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性脸谱化身体形态的性别政治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性国家工程建设中，性别建构也是其中重要议题。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与人的性别角色和身份之间存在着召唤和期待的关系，现代性别认同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把人召唤为一个个“主体”，人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召唤中成为他心目中的主体，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召唤使得个体通过“臣服”成为想象主体。[50]其实，从晚清中国现代进程起步伊始，各界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就将女性问题纳入国家民族建设的宏大主题之中。从晚清“强国保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改造“国民性”，到国民党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女性的性别建构都是其关注点之一。另外，与男性性别建构不同，女性性别建构更多时候呈现在人们对女性身体的观照之上，从废除裹脚到女子剪发，每次行动都引发社会巨大的震颤。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现代女性的性别建构一直与国家机器和社会革命对妇女劳动力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早在1934年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肯定了妇女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重要性。[51]在1939年创作的四言诗又指出中国妇女解放，和男性一起参与战争对于胜利具有重要作用。[52]1949年7月在《新中国妇女》创刊号的序言中写道：“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提高妇女的经济与政治地位。”[53]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毛泽东多次撰写文章强调妇女加入社会主义劳动大军的必要性，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54]1961年更是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为社会主义时代女性的社会性别做出了诗意化的描述：“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55]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代妇女作用的论述，不仅影响社会主义时期女性在国家民族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推进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而且影响与规约了女性性别特征建构与审美意识建立。

一　消匿女性特征的女英雄脸谱

在社会主义时代，女性的自我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历史主体性都是通过艰巨的革命活动和艰辛的集体劳动而获得的。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述中被作为楷模加以赞美和歌颂的女英雄，尤其“文化大革命”文学中的女英雄，往往都是作为一个个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符码而存在，在她们被叙述为革命的主体时，其身体的自然性必要服从于政治的象征性，她们身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特征、特点必然处于被革命话语有意遮蔽的状态。此期革命文学对女英雄的身体描述通常都是粗线条写意化写法，凡是能够显现女性“性感”的身体部位或略过，或用模糊、笼统的语言带过，女英雄的身体形态，从体质、服饰、神态都凸显了适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需求。女英雄脸谱基本上中等身材，短发，衣着样式色彩朴素无华，身体结实有力。

她很漂亮，脸腮绯红，像月季花瓣。一对深深的酒窝随着那从不歇止的笑容闪闪跳动。一对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亮。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上飘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芙蓉花。她的身体长得精巧玲珑，但很结实。还有一个十分清脆而圆润的嗓子，善歌又善舞，舞起来体轻似鸟，唱起来委婉如琴。[56]（白茹）

她是长脸形，高鼻梁，清秀的眉毛，乌光晶亮的眼睛。这对眼睛和金环的十分相像；所不同的，是没有金环的那种傲气，而是含着一种沉思和温顺。金环的模样在妇女群里算是受看的，她却比金环更显得俊秀而年轻。[57]（银环）

头发早已梳得整齐净亮；凸鼻梁，长型脸，脸上擦了一层白粉，再不显微黄。眼睛比昨天夜里更加明亮。上身穿的是银灰薄棉袄，下身是藏青棉裤，脚下穿的是白夹鞋。从举止到服装，给人的印象是：身材适中，衣服可体，走路轻灵。处处显得洒脱干练。[58]（金环）

这个女同志同是个安详稳重的人，她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江姐）[59]

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60]（邓秀梅）

对她说话的，是一个同她一般年纪，但外表上看来比她显老的女人；中等身材，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翘起的上唇；眉里眼里露出的神气，表明她是个泼辣，大胆和赤诚的女人。[61]（张腊月）

焦二菊走出胡同口，跑到小桥子上了。她那两条腿上像加了胶皮轱辘那么快；两只大脚板子，一扇一扇，把桥上的石板震得“咚咚”响。[62]

50年代初中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正面女性人物，尤其是作为男性英雄知心爱人的成长型革命女性，如林道静、银环、白茹等，她们的身体形态上还保留一些女性特征，而完成式的成熟型革命女性——女英雄，如林红、金环，精神气质则更多呈现出超越传统性别主义的英气。随着国家机器对妇女劳动力需求的加强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对个体身体控制的加剧，女英雄的身体形态日趋中性化，“大跃进”文学、“文化大革命”文学中的女英雄，尤其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女英雄——“铁姑娘”，女性特征几乎彻底消除，她们从生活形态到身体形态、精神气质都完全男性化了。“铁姑娘”作为一个特定词汇，是由群众创造使用的、对社会生产中从事高强度劳动的青年女性的含有赞誉性的称呼，最初指称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农村未婚女青年劳动积极分子，后来政府也常常把那些像男子一样勇于承担艰巨繁重的社会生产劳动、具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满腔热情的女性命名为“铁姑娘”，把她们确立为中国女性学习的榜样、典范加以宣传和褒奖。[63]“铁姑娘”是一个历史政治产物，是国家意识形态通过道德教化和精神激励手段来调动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缓解当时由于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一时期的“铁姑娘”们，不论是想象虚构的小说、话剧、电影，还是纪实摄影、新闻、绘画，几乎都有着统一的外形和精神特征，即梳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色彩朴素的劳动装（或军装），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人民画报》1960年第20期封面上刊登了“铁姑娘”邢燕子的肖像照：齐耳短发，扎着红色蝴蝶结；白色衬衫，胸前带着团徽；颈上搭一条白毛巾，右手握镰刀，左手背竹筐，抬头眺望远方。朱宪民的摄影《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民兵换岗》，赵淑钦的油画《我们都是神枪手》、裴建华的油画《西沙女民兵》等作品中的女民兵，不是梳着整齐的两个马尾辫，就是剪了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面庞红润饱满，双眼眺向前方，流露出坚定的目光。刘三多、伍振权的油画《地下长城》、杨之光的国画《矿山新兵》等作品用粗壮的手臂、夸张的姿势，粗放的体态来表现女工的刚毅形象，神态中流露着她们对工作的无限热爱之情和幸福之感。谌容的小说《万年青》中的桂英“一跃身跳出来，把手中的铁锨‘咣’一声往圈墙边一撂，双手重重地一拍身上，短发一甩，抬腿就走”[64]；郭先红的小说《征途》中的韩迎“拉开架式威威武武地站在爬犁上，嘎嘎响地甩着大鞭子，赶着两条膘肥体壮的大红马”。[65]“革命是一整套宏大叙事的混合体，一切宣传，鼓励，法律，法令，文艺都可以归于其中，它旨在通过这些途径达到对身体的拣选，规训，操控等等。”[66]其实，不论是虚构话语中的“铁姑娘”，还是纪实话语中的“铁姑娘”，她们身上都铭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其形象谱系的生成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参与操作的结果。[67]正如福柯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性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68]

二　凸显女性特征的反面女性脸谱

与对男性反面人物一味矮丑恶的脸谱绘制法不同，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述中的反面女性脸谱绘制采用了两种套路。第一种绘制方法与男性革命敌人一致，就是将女性形体极端丑化，从生理激起人们的反感与厌恶。她们的身材要么干瘦如柴，要么浑身肥肉；脸色，或干黄或青紫；嘴唇薄薄的；她们注重仪表修饰，结果却适得其反，越修饰越难看，个个奇丑无比。通过对身体形态的丑化达到揭示反面女性险恶内心、道德败坏的目的。

她原来是一个地主小寡妇，长得又瘦又小的干骨人；脸是紫青色的，眼皮也是紫青色的，那两片薄薄的、叼着长杆烟袋的嘴唇，还是紫青色的；加上脑袋上稀薄的头发总抹油，梳得又平又光亮，越发显得顶圆下巴尖，人们背后都叫她紫茄子。[69]（富农冯少怀续弦的女人紫茄子）

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竞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70]（女土匪蝴蝶迷）

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女人，早就开始发胖了。本来就不大好看的脸上，两个大胖腮帮子往下嘟噜着，细眉毛，三角眼，嘴唇儿薄得像张窗户纸儿；头发用一个铁丝卡子卡着，家雀子尾巴似地搭在脖子后边。浑身肥肉，越肥越爱做瘦衣服，瘦裤腿绷得紧紧的，随时都有崩裂开的可能。这女人整个看去像一只柏木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情人眼里出西施，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这身膘。[71]（反革命分子马之悦的妻子马凤兰）

第二种绘制方法是仔细描绘她们的女性身体特征，凸显女性身体姿色，夸大她们的性蛊惑力。这些女性大多身材窈窕，肤色细腻白净，神情灵活，眼波流转，擅长衣着打扮，举止妖娆妩媚，主动展现女性的性吸引力。

这句话，惊动了一位披着金色卷发的女记者，她一听有人提到中央社，立刻扭转身，飞出一个眼波，涂着蔻丹的纤手从有镁光照相机上轻轻举起，便想隔席搭话。（中央社记者玛丽）[72]

只见她嘴唇涂得鲜红，眉毛画得又细又弯，轻纱旗袍裹在身上，漾出阵阵浓郁的香水气味。两颗白珠子耳环在粉脸上一摇一摆，轻悄悄卖弄风情的姿态，可和学生时代的白莉苹大不相同了。[73]（白莉苹）

鸭蛋脸，白里透红的脸皮，高高的龙骨鼻子，淡淡的眉毛，吊眼梢，一双单眼皮包着两颗晶亮的眼球。苗条的身材，穿一件浅蓝色的阴丹士林布褂子。未开口说话，两腮就现出圆圆深深的酒窝，涌出迷人的笑容。[74]（羊秀英）

那个年轻漂亮的三妹子，浓眉大眼，相当动人，竟然跑来用戴戒指的手，拂去落在增福棉袄上的雪花，身子贴身子紧挨高增福走着。她的一个有弹性的胖奶头，在黑市布棉袄里头跳动，一步一碰高增福的穿破棉袄的臂膀，并且肉麻地问：“高二哥呀，这些日子忙啦？”（富农姚士杰的三妹子）[75]

她偷眼看着这女子，瓜子脸上还略带睡意；黑浸浸的头发蓬蓬松松的，好像还没有梳洗；她的眉毛细而弯；眼睛很大；耳上吊双银耳环；右手腕上戴个浅绿色的假玉镯；身上穿套翡青的线布棉紧身，显得很合身。[76]（张桂贞）

显然，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叙述之所以详细描述反面女性身体的女性特征，并不是为了张扬女性的身体美，而是为了凸显这些女性身体具有危险的性诱惑力，她们的身材、体态、装扮指向了性道德堕落，以及政治立场的反动甚至邪恶。李扬在解读《林海雪原》丑化敌人的叙述方法时指出：“‘妖’常常与‘邪’、‘淫’、‘乱’这样一些词语互通。男女淫乱违背伦常，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导致秩序之‘乱’。‘淫’为‘邪’、‘邪’为‘妖’，而‘妖’则为‘乱’，这里的‘乱’指的就是在伦理规范和社会建构被破坏时，家国同体的帝国中产生的无秩序。妖道、淫魔、邪术、精怪等等语词，连同他们最后必然败道亡身的故事，是传统小说中叙述‘妖道’与‘妖术’的固定套路，表明这种价值判断与故事想象，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是听众普遍接受的思路。”[77]如果说像紫茄子、蝴蝶迷、马凤兰这样集丑陋和淫荡于一身的反面女性，由于其表里如一，性诱惑力有限，反动性容易辨析，她们的破坏性、危险性相对有限，那么，像玛丽、白莉萍、杨秀英这样美丽而淫荡的女性，由于其具有强烈的性诱惑力和迷惑性，她们的破坏性、危险性就更大，她们是瓦解革命者意志、破坏革命团结的可怕力量，她们的存在对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在20世纪50—70年代反面女性人物长廊里美丽而淫荡的女性远远超过了丑陋而淫荡的女性，尤其是在拥有广大受众的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无一不是美艳而性感的放荡女性，而她们的存在与出场大多与她们用身体姿色诱惑革命者、主动或被动地为敌人服务有关，其结局要么保持风骚妖娆的身体形态被杀，如《风云初记》里的小满，要么改变身体形态，被革命改造好，像张桂贞“晒得黑皮黑草，手指粗粗大大的，像个劳动妇女了”。[78]

消匿女性特征的女英雄脸谱和凸显女性性别特征的反面女性脸谱，看起来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路径，但是，它们在女性性别建构指向上是殊途同归，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前者通过对具有粗壮强健男性身体特征女英雄的颂扬、美化，后者通过对具有女性特征反面人物的批判、丑化，其共同造就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对女性身体特征的压抑、排斥，甚至蔑视、仇恨。现代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反对性别本质主义论，明确指出在父权制社会里，社会性别意识和观念是由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话语叙述，并不是基于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上的科学认知，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描述和界定，都是按照男性世界的需要和为了维系男性地位而建构起来的。由于历史叙述话语权是由男性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分工的制度化一方面把妇女长期束缚在家庭领域，迫使妇女放弃外出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贬低女性在生产、再生产领域中的贡献，强化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权力秩序，制造男强女弱的刻板性别形象。应当说，1949年中国大陆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女性解放，拓展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以“铁姑娘”为代表的女英雄形象的出现，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评价，打破女性柔弱无力的僵化性别印象，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力，改变传统社会评判女性标准和女性社会角色设定，尤其是对下层劳动妇女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它是女性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是，消匿女性特征的女英雄和凸显女性性别特征的反面女性的脸谱化文学叙述，又将中国社会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现代性社会性别建构推向了另一个二元对立不平等的性别神话之中。在这个革命性别神话里通常被指认为女性特征的阴柔、秀美、感性、直觉、敏感、温柔、内敛等，都被赋予落后、反动、堕落、邪恶、破坏性等负面象征意义；而男性特征阳刚、雄强、理性、决断、进取、坚强、勇敢、自我控制感情力强等，被赋予进步、革命、美好、建设性等正面象征意义，显然，在这个象征秩序体系中男性特质是优良、高等品质，而女性特质是劣质、低等品质，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话语阴影再次浮现在现代女性解放的路途之中。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和女性气质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女人的生理特征，在中国社会上都声名狼藉，遭受批判和鄙视，连女性自身也产生了“厌女”“崇男”的心理情绪，从而造成了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极大遮蔽与压抑。金一虹认为：“从美学解放、个性解放的角度看，‘铁姑娘’的形象本身并不是真正自觉的女性主义艺术，这现实本身是被男性以解放者的名义所操纵的。”[79]就像王宇所指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之所以出现包含着具有“厌女情结”无性化、雄性化的女英雄脸谱，不仅仅是这一时期高度政治化话语以及国家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致，而且是起源于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华民族的独特心理与文化背景，“中国现代性起源以来对女性这一性别的异质性、‘他质’性的指认，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强势的社会无意识，广泛而深刻地模塑着人们的日常意识、体验。厌女、对女性特征的蔑视、仇视，拒绝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雄化……这一切在20世纪50—70年代大陆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正是现代性焦虑的显著表征，并且衍化成相应的象征表象”。[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