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脸谱与脸谱化

脸谱是中国舞台演出中所使用的脸部化妆术，即用各种色彩在演员面部勾画纹样图案，属于传统戏曲人物造型手段之一。中国历史比较悠久的戏曲大多都讲究脸谱艺术，其中以京剧脸谱最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京剧脸谱大约是在明、清时期吸收许多其他地方戏曲脸谱艺术的养分成型并稳定，成为具有物质性、可观性，适合戏剧表演的谱式图形。脸谱最大的功能是通过固定化、程式化的视觉图像符号，向观众传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道德伦理、剧情或暗示角色的命运变化等信息。观众不用再费心猜测、推理、判断，通过人物的脸谱就可以得知结论。一般来说，在京剧中红色的代表忠勇、正直；黑色的代表勇猛、直爽；白色的代表奸诈、狠毒、阴险；油白色的代表自负、跋扈；蓝色的代表刚强、骁勇；绿色的代表顽强、侠义；黄色的代表凶暴、沉着；灰色的代表老年枭雄；紫色的代表智勇刚义、刚正威严；金银色的代表神、佛、鬼怪、精灵。作为一种被广大民众接受认可并世代相习的戏曲艺术，脸谱艺术传达出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意识，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人格表里如一的道德观念和非善即恶、非忠即奸、非愚即智的“二元论”价值判断。[1]“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重社会、轻个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几乎没有人是完全站在一个自然人的角度研究人性的问题，所有的儒家都是站在社会（统治者）的角度要求个人应该如何根据社会（统治者）的需要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相应地，对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当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社会价值取向，个人品行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就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人。这种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极端思想，在哲学上就很容易形成内容决定形式、本质决定外表的固化思维。所以，好人必定仪表堂堂、坏人会都一脸贼相，所谓‘相由心生’即是这种人格判断标准的‘经典’理论。”[2]实际上，中国主流精英传统文化并不信奉“相由心生”说，反对以人身形体相崇拜为中心，常常宣扬形德分离。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庄子《道德经》记载了许多相貌丑陋而道德高尚的人。“在我国，论相也一直是旁支末流之学……后虽受佛教影响，造相之风渐盛，但思想上终究以此为流俗信仰。”[3]这种与体相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脸谱艺术或者文学表达，在古代时期不是出现在高雅的诗词文论里，而是集中在以广大民众为接受对象的通俗戏曲和话本小说等叙事文体之中，让民众直观地了解人物性格以及故事发展、脉络，区分忠奸善恶，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人个性意识觉醒，具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场，并且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中国新文学也开始了直面人生、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从“五四”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新文学，包括与传统戏剧有着最为密切、直接关联的话剧，经过文学现代化的转型，逐渐消解了从“巫”以来形成的脸谱体系。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解放区文学起，脸谱式的文学表现又开始出现并呈蔓延之势，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学中达到了顶峰。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坛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中国文学批评界创造了脸谱化一词。脸谱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从外国写实文艺学说中衍生出的一个文学批评术语，它借用脸谱的含义，形象化地指明那些从角色的类型概念出发，以固定的外在手法去表现人物性格的肤浅表演。脸谱化成为了艺术创作人物刻画概念化、人物性格单一化的代称。[4]本书在这里所使用的脸谱化概念，主要指人物刻画外在化手段，如身材、容貌、服饰、表情、仪态、风度、声音、习惯等身体形态的类型化、程式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脸谱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艺术领域一种最为明晰的文学特征，与国家意识形态规范有关，更与具有现代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退场有关。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统摄力越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退场越远，文学叙述脸谱化倾向就愈加严重，脸谱种类特征就越来越集中、固定、单一。“一切革命共同具有的爽利特征就是：分清敌我，赏罚分明。因为这样才能发动和鼓励单纯而果断的革命实践。”[5]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让广大民众，尤其是没有现代文化知识的农民、工人快速而直截了当地辨认、区分敌我，脸谱化叙述是一个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