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军甲午战败的军事原因
张一文
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同为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的国门差不多同时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并从此开始走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路。可是，仅仅过去二三十年，日本竟走上了向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悍然对中国发动了震撼远东的甲午战争，并使清军遭到惨败。为什么拥有四亿多人口和近百万常备军的大清帝国，在“蕞尔小邦”日本数万军队进攻之下竟“战无一胜”呢？本文试图从军事角度具体分析清军遭致惨败的基本原因。[1]
一 国防发展战略的失误是甲午战败的首要原因
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已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增强国防的愿望。清王朝发展海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其主要目的是防御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大患。”[2]又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诚然，清王朝在创建近代海军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尤其是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之后，更引起朝野对日本的警觉，增强了建设近代海军的迫切感，并制定了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方针。因此，此后十余年间，积极创设造船厂向西方购买舰船，构筑旅顺口、威海卫等海军基地，开办各类水师学堂。1885年在京城设立海军衙门，1888年宣告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海防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日本也并未睡大觉。它针对北洋海军的筹建，先后拟订了第六、第七、第八次扩充海军的计划，每年以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作军费，并连年发行海军公债，终于在1894年前建成了一支较北洋海军更为精锐的舰队，其主要船只由于下水时间较晚，因而航速更快，安炮更多，其性能较北洋舰队的主要舰只为优，其中所谓“三景舰”，即“松岛”、“严岛”、“桥立”，公开提出要具有足以穿透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舰装甲的火力。
就在中日双方竞相压过对方的关键时刻，清廷主政者以北洋舰队成军为满足、停止了继续发展的步伐，自1888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1891年户部决定两年内停止向外洋购买枪炮、船只及器械，致使整个国防建设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清王朝这一国防发展战略上的失误，李鸿章在战前已有所察觉。他在1894年5月第二次校阅海军后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4]李鸿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舰只性能相对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前清王朝在国防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并不仅限于海军方面。应该说，在陆军和整个国防体制的改革方面反映得更为明显。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30年中，八旗、绿营固已腐朽不堪，即使在部分绿营按照勇营制度改编的“练军”，以及部分湘淮军实行经制化的“防军”之中，除了采用洋枪、洋炮和改练洋操以外，并未进行过什么改革。只有李鸿章控制的分驻于渤海沿岸的数十营淮系防军，略具某些国防军的性质。至于国防体制，除了于1885年成立了试图经管全国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外，其余一概无甚改变。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陆军却基本完成了实行近代化的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颁布征兵令，用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并开始建立起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日本政府陆军省参谋局，脱离政府自隶天皇，扩大为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日本建立第一所陆军大学。1888年，陆军将原来的镇台制，改行野战师团制。进入90年代，每年都举行有二三万官兵参加的陆军大演习或海陆军联合大演习。1893年，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成立了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之，日本的战争机器已全盘近代化了。
因此可以认为，清王朝在陆军改革以及整个国防体制改革方面的严重滞后，其给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亚于海军发展方面延误。正是清王朝在国防发展战略方面的上述种种贻误，为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埋下了祸根。
二 战备工作的迟缓使战局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廷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入朝协助弹压。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大举派兵入朝，迅速占领了仁川、汉城等战略要地；海军舰队也开至朝鲜海面，控制釜山、仁川等海港，为挑起战争作准备。
从6月12日日本先遣队在仁川登陆到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的一个半月之内，赴朝日军增至万人，其蓄意扩大事态、挑起战争的企图已十分明显。然李鸿章思想麻痹，一误再误。首先，日方顽固地拒绝了清方提出的两国同时自朝撤军的合理主张，其蓄意挑起战端的野心已可窥见。其次，当日方节外生枝地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继续大量向朝增兵时，驻日大使汪凤藻、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也建议向朝增兵，李鸿章则强调“倭廷欲以重兵胁议韩善后，并非与我图战”[5]，“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6]，拒不向朝鲜增兵。甚至当总理衙门提出：“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7]，李鸿章仍不顾严峻的形势，回电说：“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8]仍一厢情愿地想避免战争。
李鸿章拒不进行备战，还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调解。尤其当俄表示要用“压服”的办法“勒令（日）与中国商同撤兵”之后，更增加其求和的幻想。直到丰岛海战前三天，李鸿章还幻想俄方直接参战，他致电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说：“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9]。
李鸿章之所以迟迟不作战备，还在于他迷信《万国公法》。他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10]又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11]他似乎不懂得，谈判交涉应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增兵备战非但不影响谈判，而且有利于谈判；军事准备得越充分，对谈判交涉越有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大。
7月初，赴朝日军已逾万人，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日军“恐非空言所能勒退”，开始考虑抽调部队，增援朝鲜。14日，朝廷决定“大举致讨”，他才被迫决定选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等率兵万余，取道陆路，增援汉城；同时决定从北塘抽调1500人，取道海路，增援牙山。此时开战在即，李鸿章以区区1500人增援牙山绝地，非但于大局无补，反而加重了驻牙山清军的负担，实属不智之举。
7月21日，赴朝清军取道海陆，分头出发。25日，由方伯谦率领的“济远”、“广乙”及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牙山口外半岛海面遭日海军第一游击队袭击，“广乙”搁浅自焚；“操江”被俘，“高升”连同船上近千名将士被击沉。日方蓄谋已久的中日战争终于爆发。
李鸿章企图以和平手段谋求和平，终于未能避免战争。由于幻想和平，清方对朝鲜战争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全然没有分析判断，更没有制订各种应急方案。至于战争如果打到中国本土后又怎么办，他们既未想过，更谈不上进行了什么切实的战备工作。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所说：“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12]清方正由于在战前未作好充分的战备工作，故战事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从而给战争的结局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三 战略谋划不善使战局节节失利
战略是谋划、指导战争的方略，是作战指导的灵魂。丰岛海战后，清王朝被迫于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光绪帝发布谕旨，宣示中外。其中写道：“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的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输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勿得稍有退缩，致于罪戾。”[13]有的论者认为，此段文字就是清廷关于整个甲午战争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此段文字只是政治性宣言，并不具有为整个甲午战争规定战略方针的性质。因为它只讲到了朝鲜，根本未涉及在本土作战的问题；只讲到了陆军，并未涉及海军作战问题。因此，它充其量只是关于清军赴朝作战期间的作战方针。
1894年9月中旬，清朝陆军在平壤战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受重创，标志着中日双方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基本结束。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战场开始移向中国本土。9月19日，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篇《据实陈奏军情折》，其中提出：“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14]这是李鸿章根据多年来对日本的了解，并深入分析研究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以及各自国情的特点，而提出的关于战胜日本的总设想、总方针，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其中包含有难能可贵的“持久战”思想，对于弱的大国如何战胜强的小国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清王朝接受并做到上述诸方面的要求，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此，李鸿章的这些正确主张，只具有思想资料的价值，不可能对正在进行的甲午战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就在同一份奏折中，李鸿章还就当前的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事势而论，唯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15]这就是日军行将侵入中国本土时的清军作战方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个方针呢？京畿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严防力保当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李鸿章为了保住清王朝祖宗的陵寝所在地，又“力保沈阳”，这就出现了两个保卫中心。备多力分，这在战略上就分散了兵力与注意力，于战局十分有害。事实也正是这样，当进军朝鲜之际，李鸿章即从旅顺调兵力；后来增防鸭绿江前线，又从旅顺抽调兵力，甚至连守将宋庆也被调走，致使旅顺防御空虚，听凭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来虽从外地添调和临时招募了一些部队应敌，终因兵新力单，大连、旅顺先后陷敌，北洋舰队不得不退避威海，渤海门户遂不可恃。
正当旅顺吃紧之际，清廷非但未能加强威海方向的防务，反从山东抽调章高元部8营援救旅顺，致使山东防御力量也受到削弱。虽然连光绪帝也感觉到“旅顺既为倭踞，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乃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16]然而也未采取任何有力的对策和措施来改变这种危险处境。在日军海陆夹攻下，威海于1895年2月2日陷落，北洋舰队随之全军覆灭，渤海门户为之洞开。
旅顺、威海相继失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京畿遂暴露在日军进攻的兵锋之下。回顾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军北不坚守旅顺，南不坚守威海，而将主要兵力集结于辽河平原，这种战略重次的颠倒，导致战局的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战备工作迟缓，又缺乏战略预备队，临战拆东补西，顾此失彼；二是对实行陆海协同始终缺乏认识，故对旅顺、威海的防御未能摆上战略位置。因而“严防渤海”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这是甲午战争中战略指导上的一大失误。
四 海军使用不当是甲午战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北洋海军是清廷惨淡经营多年的一个近代军种，也是清廷手中唯一能对敌构成威胁的战略打击力量，它能否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作用，对战争全局关系甚大。当时，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日方在航速、速射炮方面占有优势，而清方则在装甲和大炮口径方面占有优势。就总体而言，日方略占上风。不过，如将日舰队远离本土，北洋舰队近靠基地等条件考虑进去，这种优劣之势又会受到一定的减杀。因此，中日海军间的较量，谁都不具有必胜或必败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清方只要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但李鸿章、丁汝昌等被这种相对的劣势所吓倒，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念，对北洋海军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指导。
丰岛海战前夕，丁汝昌本准备统率北洋舰队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航，行前致电说：“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唯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17]流露出严重的畏敌怯战情绪。李鸿章接报后，非常生气，批评他“人有七分怕鬼”，一气之下，遂取消了这次舰队出巡行动，其实北洋舰队对日本舰队也有很大的威胁。据说“日本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此次北洋舰队若按计划出巡朝鲜海面，非但在丰岛海战中不至于吃亏，而且还有机会重创日本海军。然而，由于李鸿章的轻率决策，这个战机被错过了。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和李鸿章给北洋舰队规定了一条远巡黄海、速去速回、聚泊严备、力保坚船的作战方针。若以当时双方海军实力而论，这个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积极进攻精神显得不够而已。在这方针指导下，北洋舰队于7月27—8月12日的半月间，曾三次到朝鲜海面巡弋，只是未曾发现日舰，无功而返。
但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对威海进行了一次袭扰，引起了清廷和李鸿章的震惊，于是下令正在出航的丁汝昌带全队回防。自此之后，清廷和李鸿章规定北洋舰队只在旅顺、威海一线巡航，严扼渤海门户，不得远离。这样一来，黄海的制海权遂拱手让予日本。北洋舰队若于此期间至朝鲜海面巡弋，寻机作战，乘敌航渡或半渡之际袭击日之运兵船，将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可惜，北洋舰队自8月中旬起即停止出巡。
9月17日，北洋舰队在从大东沟返回途中与日舰队遭遇，发生了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遭到沉毁5艘、伤4艘的重大损失，但主力舰“定远”、“镇远”尚在，对敌仍能构成威胁。可是，自此之后，丁汝昌以修舰为由，更加不敢出巡。10月24日，日海军护送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清方在半月前就获有情报，但在长达十余天的登陆期间，北洋舰队龟缩港内，毫无作为，又丧失了一次进击日军的机会。
旅顺失守后，威海成了北洋舰队的唯一栖息之所。这时，李鸿章给北洋舰队的指导方针是：“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18]所谓“傍台炮线内合击”，看起来似乎含有水陆协同之意，然炮台只有港口才有，他处则无，故其实质是死守港口。海军的特殊功能在于它的机动作战，若只令株守港内，则与要塞炮无异，即失却其本身存在的价值。丁汝昌等经过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即“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船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当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19]这一作战方案，虽然设想了三种情况，然对狡猾的日军来说，第一、第二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故其实质也是死守港口。此后，朝廷一再要求率队出海拼战，丁汝昌最终也未敢率队出击。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如何击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具有积极意义。他说：北洋舰队应“就现在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达兵运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到则进。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或虑战败船毁，不知威海若失，海军已无老营，寥寥数舰，然后贼从容图攻，终归不支。趁此时威海炮台未失，赶紧用之，犹有万一之望。”[20]这个建议操作起来虽未必如此简单，但其精髓在敢于寻机出击，比之株守威海、坐以待毙，确要胜出一筹。可惜，李鸿章、丁汝昌对此毫无反应。日军在荣成登陆后，水陆夹攻威海，北洋舰队遂全军覆没。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以北洋海军这样一支近代化舰队，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中，完全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在错误作战方针指导下，除了在黄海遭遇战中曾击伤过数艘敌舰外，最终也未能击沉击毁过一艘敌船，甚至连一次主动出击的战斗也未曾有过。设想北洋海军的指挥者从战争一开始就有“船沉人尽”、与敌决一死战的精神准备，统率全舰队官兵，积极备战，寻机击敌，定能在消灭敌军、保卫海疆方面建功立业。可惜，李鸿章、丁汝昌等似乎不懂得，在与敌人交战的状态下，若要保存自己，就先要消灭敌人，若要保全北洋舰队，就要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之舰艇。幻想在不消灭敌之舰艇的情况下保存自己，是万万办不到的。这就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给后人的血的教训。
五 军事素质低下导致甲午战争每战皆败
军事素质低下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清军兵勇的素质低下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就曾说过：“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国）东（日本）之所以异也。”[21]清朝兵勇或长期驻防，从未见仗；或从他省临时抽调，放下冷兵器，拿起洋枪炮；甚或临时招募，未及训练即开赴战场，其军事素质之差，可以想见。
中下级军官大多出身行伍，文化水平很低，未经正规培训，近代军事知识十分贫乏，不会带兵打仗。北塘的防军是直属北洋的淮军主力，即使这样，其所“添募之兵大率游手羸弱，不能施放枪炮，且额亦不充，自总兵吴育仁及营官初发祥外，鲜有知兵能教战之人”[22]。北塘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官兵素质更可想见。这样的乌合之众，怎能战胜敌人呢？
清军高级军官的情况也并不稍好。这些人大多出身行伍，早年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迹。清军没有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他们均未经过专门训练，除了像聂士成等少数将领有较多近代军事知识外，大多知识陈旧，年龄老化，基本上依旧袭用镇压农民起义时的一套旧战法，进攻时以密集队形冲击，防御时依赖一线火力拦截，守城时墨守城垣，附廊而屯，当然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清军将领尤其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平壤守将叶志超等，株守孤城，不布远势，坐待敌军来攻，当其后路受到威胁时，更全线溃退。宋庆守辽东，本有鸭绿江天堑可资凭借，然防御没有纵深，手中不掌握预备队，故一处被敌突破便全线溃决。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事先获有情报，前后持续十余天，本应乘敌立足未稳之时给予打击，然李鸿章非但未组织部队进行抗登陆作战，反而下令不许清军抗击日军。他命令当地驻军“速即严防，于□路要口，多置旱雷，散队埋伏，多方以误之，勿轻与接仗为要”。[23]自此错失了歼敌良机。尤其对孤军冒进的海城日军，清军曾集中了数倍于敌的兵力，先后组织实施了5次反攻作战，也未能收复海战，可见清军指挥能力和战斗力的低下。
比较而言，由于海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近代兵种，其军官大多经过培养训练，其中有的还经过英国、德国海军学院的深造，具有较高的近代军事知识。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从未经过与其职务相适应的高级军事训练。他“出身行伍，未涉海军门径，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刘）步蟾主持。”[24]丰岛海战前他奉命率舰队巡航朝鲜海面，竟弄错了牙山的地理位置，受到李鸿章的训斥。甲午战争爆发后，从未见制订过海军作战预案，致黄海海战开始不久舰队就中断指挥，致遭重创。黄海海战后，他更是株守港内，任凭敌军登陆而无所作为。最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是难辞其咎的。
李鸿章实际上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员。但事实表明，他也是一个不称职的战略指挥员。他在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上，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迟迟不做战争准备，不懂得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他在处理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上，缺乏海陆协同的概念，不懂得发挥海陆军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从未组织过一次海陆协同的作战行动；他在处理战场南翼与北翼的关系上，重北翼轻南翼，导致了战略重次的颠倒；他在处理海军攻与守的关系上，实行消极防御，避战保船，不懂得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最终保存自己的道理；他在处理上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拆东补西，挖肉补疮，缺乏照顾全局的战略头脑。总之，李鸿章在军事思想方面所存在的片面性、表面性和落后性，导致了在战略决策与指挥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因此，清军甲午战败，他要负首要责任。
六 国防体制落后是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国防体制，基本保持着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中央军事决策指挥机构很不健全，指挥关系极不顺畅，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皇帝为最高统帅，享有军事上最高决策权，但办事机构极不健全。军机处并非专门的参谋机构，内阁中虽设有兵部，但仅仅管理绿营兵籍和武职升转之事，并不具有后来国防部的职能。虽新设了海军衙门，未见在甲午战争中有何作为，而对全国四支舰队也未能实行统一的指挥。黄海海战失利后，清廷曾一再要求从南洋调舰充实北洋舰队，但由于南洋大臣的拒绝而未能执行。战争中期成立的督办军务处，性质不明，职司不清，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甲午战争之初，军事、外交等统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经理。对上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报告情况，领受指令，层层转递，极不便捷。李鸿章负有相当于“前敌指挥”的责任，但北洋大臣衙门难以起到战时司令部的作用。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旅顺、威海为其辖区，此外则概无指挥、调度之权，有事尚需提请中枢批准、转达。而战时事务冗繁，时间紧迫，反复辗转，贻误时机。这样复杂的军事指挥体制，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化战争的要求。
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无论是八旗、绿营，抑或练军、防军，其主要职能是对内弹压各地人民起义，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军。八旗绿营固然早已腐朽不堪，不能作战，就是防军、练军，其营制仍是因袭早期湘军的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上再无确定的建制，平时星散各地，互不统属，战时凑合一处，难以发挥有机战斗集体的作用，以致在平壤出现了四位统将并列，旅顺出现六位统将并列的有将无帅的奇怪现象。即使于平壤临战前委任叶志超为总统，一时也难以起到统一指挥的作用。
陆军在兵种构成上，只有步兵和马队，没有炮兵、工兵、辎重兵的建制，难以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而日军采用军、师、旅、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序列，和步、骑、炮、工、辎混合编组的建制，显然具有很多优越性。
清军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后勤制度。由于防军、练军带有很大的私属性，粮饷均由各省自筹，若调往前线，后勤供应就更加复杂艰难，军械也由各省自筹，制式冗杂，规格不一，给枪械的管理和弹药的供应带来很大困难。
在兵员来源上，清军仍实行世兵制和募兵制，政治、文化、身体素质均难以保证。没有建立起预备役、后备役制度，平时养兵不少，战时又不够用。临时招募，形同乌合，兵痞流氓，辗转应募，开到前线，望风即溃。这样的队伍怎能敌得过训练有素的日军呢？
清军全国拥有90万军队，在总兵力上对日本全国近20万军队占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清军军制落后，调集起来十分艰难，仍感兵力不敷，在战场兵力对比上每每处于劣势。如在平壤，清军兵力为1.3万，而日军则达1.6万；在鸭绿江防线，清军兵力为3.04万，而日军也为3万人；在旅顺，清军1.47万人，而日军则达2.5万人；在威海，清军2.1万人，而日军则有2.5万人。清朝全国拥有90万军队，又在本土作战，然调集速度缓慢，在战场兵力对比上每每处于劣势。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清军，要对优势日军取得战斗、战役的胜利，确实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清军在战前既有国防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和战备工作的迟缓，战争过程中战略上又谋划不善，再加军队素质低下和国防体制落后，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战无一胜”的惨败。以上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表明在战争的各个重要环节上，清军都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或缺陷。这六个方面反映出的问题，正是清王朝政治腐败在军事上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差不多同时起步进行改革的中国和日本，其结局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在于清王朝所推行的改革，仅仅局限于从外国引进机器和技术，而对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则根本没有触动。这种畸形的改革方针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只买军舰、枪炮和机器设备，而对旧的国防体制、军事制度、指挥体系、军官培训任用制度，以及旧的军事思想一概不予触动。这种严重滞后的“上层建筑”，使近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用，以致在实战中“战无一胜”。由此可见，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完全不是偶然的。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595页。
[2]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诸遣使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3] 李鸿章：《论覆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
[4] 《李鸿章奏校阅海军事竣折》，《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83页。
[5]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9页。
[6] 同上书，第706页。
[7] 同上书，第718页。
[8] 同上。
[9]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05页。
[10] 同上书，第760页。
[11] 同上书，第794页。
[12]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1894年11月）。
[13] 《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41页。
[1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62页。
[1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62页。
[16]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45页。
[17]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04页。
[18]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19页。
[19] 同上书，第348页。
[20] 同上书，第388—389页。
[21]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175页。
[22]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049页。
[23]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79页。
[24] 《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