亚成为多民族频繁迁徙、驻留的舞台。直到今天，在中亚地区依然生活的有130多个大小民族，除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尔帕克等人口较多民族外，还有鞑靼、朝鲜等人口较少的民族。由于多民族分布、频繁迁徙。从历史上看，这一区域基本上处于割据状态，9世纪以后尤其如此。
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交融是中亚地区的另一人文地理特点。中亚地区处于欧洲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几大文明的包裹之中，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萨满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曾在此流行或传播。由于中亚是连接东亚与欧洲大陆的必经通道，又为民族迁徙的通道，因此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具有经商的传统，尤其是汉代以降，东西方交流频繁，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诚如彭树智在评价阿富汗是古代文明史上的地位时所讲的那样：“阿富汗是古代史东西方陆路交通上的枢纽地区。它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的火光，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时而是希腊文化的阳光，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还夹杂着中国文化的余晖，这许多文化的光芒，都先后在阿富汗闪烁，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57]这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亚地区多文明交汇、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质言之，无论在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方面，中亚地区兼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这一重要地理特性。我们不应该把中亚仅仅理解为贸易通道。实际上，中亚成为连接东西方重要的中转区域，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在这里经过了一个再加工、再创造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二 地缘政治
五代以来，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割据的同时，中东伊斯兰世界也结束了阿拉伯帝国一统天下的局面，群雄并立是其共同的特点。945年，白益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新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中东进入了一个分裂和动荡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和半独立的王朝，如塔希尔王朝、法蒂玛王朝、萨曼王朝、萨法尔王朝、加兹尼王朝、图伦王朝、鲁斯塔姆王朝、伊德里斯王朝、阿格拉布王朝、伊赫什德王朝、阿尤布王朝、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哈姆丹王朝、马尔旺王朝、赞吉王朝等。这些地方王朝的特征之一就是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发展[58]。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9—13世纪是中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被学者们称之为“突厥化的时代”[59]。在宗教上，伊斯兰教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民族迁徙上，突厥人取代了雅利安人的统治而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人；在政治上，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以及西辽王朝“问鼎中亚”，与中原一样呈现出分裂割据的状态；在文化上，中亚地区的语言、风俗逐渐趋于伊斯兰化。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以及西辽王朝成为这一时期支配中亚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击灭不仅是北方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引发了西域以及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维吾尔族（回鹘）开始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60]。喀喇汗王朝即由西迁回鹘的一支所建立[61]，直到1212年为花剌子模所灭，在中亚存在了近4个世纪。诚如许倬云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国家的发展状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或部族联盟）此起彼伏，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迁徙，一拨又一拨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62]。
喀喇汗王朝的统治区域十分辽阔，其正东在今新疆阿克苏与拜城之间，东北至今阿尔泰山，与辽朝接壤，正北至巴尔喀什湖一线，西北疆界到达咸海，正西至阿姆河畔，南抵帕米尔高原[63]。疆土范围大致包括今新疆的南疆大部和准噶尔盆地，阿姆河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喀喇汗王朝占据了西域及中亚的咽喉地带，因此掌握着部分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有学者指出，虽然喀喇汗王朝的疆土十分广阔，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政权，因而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生于突厥游牧人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仍然好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喀喇汗王把各个地区分封给自己家族的成员或部落首领，他们各自为政，互相斗争。[64]巴尔托里德（也有学者译为巴托尔德，本书从译者——笔者注）也曾指出，在10和12世纪中，（西部）天山主脉两边的地方统一在所谓黑汗王朝或伊列克汗的统治下，但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统治者之下。像所有的游牧或半游牧的国家一样，黑汗王朝分成为若干封邑，而后者很快就变成为独立的王国。它们的疆界时常变更并经常发生内战。王朝首领最高权力的所有标志（即便是名义上的）早在11世纪时已不存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为独立的统治者所统治，都拥有同样的称号[65]。
由于喀喇汗王朝所处的区域也是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地带，处于波斯、突厥、吐蕃以及中亚其他民族的频繁接触地带，因此其境内的民族成份也较为复杂。主要民族除了回鹘以外，还有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古斯、粟特等[66]，此外还存在许多部落。这一点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乌古斯，突厥部落之一。乌古斯人就是土库曼人。他们有二十二个氏族，各有自己独特的标志和烙在牲畜身上的印记，他们凭这些印记识别各自的牲畜。”[67]“索格达克，迁居到巴拉萨衮的一个部族。这是粟特人的一部分，分布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他们已经突厥化了。”[68]这一地区的诸多民族、部落杂居，语言接触现象十分明显。如《突厥语大词典》中对这一现象也有记录：“塔特化，波斯化。突厥人塔特化了，突厥人波斯化了。”[69]“打塔。在整个突厥人的心目中是指讲波斯语的人。打塔特要打眼，斩荆棘要除根。塔特在托赫锡与样磨人的心目中是指非穆斯林的回鹘人。这是我在他们的故乡听到的。”[70]
从9世纪开始，包括今天阿富汗在内的广大地区逐渐走向分裂割据的状态，先后出现了若干割据政权。如：
塔希尔王朝（820—872年），波斯人所建立的政权，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天伊拉克以东的广大地区。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曾经达到印度边境地带，灭于萨法尔王朝。
萨法尔王朝（867—903年），基本继承了塔希尔王朝的版图，灭于萨曼王朝。
萨曼王朝（874—999年），版图北达咸海，南到伊朗东南部，东抵阿姆河、锡尔河上游，西至里海。萨曼王朝发展了繁荣的商业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与东西方国家保持着频繁的经济交往。最后灭于喀喇汗王朝。
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71]。加兹尼本为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地名，962年，萨曼王朝的一个突厥禁卫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加兹尼王朝。鼎盛时期，加兹尼王朝的疆域北至花剌子模，南达锡斯坦，西到今伊朗西北部，东部达到印度北部一带[72]。从《辽史》以及阿拉伯文献可知道，加兹尼王朝与辽朝保持着联系，甚至建立了政治上的联姻关系。加兹尼王朝最后遭受塞尔柱人的打击而灭亡。
这一时期在西亚地区还有布韦希王朝（945—1055年）和哈姆丹王朝（929—991年）。这些割据政权的建立也极大地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和发展，在促进其内部民族文化交融的同时，也促进了与周边非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例如加兹尼王朝对印度的征服使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大量传入该地区，最终在以梵文字母书写的印地语基础上形成了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乌尔都语[73]。当然，与中国的交往与交流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辽朝灭亡后，西辽势力的渗透，使得中亚的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在辽朝灭亡前夕，辽朝皇族出身的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我国西北地区重新建立辽朝，直到1218年为蒙古军队所灭，历时90多年，历史上称之为西辽。西辽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政权，占据了古代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具有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因此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其境内的一些城市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中原地区的丝绸以及西亚地区的珠宝玉器就是在这里贩运到各地。因此，西辽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何认识纷乱的政治局势以及频繁的民族迁徙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不可否认，政治上分裂割据、频仍的战争对于丝绸之路的贸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统一的政治局面的确有利于丝绸之路上商贾的往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盛唐时期长安有不少从西域而来的胡商，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均有大量记载，恕不赘言。这种局面显然与唐朝能够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有效管辖有很大关系。吐蕃内侵以后，唐朝在西北的版图大为收缩，陆上丝路盛况也渐渐不再显现。因为在统一的政治条件下，统一政权能够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商提供各种保护性措施，比如驿站的设立。从长安到敦煌间就有40余处驿站[74]，这些驿站既保护了商旅，也有利于丝绸之路长途贩运的开展。唐诗就曾对这些驿站有过形象的描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75]。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完全否认分裂割据状态下陆上丝绸之路就会断绝或者停滞。固然政治上割据会给丝绸之路的畅通制造不少麻烦和障碍，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分裂割据的历史背景下，民族迁徙、经济发展、文化上的创新是促进丝绸之路发展的客观条件，为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在分裂割据状态下，丝绸之路沿线各政权间的民族交融更为明显，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交往的形式也更为多样，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为复杂。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问题上，东西方的贸易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商业利润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丝路沿线各国及各个割据政权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想最大限度地占据丝绸之路贸易的利润，因此抢夺、杀戮就充斥着丝绸之路，长途贩运就显得有过高的风险，商人们就转向转手贸易。这便形成了在分裂割据状态下中继贸易较为兴盛的局面。这也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特点之一。总之，政治上冷暖阴晴会影响到丝绸之路贸易的形式和规模，但无论是政治因素还是自然条件，都不会阻挡东西方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客观需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情势下，丝绸之路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状态。
[1] 张广达为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所作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 苏联学者巴托尔德认为，统治蒙古的最后一个突厥民族，根据汉文资料所能判断，就是黠戛斯在840年战胜了的回鹘。他们之后被逐出蒙古，大抵和10世纪开始的蒙古人、契丹人势力的增长有关，他们在华北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帝国，并用契丹来命名。［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西夏占据敦煌以及沙州回鹘问题不仅是西北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沙州回鹘的退出，归义军的灭亡等都与此有关。然而，西夏占据敦煌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时至今日，学者们依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著名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认为西夏实际控制沙州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1070年左右，在此以前，西夏势力虽然在这一地区有所渗透，但并未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杨富学等人认为11世纪60年代末瓜、沙二州相继失陷，也就是说西夏才开始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并且认为在公元1036年后曾经存在过沙州回鹘政权（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李正宇也持此说（李正宇：《悄然淹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学者冈崎精郎认为西夏最早于1073年即有效地统治了敦煌（［日］冈崎精郎：《タシグト古代史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第274—275页）。钱伯泉认为从1130—1142年，西夏和沙州回鹘交替控制沙州地区，此后则一直为沙州回鹘所居，直到1146年，西夏才夺回了沙州地区（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刘玉权认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地区191年（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4] 《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39—1841页。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影印本），第7672页。
[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第7716页。
[7]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第7850页。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1页。
[9]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5页。
[10]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51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第947页。
[12] 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13]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9页。
[14] 汤开建：《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15] 《宋史》卷264《宋琪传》，第9129页。
[16] 《宋史》卷490《吐蕃传》，第14151页。
[17] 《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第1839页。
[18] Ellsworth Huntington，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5.
[19] ［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20]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
[21] 《隋书》卷1《高祖纪》，第23页。
[22] 杨蕤：《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23] 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例如汤开建先生指出党项族的发源地并不在甘、青、川三省交界的区域，而是在青海湖以西地区。参见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观点实则反映了学者们对《隋书·党项传》中“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这一地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24]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第5290页。
[25] 《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060页。
[26] （唐）沈下贤撰，肖占鹏、李勃洋校：《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27]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7页。
[28] 文献中也称“鞑靼”。
[29] 林幹：《突厥史》附录《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译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0] 张久和：《文献记载的达怛诸部》，《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 同上。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己巳，第8301页。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第11238页。
[34] 李范文：《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5]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36]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辛卯，第5655页。
[38] （唐）杜牧《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另（唐）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
[39] 笔者之所以用“近似于胡化”一词是出于对河陇地区汉人胡化程度的一种谨慎态度。现有的资料虽然表明河陇汉人在形式上与“戎人”极为相近，但恐怕并未完全同化。因此笔者称之为“近似于胡化”或者具有“胡化”的倾向。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第3606—3607页。
[41] 《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页。
[42] 同上书，第12页。
[43] 《辽史》卷41，第515页。
[44] 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5]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46] “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前者指兰州至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段的以西地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地区。陇右为古地名，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具体范围尚无定论。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其中之一便为陇右道，所辖地域十分辽阔，包括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以及中亚一部分地区。历史上人们所称的陇右大约相当于今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包括今青海省东部黄河上游河曲与湟水流域地区（即宋人所称的河湟地区）。概言之，河陇地区应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这里所用“河陇”这一地理概念主要是考虑到它是回鹘、吐蕃、党项三方相互交融与渗透的核心区域。
[47] 详见杨蕤《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已巳，第8301—8302页。
[49] （清）戴锡章撰，罗矛昆校：《西夏纪》卷1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50] 《宋史》卷249《于阗传》，第14109页。
[51] 《西夏书事校证》卷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这一事件在《宋史》卷490《于阗传》亦有记载：“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第14109页。
[52]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7—14118页。
[53]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虽然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盛极一时，在军事和实力上曾强于回鹘和吐蕃，但在文化影响以及民族融合方面，其主要接受着来自吐蕃和回鹘的冲击。宋夏时期并没有出现“党项化”的现象，随着西夏政权的覆亡，党项族亦便四分五裂直至消亡，其影响力远不及吐蕃和回鹘。
[54] 有学者认为，英文中的“Inner Asia”和“Central Eurasia”的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参见Denis Sinor，Inner Asia: 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69,p.5。
[55] 葛承雍：《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台湾）《历史月刊》1998年第3期。
[56] 蓝琪：《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7] 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8]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0页。
[59]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60]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61] 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争议颇多，有维吾尔说（回鹘）、土库曼说、样磨说、葛逻禄说、处月说、突厥说等。参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62]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63]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5页。
[64]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5]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合著：《中亚简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页。
[66] 《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吐蕃化了。吐蕃人是由其他地方迁居到突厥地域来的人。”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第271页。表明喀喇汗王朝境内也应有吐蕃民族。
[67]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62页。
[68] 同上书，第491页。
[69]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第115页。
[70] 同上书，第289页。
[71] 也有学者称之为“哥疾宁王朝”。例如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郭应德《阿拉伯中世纪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2]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73]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74] 杨希义：《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载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75] （唐）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飗。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