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旨趣与研究资料
本书是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这一时段东西方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的基本情况。本书选取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10—13世纪基本上处于中国分裂割据的时期，群雄争霸，一统难继。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统一的政治环境对东西方各方面交往都十分有利。例如，陆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就发生在隋唐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吐蕃入侵西北等事件的发生，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形较前就有所不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丝绸之路繁荣的盛景不复存在了。元朝结束了纷乱割据的政治局面，东西方交往孔道顺畅，陆上丝绸之路似乎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式的繁荣与兴盛。依此看来，10—13世纪则处于两个统一帝国的过渡时段，政治上的纷乱局面使得东西方交往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有学者曾持有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断绝的观点。与此同时，西域及中亚等地区也出现了若干分裂割据政权，如喀喇汗王朝、西辽、于阗、高昌回鹘等。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形态下，陆上丝绸之路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第二，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主要表现在贸易线路、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各个割据政权均想分享陆上丝绸之路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得原有的丝路贸易网络变得更为复杂。因此，贸易路线绝非一两条通道所能概括。这一时期的贸易方式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物品是通过间接中转流通，不易观察和定性。贸易主体的变化则体现在粟特商人的逐渐淡出以及回鹘在陆上丝路贸易中的逐渐崛起。此外，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前承唐，后启元”的重要时段，是展现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加之具有敦煌、吐鲁番文书，汉文文献，考古发现等研究资料上的有利条件，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也较为丰硕，并形成了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群，甚至形成了研究的国际视野和特点，体现出丝绸之路研究的水准和标杆。而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和时段。有趣的是，这种状况与中国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旨趣十分相像：中国大陆唐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特别注重对“西土”的关注和研究；而宋史的研究则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域甚至河陇不再成为宋史学人们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既有唐宋政治情势的原因，也与资料有很大关系，就宋代而言，西北地区的史料远不及唐代丰富。近年来，随着西夏学、回鹘研究的发展，这一状况正逐渐得以改观。
从论述体例上看，本书将以宋朝、西夏、辽等政权与西方的交往为几个研究板块，以贸易线路、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为研究线索，在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基本状况的同时，力图在整体上把握丝绸之路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研究呈现系统性和完整性。
盛唐之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状况是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客观地再现这段历史可以弥补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薄弱环节，丰富丝绸之路演变史的内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西方之间的陆路通道，而且今天仍然沿用着这一条古老的通道，欧亚大陆桥就是明证。虽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历史研究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即使在政治割据、贸易受阻的历史环境下，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尚未中断的史实，在一定程度也能为今天维护好、利用好这一条通道提供一些历史依据和借鉴。例如，最近国家开始修建从内蒙古临河市到额济纳旗的铁路，事实上这就是古居延路的路线，并且在宋辽时期也曾被频繁地利用。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在笔者设计和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深感资料不足是制约课题研究的最主要因素。虽然通过对传统汉文史料、阿拉伯文献、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的爬梳和整理，可以大致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某些历史概况，但由于外文文献解读的困难，汉文记载的缺略，有时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尤其是对西夏、蒙古高原丝绸之路的一些细节性问题，由于资料缺略而不能展开论述。诚如日本学人指出的那样：有关西夏的研究，进入了历史的暗区。其困难程度即使在整个亚洲史上也是很突出的[2]。由于资料缺略，对于有些问题还是不能说明其原委，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好在学术研究如接力赛，是在一代代学人传承中不断前行、进步的，但愿本书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研究大厦中的一块砖瓦。
本书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有汉文文献、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献）、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
汉文文献：汉文文献是陆上丝路研究中基础性的资料。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等官修汉文史籍中有宋、辽、金政权与西方交往关系的一些记录，其中有关朝贡记录和四夷记载的史料价值尤大。《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册府元龟》等同时期的典籍亦有一些有用的信息。此外，后人编辑的一些史籍等,虽然从史源学的角度看不及五代及宋代当时的史籍可靠，但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当然，在宋人的一些笔记小说等野史中也存留一些正史中未记载的内容，尤其是涉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等问题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总体而言，汉文史籍中有关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资料体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多为中原政权与诸蕃朝贡贸易的记录，具有明显的官方特点，但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运营状况鲜有涉足，显然不足以反映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全貌。
二是汉文史料中的信息多是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记载，对于“西方世界”的状况涉及较少，不利于对陆上丝绸之路中段及西段的研究。
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献）：在汉文文献缺略的情况下，考古材料就成为考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资讯。考古材料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出土文物、遗址等。如辽墓中出土的西来玻璃器就传递了不少塞北丝绸之路的信息；新疆境内出土了大量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对于了解黑汗王朝与北宋以及辽朝的交往很有帮助[3]。笔者也曾经注意到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内出土了三尊颇具“胡人”特点的泥塑人像[4]，是西夏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信息。近年来，在辽朝故地发现了不少具有西方文化因素的文物，它们提供了辽朝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信息。这些情况将在行文过程中有所体现。
二是考古资料则为出土文献。如敦煌出土文献、黑水城出土文献就可以归结在这一门类之下。出土文献能够直接提供丝绸之路状况的信息。例如黑水城出土的《天盛律令》中就有一些西夏与阿拉伯世界交往或关系的信息。也有学者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对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进行考察[5]。但需要看到，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一定不确定因素，并非每个论题都能够获得出土文献资料的支持。总之，由于考古资料具有实证性强的特点，其对一些问题的考证还是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对于考察10—13世纪中段及西段丝路的状况意义重大，可以弥补汉文文献记载之不足。例如维吾尔文学著作《福乐智慧》中就有喀喇汗王朝与辽朝贸易往来的记录[6]；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是一部反映喀喇汗王朝政治、经济、宗教、地理、民族、风俗等内容的著作，也有不少与陆上丝路有关的信息。此外，阿拉伯史学家阿西尔的《全史》、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等著作也是研究10—13世纪陆上丝路的重要参考[7]。有一些资料尚有中译稿参考，如《世界境域志》《马卫集论中国》[8]等。
二 学术史回顾
虽然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论著还是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前所述，五代、宋辽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9]。中西方的陆上交流通道不但尚未断绝，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略微早一些。因此，这里重点针对近30年来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进行述评。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状整体，需要将各部分联结起来进行考察，兹分“通论性质的论著”“五代、宋代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问题与讨论”等内容对10—13世纪陆上丝路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性地梳理。
（一）通论性质的论著
虽然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不逮汉唐时期丰硕[10]，但在一些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关系通史性质的论著中，还是对于这一段的丝路状况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维华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广达、王小甫的《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张国刚、吴莉苇的《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黄新亚的《丝绸之路·沙漠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迎胜的《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时鉴的《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梅村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此外，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伟洲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有关工具书中也有不少涉及五代、宋代时期路上丝绸之路的词条。
在通论性著作中，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是一部以丝路贸易史为考察对象的著作，对丝路贸易史进行了阶段划分：秦汉时期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丝路贸易的兴起时期，魏晋南北朝为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为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宋元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转变时期，明清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衰落时期，分段勾勒出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概貌，为今后丝路贸易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设专章对宋元时期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是目前所见对这一时段丝绸之路贸易史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观点和论断。例如笔者认为西夏的抄劫，使得贡团和商队的往来大受影响。虽然没有完全隔绝，但是贸易的线路和贸易商品的流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远距离长途贩运为特点的丝路贸易因为基本条件得不到保障而衰落了[11]。这些讨论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一些观点和说法尚待斟酌，例如笔者认为宋代丝绸之路贸易仅仅缩小为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市贸易等。总体来说，该书中有关宋代丝路贸易史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将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仅仅局限在中原政权与西夏、唃厮啰等民族政权贸易的层面上，尚未将宋代丝绸之路贸易史放置在中西交流的视野下予以考察，混淆了区域经济史与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的区别，此外，研究的体量上略显单薄。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有极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贸易的形式和手段也较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些现象不容易观察出来，而非简单的西北少数民族互市贸易所能概括。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文化史》一书中专章讲述突厥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其中涉及回鹘、伊斯兰教等论题[12]。深田久弥和长泽和俊在相关著作中还专门就西夏时期（唐古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了阐述[13]。这些论著无疑是较早关注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虽然是一些概括式的阐述，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
此外,由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关系甚大，因此在一些回族史研究的著作中也涉及此内容。例如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两宋、辽、夏、金时期的回族先民”部分涉及喀喇汗王朝与辽、夏、金等政权的关系，两宋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等内容，实际上将回族形成问题放置在丝绸之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但由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是本书的要旨所在，因此该书所论述的有关丝绸之路内容多为引述之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虽然冠名以资料汇编，然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料汇编的本身。诚如周一良先生在《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序言中所言：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星烺先生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6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为文化交流之内容[14]。在该著作中，张星烺先生对五代及宋代时期中国与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印度等地区的交通史料进行了缜密地考索，成为今人研究丝绸之路的资料基础及重要参考，已是学界共识。
（二）五代、宋代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
除了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外，中国内地学者对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和探讨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15]。例如周伟洲的《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16]客观梳理了五代时期西方诸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往状况，并且进一步指出，就在国内处于分裂割据之时，丝绸之路并没有断绝，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各种政治原因，驱使着丝路沿途的各族和中西方使者、商人，克服重重困难，或另辟新道，或武装护送，始终保持着丝路的通行。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于具体史实的考辨，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五代、宋、辽、金时期依然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发展阶段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末、五代以来，由于受到割据政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呈现断绝的状态，给予这一阶段陆上丝绸之路很少关注。例如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7]将唐、五代及宋划归为一个阶段来论述，其虽然对宋代海上贸易有所涉足，但基本未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漆侠《宋代经济史》对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梳理，但尚未涉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内容[18]。此后，莫任南的《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19]一文也指出，通过对中西使者、商旅、僧徒的交相往来，中西交通路线和商业贸易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内容的阐述，论证了五代、宋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职责，它对中西文化交流继续有所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孙修身的《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20]《试论甘州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21]，对甘州回鹘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且用大量篇幅讨论灵州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这些成果基本上代表早期学界对于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后围绕回鹘与丝绸之路的问题，学术界又有一些成果发表。如陆庆夫的《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22]、钱伯泉的《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23]、樊保良的《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24]《回鹘与丝绸之路》[25]《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三章“西迁后的分布”[26]等。这些研究大体上围绕回鹘与中原王朝的交往状况、回鹘对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所做的贡献、回鹘的地缘政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阐述或讨论。
对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日本学界也有不少成果，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就是较早关注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论著：《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五代、宋初时期河西地方的中继贸易》《高居海之于阗纪行》《继业之西域行程小考》《王延德之〈使高昌记〉》《关于马可·波罗所通过的河西以东路线》等[27]。这些成果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及走向，大体可以归结为三部分内容：一是讨论灵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二是吐蕃入侵与丝绸之路贸易网的扩展，三是通过宋人西行记录来考察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还需要指出的是，长泽和俊是较早成篇论述五代以后丝绸之路中继贸易的学者，他从贸易客体的角度指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所在。长泽和俊是一位具有较强的文献解读和解释能力的学者，竭力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探寻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上述这些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展性的讨论，如罗丰的《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28]，对通过灵州以朝贡为中心的中继贸易进行了考述；杨蕤的《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29]在探讨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王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的基础上，提出了“回鹘时代”的观点。
北宋熙宁开边（1072）以后，于阗进入中原的道路畅通无阻，便掀起了一个朝贡贸易的小高潮。史载：“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30]笔者统计北宋时期于阗向中原朝贡43次，尤其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于阗成为通过陆上而来的主要朝贡者。[31]学术界就于阗与中原政权的贸易商品、文化渗透、贸易路线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如殷晴的《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32]，林梅村的《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33]，任树民的《北宋时期的于阗》[34]《北宋时期丝绸东路的贸易网点——唃家位》[35],殷晴的《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36]，陈明的《“胡商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37]，杨瑾的《于阗与北宋王朝贸易路线初探》[38]等。一些相关的论文中也涉及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内容。如张俊彦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39]，李华瑞的《宋初丝绸之路上的交往》[40]，彭适凡、彭涛的《从胡人牵马瓷俑谈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41]，张铁伟的《“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42]，孙振玉的《试论十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在中亚历史中的地位》[43]，杨怀中的《宋代的番客》[44]，姜伯勤的《敦煌与波斯》[45]，田卫疆的《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46]，马雍的《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47]，许序雅的《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萨曼王朝研究之二》[48]，殷红梅的《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贸易往来》[49]，李云泉的《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50]等。
也有学者另择角度对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进行了考索。如郑炳林的《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51]，试图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考察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张广达的《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52]，认为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特色是依靠不定期的般次，其中包括从事贸易的般次和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荣新江的《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53]，通过敦煌保存下来的文献和绘画材料，探讨了当时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论证了虽然分裂割据的局面有碍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但文化的传播却是无法割断的。王文成的《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54]考述了北宋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通状况，认为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对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经济的影响。毛阳光等《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一书梳理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状况[55]。韩毅的《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56]考订了唐宋时期输入我国的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从作者使用材料的状况看，宋代阿拉伯的物品多经海上流入中国境内，目前关于宋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物品的考证或梳理的成果较少。
在丝绸之路交通路线考订方面的成果还有钱伯泉的《〈西天路竟〉东段释地及研究》[57]，指出西域的伊州、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分别都是各民族建立的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对于理解西域与中原及辽朝的交通很有帮助。周伟洲的《古青海路考》[58]，其中梳理了北宋时期青海路的基本走向及基本状况。殷晴的《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59]论述了历史时期围绕塔里木盆地周边交通路线及其相关问题。陈守忠的《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60]，考述了北宋时期灵州道、夏州道、泾原道以及青唐道的概况。许序雅的《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61]，通过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祝启源的《唃厮啰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线的贡献》[62]认为，丝绸之路北道被西夏控制以后，许多商人苦于西夏人的盘剥而改走青海道，唃厮啰政权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另外，宋代西南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的交往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蓝勇的《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63]对于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贸易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梳理宋代从西域进入西南地区的丝路贸易有一定帮助，目前尚属于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此外，《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了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该书还对丝绸之路进行了阶段划分：汉代为开拓时期，魏晋为曲折发展时期，隋唐为繁盛时期，两宋为转折时期，元代为拓展与延伸时期。显然该书将两宋时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来看待，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三）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
在本书中，“西方世界”是指包括西域在内及其以西的广大阿拉伯地区。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辽代吐蕃遣使考》[64]等论文中从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诸蕃朝贡、军事征伐等角度勾勒出辽朝通往西域及河陇地区的历史地理及道路状况，是较早关于辽代丝绸之路的成果。不过辽朝军事攻伐西北诸蕃的路线是否与漠北丝路商道完全吻合？长泽和俊并未交代。此外，长泽和俊也未曾注意辽时居延通道的存在。事实上，居延通道是辽朝及西夏等政权与西方交往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商道。这个问题王北辰先生在《古代居延道路》[65]一文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宋辽时期王延德以及耶律大石的西行均循居延路。辽朝与高昌回鹘进行政治、经济交往也是利用居延道。应该指出的是，居延道并非辽朝与西方交往的唯一通道。钱伯泉的《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66]一文指出，耶律大石的西行路线为借道西州回鹘国，沿天山北麓西进。出西州回鹘国境后，西北至叶密立城，后又由叶密立南下伊犁河流域，再西进巴拉撒浑城。此外，苏赫、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67]重点论述了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状况。
大食在辽朝陆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成果就是围绕大食而展开讨论的。如钱伯泉《大食与辽朝的交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68]，以耶律大石西征为线索，力图论证宋朝的大食多指喀喇汗王朝，而耶律大石依靠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的让国而发达起来，并创建了西辽帝国。钱伯泉在另一文《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69]中论证了宋代文献中的大石（大食）应该是指喀喇汗王朝。杨富学、陈爱峰的《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70]，讨论了辽朝与大食之间相互频繁的贸易往来及文化影响。胡小鹏的《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71]，论证了《辽史》所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即喀喇汗朝，请婚之王子册割乃卡迪尔汗之子察格里特勤。辽与喀喇汗王朝和亲的背景是双方政治经济往来的需要，和亲加强了这种联系。黄时鉴的《辽与“大食”》[72]论证了《辽史》中记载的大食应为中亚的萨曼王朝，并且认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与大食国存在一定关联，可能为唐时的口赤建国。胡小鹏则在《〈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73]一文指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大食国”不存在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回鹘与辽朝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华涛的《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74]利用阿拉伯等西文文献资料，重点论证了《辽史》中所记的阿萨兰回鹘既非甘州回鹘，也非喀喇汗王朝，而是高昌回鹘。肖之兴的《回鹘后裔在辽朝“共国任事”》[75]梳理了回鹘后裔在辽朝“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助于分析回鹘与辽朝之间频繁的经济交往。
从考古文物资料的角度来探讨辽朝与西方的联系是辽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得益于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其中以辽陈国公主墓最引人关注，出土了较为丰富的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皿和其他西来物品[76]。学者们对这批出土文物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马文宽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錾花铜盆考》[77]、《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78]，安家瑶的《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及有关问题》[79]、《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80]，李宇峰的《从出土文物略述契丹与中亚的文化交流》[81]，傅宁的《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论辽时期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82]等，黄雪寅的《散落于内蒙古草原上的古玻璃器》[83]等。这些论述试图通过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西来物品中文化因子的分析，来论证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状况。此外也有学者从钱币流通的角度来阐述契丹与西方的关系，如卫月望的《契丹外交与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84]等。张松柏的《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85]，通过对现存辽代有关驯兽的出土文物、佛塔上的浮雕和绘画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了西域驯兽在辽代的传播渠道、分布形式及其影响。许晓东的《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86]论证了辽代的琥珀原料很有可能来自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沿岸。西瓜传入辽朝及中原是辽时塞北丝绸之路兴盛的重要物证之一，学术界对此问题仍存争议。王大方的《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87]，黄盛璋的《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88]等论文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等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辽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包含不少西方文化的因素，是观察辽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交往的观察点之一。张景明的《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89]、齐晓光的《耶律羽之墓含域外文化因素之金银器》[90]、王大方的《“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91]等论著探讨了辽代金银器中西方文化的因素。此外，辽墓中出土黄道十二宫图也是反映辽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一些成果论及此问题。如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92]、伊世同的《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兼及邢台铁钟黄道十二宫图象》[93]、韦兵的《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94]等。
辽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还涉及伊斯兰教传播的问题。马建春的《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95]，对辽朝与波斯、阿拔斯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的朝贡状况进行了梳理。姜歆等学人的《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96]，通过出土文物分析了伊斯兰教在辽朝的影响和传播。当然，现在学界尚不能肯定辽朝境内是否存在一定数量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
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等因素，金朝面临的政治态势与辽朝大不相同，金朝与西方的联系在史料中鲜有反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目前仅见刘建丽的《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97]等成果。
（四）西夏政权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关于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问题，陈爱峰、赵学东在《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一文中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西夏与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等部分对现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在此仅做两点补充说明:
第一，就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关系而言，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西夏政权是否阻滞丝绸之路的问题，或者说西夏在陆上丝路史上扮演的角色问题。笔者在《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98]一文中业已指出：西夏王朝在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在20世纪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学者们就曾注意过这个问题，如藤枝晃指出：西夏兴起，西域诸国通过西凉中转，入宋朝贡，其路径应是避开西夏，向南迂回，经渭州进入宋境[99]。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西夏立国西北，河西丝路不通，青海道因此兴起[100]。这基本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西夏文献的逐渐问世，学者们看到了反映这段历史的几条新材料，因此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陈炳应[101]、钱伯泉[102]、李学江[103]等。这些研究基本改变了先前西夏阻滞交通、陆上丝路因此断绝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似乎从问题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必须承认，有关西夏时期丝路研究的资料少之又少，认为西夏时期丝路断绝或基本畅通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实事求是地讲，时至今日，这一研究现状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观。
第二，《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一文遗漏一些成果，兹补充之。
孙星群的《西夏在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地位》[104]，从中西音乐交流史的角度诠释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地位与作用。陈广恩的《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105]推测了伊斯兰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状况。西域及西来文化对西夏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渗透和影响，尚须进一步地关注。
钱伯泉的《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106]，探讨了以于阗黑汗王为代表的喀喇汗王朝与宋朝为开展和维护丝路贸易与西夏进行斗争的问题，肯定了藏经洞是西夏守军为防止喀喇汗王朝的进攻而封闭，将“藏经洞”这一敦煌学上的重大问题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陆庆夫的《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107]论及丝路贸易对于西夏经济的影响。如果将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放置在当时西北地区具体的历史情形中予以考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考古资料也可作为观察西夏在丝绸之路定位问题上的一个窗口。如高毅的《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108]，通过文物考古资料来推测说明西夏向北越过黄河，经居延地区而达高昌是西夏与西域及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张连喜、马文宽的《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109]通过出土的一枚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分析了喀喇汗王朝与中原政权、西夏以及辽朝的交往状况。杨富学、陈爱峰的《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110]，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分析了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中转站”的功能。利用考古及出土材料对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进行研究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其他语种的文献也很值得关注。例如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有一些西夏政权的信息。
（五）问题与讨论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东洋史的研究者看来，具体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无论是丝绸之路各地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地名还是民族，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古代到西域旅行过的人的游记虽然在当时是各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今天有很多地方已经弄不清楚了。另外，以中亚史为主题的在内陆亚洲兴起的和繁荣起来的诸民族与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出土史料的解读仍然极为困难，各个时代的地理书中的地名也有很多与现代的地名不相符合。再说从东西或南北连接这些地区的道路目前也尚未弄清。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进行了往来？流通有什么样的商品？内陆各国如何参与了这样的商队贸易？东西两地区的国家对内陆各国如何进行干涉或保持往来？他们遥远的国家的神话、传说、民俗是如何得到了传播与交流？各地的艺术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宗教又是如何传入并如何给各地以影响的？等等，有待今后研究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还有在以上植物、动物、矿物等为主的对某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上，也有不少地方需要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乃至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是需要进行跨学科领域研究的原因[111]。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这对于今天丝绸之路研究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们依然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
1.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的问题
张广达在《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112]中指出，隋唐五代时期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依然主要通过陆路，即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进行。欧亚内陆山脉、沙漠对人类文化的汇聚、贸易的开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汇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民族斗争或政治斗争形势，不同民族的不同阶级往往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某些成分，并在吸取中加以综合改造，用以丰富自身的固有特色文化。五代以降，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和东段的阿拉伯及中国在政治上均处于分崩离析的割据状态，政治情势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凸显。因此，要厘清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不仅需要梳理西北、西域地区民族分布及民族关系的状况，也要结合中亚、西亚地区的政治状况，将陆上丝绸之路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做一些前因后果的分析，尽可能复原或者重建丝绸之路的历史面目，这样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前引长泽和俊所提出的问题。
2.自然环境的问题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环境史或者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如朱士光、唐亦功的《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113]、郑本兴的《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冰川变化、环境变迁的关系》[114]等。在以畜力为主要运输手段的古代社会，丝绸之路的兴衰以及路线的选择与自然环境的状况极为密切，例如从西域进入漠北高原的商队一定沿着水源地行进，季节性的气候变化也无疑影响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3.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
也有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讨论。如蒋致洁的《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115]、《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关系试探》[116]等论文从陆上丝路贸易的下降、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海路的繁荣等角度探讨唐宋之际丝路贸易的一些概况及变化，涉及陆海丝绸之路的关系。尹元超的《十字军东征、蒙古军西征与东西方贸易》[117]探讨了十字军东征以及蒙古军西征对于丝路贸易的影响，它对于了解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很有启发。宋代以后，海上贸易的势头明显盖过了陆上的对外贸易。有学者指出，迅猛发展的宋代海上贸易使其形成了一个跨国的海洋贸易系统[118]，但尚未给予陆上丝绸之路适当的关注。事实上，若抛开“宋朝本位”的立场，从北国辽朝、中转贸易等视角去观察，不可否定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因此，海陆丝绸之路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以及独立发展的路径？尤其值得思考。
4.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东延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出土的大量蕴含西域文化因素的遗迹、遗物的考察，提出了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问题[119]。笔者认为这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就辽朝的丝绸之路研究而言，辽朝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地区丝路商品交流也应予以关注。东北地区能否纳入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涉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的讨论，尚需继续关注。
5.中段及西段丝路的问题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可以将陆上丝绸之路划分为东段、中段、西段等内容。由于受到学术资源和资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中段和西段部分的研究尚显单薄。就五代、宋代这一时段而言，仅有许序雅《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萨曼王朝研究之二》[120]、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121]等论著体现出这方面的成果。
此外，丝绸之路贸易史与西北区域经济史的联系与区别、丝绸之路研究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丝绸之路具体贸易线路的确考等问题也值得思考和探讨。总之，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均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大题目。黄时鉴将东西交流史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五类：一、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人种、语言、习俗等），三、中外通道的开辟和交通的方式，四、经济与物质生活方式的交流、生物的传播，五、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语文、传说、宗教、思想、科学、艺术、文学等）[122]。如此看来，要全面反映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面貌，尚需做许多工作，绝非本书所能完成的事情，恐怕也非一个学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本书尽力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与概貌，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得到更多学人的参与与关注。
[1] （唐）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2] ［日］衫山正明著：《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3] 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载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福乐智慧》是文学而非史学作品，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不能作为证史的资料，但是《福乐智慧》中有一些内容反映当时西域、中亚的社会状况，用这些信息来重建当地的商业环境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7] 有关唐宋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史料在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许序雅的《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也有涉足。
[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载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马卫集论中国》摘自10—12世纪的穆斯林著作《动物之自然属性》。作者马卫集生活于11—12世纪，曾是塞尔柱王朝中的宫廷医生。《马卫集论中国》为《动物之自然属性》中的一章，专门讲述古代中国的地理方位、疆域、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西域以及辽朝的情况。从译文判断，这里的中国不仅仅包括中原政权，而且还包括了契丹和回鹘地区（它们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即秦、契丹、回鹘，其中最大的是秦地区或王国）。
[9] 杨蕤：《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0] 有关唐代丝绸之路及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荣新江做了较为翔实的整理和述评，参见荣新江《20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载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20世纪丝绸之路研究的状况可参见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陈爱峰、赵学东《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国内学者尚有一些对于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述评或介绍，如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敬东《独联体国家的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1993年第6期；胡小鹏编译《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动向与展望》，《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等。
[11]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493页。
[12] ［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文化史》，白水社1983年版。
[13] ［日］深田久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過去と現在》，白水社1980年版。
[14] 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5] 最早关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是刘兴唐的《宋代陆上的国际贸易》，《文化批判》1932年2卷第4期。此后学者们就宋代丝绸之路问题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宋代的海上贸易问题；二是宋代的香料贸易问题，多是从海外贸易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因此，以上两点基本可以归结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内。虽然也有零星反映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载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但学术界开始普遍注意到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16] 载《文博》1991年第1期。事实上，周伟洲先生在先前出版的《唐代党项》一书中就对西路党项与中西交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五代以来灵州成为丝绸之路重要据点，是为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变化之一。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34页。
[17]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0—1066页。
[19] 载《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20] 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
[21] 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22] 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23] 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4] 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25] 载《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26]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丛刊》（第二辑），《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内部资料），1955年。
[27]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论著先前已在日本发表，20世纪70年代曾在日本结集出版。
[28] 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29] 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0] 《宋史》卷490《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08页。
[31]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2] 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33] 载《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34] 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35] 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6] 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37] 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8] 载《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9] 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40] 载《丝绸之路》1995年第5期。
[41] 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
[42] 载《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
[43] 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1期。
[44] 载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5] 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46] 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47]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5期。
[48] 载《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49] 载《新疆地方志》2000年第3期。
[50] 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1]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2] 载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3] 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54] 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55] 毛阳光、石涛、李婉婷：《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6] 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
[57] 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58] 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59] 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60] 载《西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61]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
[62] 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63]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64] 载［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5]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66] 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67] 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68] 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69] 载《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70] 载《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71]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72] 载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3] 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
[74] 载《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75] 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76] 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77]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78] 载《考古》1994年第8期。
[79] 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80] 载《考古》1990年第12期。
[81] 载《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82]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83]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84] 载《辽代货币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5]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86] 载《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87]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88] 载《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89] 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90]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91]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92] 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93] 载《文物》1990年第10期。
[94] 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95] 载《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
[96] 载《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97] 载《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98]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99] ［日］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100] 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101] 陈炳应：《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102] 钱伯泉：《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及其强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103] 李学江：《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04]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05] 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
[106] 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107] 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
[108] 载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版。
[109] 载《考古》1991年第12期。
[110] 载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12] 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3] 载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114] 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5] 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116] 载《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117] 载《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118] ［美］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19] 孙泓：《从东北亚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看丝绸之路的向东延伸》，《东方博物》2006年第4期。傅朗云的《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也谈及此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120] 载《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21]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2]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