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
王家俭
一 前言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世界各大强国无不加强海军，纷纷向海外扩张。东方的中日两国首当其冲，一方面期以新建的海军而求自保；一方面又互相竞争，进而争夺黄海的控制权。甲午战争表面上固然是为了争夺朝鲜，但实际上亦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之间既系隔海作战，自必先由舰队冲突以求获得制海之权，此时的陆军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盖以如无海军支援，其在陆地作战势必倍加困难。故知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控制朝鲜。诚如西方海军评论者之所言，两国交战，“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1]
甲午战争北洋海军之所以受创，虽然历经丰岛、大东沟及威海三次战役，实则丰岛之役仅为战争之序幕，威海之役则为要塞之保卫战，只有大东沟之役方才是双方胜负的主要关键。自甲午战争后，迄今转瞬已是一个世纪，百年之间，学者对于此次海战问题提出检讨与评论者不知凡几。虽云历史之陈迹，亦是发人之深省。本文以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之失败，实在种因甚早，历史之研究固宜从微观处着手，但亦应从宏观处着眼，方能对于事实的真相获得更深一层的了解。爰特不揣简陋，将个人之浅见提出，以供与会学者之参考。
二 近代海军发展困难之二项因素
（一）传统的因素
军备乃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不论对内维持社会的秩序或对外抵抗强敌的侵略，都非有足够的军备，即难以办到。不过，一国的军备也与其立国的形势乃至与其历史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故有的重海而轻陆，有的重陆而轻海，其间的差别很大，并不可一概而论。依据地略学家的看法，世界拥有强大军备的国家约可分为三类：一属海洋国家，二属大陆国家，三属海陆并重国家。三者互争雄长，各有优劣，皆可对于世界的大局造成极大的影响。以海权国家而论，必须具有一定的相关条件，诸如适当的海岛位置，优势的天然港湾，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频繁的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重视海洋发展的政策，拥有海外的据点及殖民地等。故所谓“海权”并不等于海军。换言之，除海上武力之外，还要包括海洋的交通与航运，生产贸易，海外殖民地及海洋政策等的因素在内。[2]反观我国，虽然濒临西太平洋海岸，背陆面海，具有两栖国家形势，而且海岸线绵长，又有不少优良的港湾，但因幅员辽阔，民族活动的主要空间在陆而不在海，即使有少数民间的海上活动也不受政府的支持，甚至又常用禁海令加以压抑，因此，我国民族的海上事业难以发展。另在海军方面，吾国虽在春秋时代即有水军或水师出现，但亦不过用以运兵运粮以辅陆军之不足，即使在内河内湖或近海发生水战，其规模也不甚大，故真正之国家海军，直到南宋时代方具雏形，海权方面，我国因无海上强大的敌国外患，既无大规模的海洋交通与航运，又无海外的殖民地，故除明初郑和下西洋尚可称为掌握南洋与印度的海权而亦不过昙花一现外，其后则几乎无足称道。相反的，由于我国历代外患皆在北方，故陆军特别发达，除防守长城以阻胡人南下之外，有时甚至还渡漠远征，或更向西北开拓，直达中亚一带。由此一历史的背景可知，我国仅为一陆权国家而非海权国家，一旦要想效法海权国家，发展海军及海洋事业，诸多皆须从头开始，自必困难万端。
（二）现代的因素
再就近代海军而言，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各种高科技的新式兵种，不论是船炮的装备、器械的操作、航海的技术、舰队的组织、人员的教育训练，无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与经验，始能操作与管理，发挥海军应有的功能，而在一个既无近代海军基础，又无近代工业科技的国家如中国者，实不啻是一项严重的挑战。[3]
首先是国防的自主性问题，亦即是军事配备能否自行制造的问题。从国防自主性的观点而言，一个国家的军事配备必须由该国自行制造，而不可假手于他国。以中国而言，便是“中国之海军，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而为中国之海军”。[4]可是由于中国工业落后、科技水平过低，国防根本无法自主。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曾经先后创设福建船政局（1866），江南制造局（1867），分别向法国、美国购买机器，延聘外国的工程人员前往指导，企图自行制造新式的轮船与枪炮。可是其结果并不理想，非但造价昂贵，且所造船炮也多窳劣不堪，无法与洋人的相比。最后仍须分别向英国的阿模士庄（Armstrong）和德国的伏耳铿（Vulcan）采购，除了在当时的朝臣之间引发一场冗长的“自制”或“外购”，以及“购买大船”抑或“购买小船”，“应向英国购买”抑或“应向德国购买”[5]等的争辩之外，并且靡费了数百万两的宝贵国币，甚至有时还会受骗于外国人，而在战时又要受其所制。为了国防不能自主，中国几乎尝尽苦头。
其次是科技的转移问题。仅有船炮的装备而无人操纵驾驶，则船炮亦不过等于无用的废铁，发生不了作用。可是要想操纵或驾驶那些机械，就非要有近代的科技转移（Know-how Transfer）不可。不错，在当时清廷曾经在福建船政局内附设一所船政学堂，招募一批学生分别学习造船与驾驶，延聘英、法的教习为之教导。其后李鸿章也曾在天津创设一所天津武备学堂和一所天津水师学堂，研习西方的陆、海军兵法与技术。接着并曾将那些学生中的优秀者派赴欧洲先进国家如英、法、德等国深造，借期培养一批军事的专门人才。然而类似此等历经一二百年发展出来的西方科技文明，如此精密奥妙的学问，要想在短期之内转移过来殊非易事。一般的技术人员或者尚可很快娴熟，但要想培养一位既忠君爱国，有勇知方，又具备长期海上经验而能行军布阵，指挥一个大舰队的统帅，则更是难之又难。清季在发展海军时便曾经遭遇此一难题，而成为新海军成长的一大绊脚石。
再次是财政问题。近代化的海军，不论是船炮的配备，以及人才的训练无不需要大量的金钱加以支持。西方的海权国家，常将其海军与航运及海外贸易相结合，以海军保护其海上的交通和商业的安全；以海外贸易的税收作为海军活动的经费，故能互为配合，相得益彰。可是，反观中国则不然。盖以直至清末的中国，依然保持着一种以田赋为主的财政结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并不如四方之发达。以故全部的岁入，每年亦不过4千万两左右，为数实在相当有限。此一数目，在平常时期或可勉为相抵或略有剩余，如道光十八年（1838）之岁入为4127余万两（库平），岁出为3620余万两，两抵余额，计有500余万两。[6]伹如遇非常时期，则其余额即将大减。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二十年（1840）尚可余320余万两；至二十一年（1841）即下降为120余万两，二十三年（1843）更下降到35余万两，其财政的拮据可想而知。[7]迨及光绪年间，财政收入虽以海关及厘金约6000万两而较前增加，然而军费、防费、赔款、偿债等支出亦加浩繁。财政左绌右支，困难万端。有时尚可勉为收支平衡，有时甚至出现巨额赤字。以光绪十七年（1891）为例，是年岁入是8960余万两，而岁出则为8930余万两，已经将要亮起红灯。[8]再过十年（1900），各省岁入相抵，即不敷一千数百余万两。而在此情形下，尚要支付庚子大批的赔款，更是如同雪上加霜。清代末年的财政如此，要想再发展一支强大的新式海军，其困难已不难想象。[9]
最后，国民的海洋意识对于海军的发展，也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西方海权发达的国民无不视海洋为生命，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衽席波涛，视海洋如平地，常欲征服之而利用之。故能促使其政府制定宏观的海洋政策，加强海上的活动，从而也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中国为一大陆国家，生存空间多以陆地为限，且国民在海洋的活动又常为政府的禁令所阻，即使有少数的水师亦不过为陆军之辅助，其任务主要是缉私捕盗，维持社会的治安，而非为保护海上的商业或开疆拓土。故绝大多数的国民常视海洋为畏途，望洋兴叹而不敢冒险问津。职是之故，当清季创建海军之时，全国上下，便只有少数几位眼光远大的沿海督抚大吏有此认识；其他的大小官员，非但不能赞助，且反而处处訾议、掣肘、斥之为浪费金钱的无益之举，甚至连最高当局也常是模棱两可，不肯予以大力的支持，自然对于海军的发展影响甚大。[10]
综上所述，可知19世纪的中国，于创建海军时条件是如何的不足，而又缺乏一个健全的基础。英人赫德（Robert Hart）曾经对严复表达此一类似之见。他说：
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赫德服务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0年之久，与清季海军具有密切关系，此种观察，自然不无所见。严复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又曾留学于英国，归国后，先后执教于船政学堂及北洋水师学堂将近20年，可谓海军之耆宿，对于中国的海军利弊自是知之最稔。故特于其序《海军大事记》时，引用30年前与赫德谈话之语，借使国民与当路者憬然于海军盛衰之故。语重心长，发人深省。[11]
三 近代海军发展政策的错误
除了内在与外在的因素之外，清廷在创建海军时政策的错误，也是造成海军发展的最大伤害。此等错误的政策可从海军之未能中央化与任用统帅之失当，以及经费之滥拨滥用三方面，予以证明。
（一）海军未能中央化之失策
前已言之，近代海军乃是一个科学化、机械化的兵种，不论是装备和训练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及金钱，并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日积月累始可有成效。因此自须由中央来主持，作一全方位的布置与规划，方能达成此一艰巨的任务。可是清廷对于此点却并无明确的认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胡乱地对付。同治初年（1862），军机大臣文祥鉴于内外的需要，原有意建立一支属于中央所有的海军，特命英籍中国海关统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向英国购买兵轮及趸船八艘，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联合舰队。不料，李泰国竟然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下，私自与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Sherard Osborn）立约，损害中国的主权，因而引起一连串的纠纷，最后迫不得已，乃将此项轮船退回[12]，也使文祥的计划受到严重的挫折。经过此次海军中央化的失败之后，清廷即将海军发展的任务，交由各地的督抚负责办理，而不再过问。由于沿海督抚经常更换，人事难以安定，且各人对于海军的认识与看法不同，有的冷漠，有的重视。再加以地方主义的思想太重，各怀畛域之见。此疆彼界，而难以同舟共济。因此虽经十余年的努力，成效却仍不足观。根据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的观察，直到光绪四年（1878），中国亦不过仅在上海与福州二处拥有两支地方性的小型舰队，而且装备与训练均不值一顾。至于就整个中国而论，则根本就没有一支属于中央的统一海军。[13]
其后，虽然亦曾有人鉴于海军发展的绩效不彰，兼以各地分立，指挥困难，而不断地企图推进海军的中央化，但却均一一地归于失败。[14]直到中法战争（1884—1885）之后。方才于朝野千呼万唤下，在中央成立一个海军衙门，来统辖全国的海军事务。并且以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作为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号称为“新内务府”的海军衙门，非但对于海军毫无建树，且使其发展困难重重而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这实在是近代中国海军史上的一大悲剧。[15]
海军衙门设立之后，全国的海军事务虽统辖于中央所有，实则负责的仍为各地区的督抚，因此以前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依旧存在而未获解决。南洋不论，[16]仅以北洋而言，由于该军受命先练，作为全国的模范，甚为各方所关注，是以李鸿章所遭遇的困难也特别多。他既要应付朝臣的攻击，又要面对大吏的掣肘，如户部尚书翁同龢便常对海军经费加以挑剔，不肯与之合作。御史李慈铭也不以建设海军为然，认为是“竭中华凋敝之赋，买狡夷窳下之船，用我之短，争彼之长”，殊为非计，同时，又指责李鸿章“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17]兵部侍郎黄体芳反对李氏训练海军尤烈。认为如此一来，“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18]朝廷之外，在各地督抚之中，李鸿章也遇到不少的阻力。尤其是湘淮二系之间，更是时有摩擦发生。远在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湘系领袖左宗棠即与李鸿章的意见不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致“数年来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征”，使得海防经费大受影响。[19]另一湘军领袖刘坤一，也是李鸿章的反对者，不论在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任内，都不肯与之合作。除嘲笑李氏所购的蚊炮船多是些无用的废物之外，并在购买铁甲船方面而与之意见相左，不断地埋怨其过于靡费，几使“东南巨款悉数投掷外洋”。[20]他如湘军水师出身的鼓玉靡等，态度也非常保守，不肯将长江水师所用战船汰旧换新，以与外海水师配合，此外，张之洞在两广总督时期，也想独树一帜，另创一个舰队，而与北洋对抗。[21]甚至到甲午战争时，还有人认为只是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与南方的海军并不相干。故致威海告急，而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而为世界各国所不解。于兹可见，当时的地方官吏是何等地缺乏整体意识与爱国观念。[22]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而兼北洋大臣，既要推行政令，又要办理外交，另外还要负责军事、国防、洋务等，百事丛脞，集于一身。对于海军的发展，实难以专注，这也是中国创建现代海军失败的另一症结所在。
（二）任用统帅之失当
俗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陆军而言，固然如是，对于海军而言，亦不例外。特别是在海军训练与教育刚刚萌芽的清季，一般兵舰的官弁水手得来已经匪易，至于既受过完整的新式海军教育，又有统率舰队经验的高级将领，则更是难以寻求。李鸿章由军旅起家，对此自是知之甚深。故于受命专练北洋水师一军时，即曾一再地周咨博访，分向有关人士请教。经过慎重的考量，始决定从旧部中挑选一位有勇知方，忠诚可靠，而又有带兵作战经验的人暂时充任。最初他任命督操的是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因系文人，又为纨绔子弟出身，自非适当人选。继又命马建忠出任北洋营务处，负责督练海军事宜。马氏虽为留法，于现代海军略有认识，但亦非科班出身，实难膺任斯职。其后他又一度考虑过刘铭传，但未能实现。一再延宕，直至光绪五年十月间，方才奏留曾隶长江水师的淮军旧部丁汝昌在北洋海防差遣。次年，特派汝昌赴英接船，借以增广其见闻。经过二年的观察与历练，方于光绪七年十月，奏荐他为北洋水师提督。于此可见鸿章态度之慎重。[23]
诚然，丁汝昌虽有长江水师的背景，但对于新式海军的训练却是懵然无知，故鸿章的另一构想便是延聘一位西方（特别是海上霸主的英国）的海军专家充当教习，作为丁汝昌的高级助手。初曾透过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海关巡舰方面借调数名英国官员作为教习，[24]但以彼等皆为商船出身，对于海军仍有隔阂，故拖延数年，始又改聘英国海军大佐琅威理（William M.Lang）为北洋海军总查。琅氏自光绪八年（1882）在华任职，前后六年之久。由于其出身皇家海军，且热情负责，对于中国海军依照英国的方式施以严格的训练。不论操阵、演炮、营规，皆要求达到世界海军的水准。不久军容为之一肃。当醇亲王与李鸿章巡阅时，二人皆大表满意。[25]此种安排，虽不失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岂料时日一久，却又衍生出另外一些问题。一是将帅不和：舰队中一部分经由海军学校毕业而又曾留学英国的年轻军官，对于非海军出身却身居高位的提督丁汝昌，日渐心存不服，以致丁汝昌孤寄群闽之上，一筹莫展，大权转落于左翼总兵刘步蟾之手，丁氏几变为“傀儡提督”。[26]二是华洋冲突：舰队中的中国高级将领对于英籍总查执法过严，深为不满，矛盾日增。终于导致光绪十六年（1890）的香港“升旗事件”，迫使琅氏辞职以去。琅氏离职后北洋海军风纪渐弛，训练日懈，精神大不如前。[27]对于北洋海军又为一大致命伤。
当“升旗事件”发生后，李鸿章本应洞烛先机，认识到海军内部矛盾的严重性，而将人事重新加以调整，以海军出身而又曾受留英教育的其他将才，取代丁汝昌的提督。当时刘步蟾、林泰曾或邓世昌等人皆有担任提督资格，如此，则不但可使海军内部的积怨得以消除，且海军的人事也可纳入正规，并可借机培养国家自己的人才，而不必仰赖外人的鼻息。可是李鸿章却竟不此之图，其中的原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然亦可能因为丁汝昌尚能尽忠职守，并无重大过失，不忍决然将之职务撤除；抑或在鸿章看来，刘、林等人个性方面存有缺点，仍嫌其年轻气浮，历练不足。[28]当然，也不能排除此时的鸿章已经官僚老化，敷衍因循，不思求新求变。及至甲午战败，始将汝昌撤职，为时已晚。
（三）海防经费之滥拨滥用
晚清于经营海防创建海军之初，既无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没有一定的专用经费，仅由东南各地沿海的督抚自行设法，就地筹措，以致数年时间，困难万端。同治十三年，日兵犯台，始知其为失策而幡然改图，决定实行南北洋分防，并指拨江海关等厘金洋税作为海防经费。以每年400万两分拨给南北洋，以应急需，是为南北洋海防经费之由来。
这批海防经费在20年间（1875—1895）曾经三次易手：先是南洋大臣沈葆桢以为400万两分解两洋为数甚微，自动请求将南洋的部分拨给北洋，希能借此先完成北洋一军。但在三年之后却又因故将此200万两收归南洋所有。光绪十二年，海军衙门成立，海防趋于统一，南北洋海防经费也拨归海军衙门所有。甲午战后，海军衙门撤废，此批经费转交与户部，自此告一段落。
当时政府的岁收约为9000万两。[29]海防经费400万两，约占4.4％，其数本已不多。经南北洋分拨后，为数更微。可是这笔经费的问题却层出不穷。最严重的乃是：
1.拨解未能如数：由于自强运动期间各省推展洋务用费浩繁，各省无不深感财源不足，再加以督抚权力较前为重而又有浓厚的自主意识，因此对于应拨给南北洋的海防经费，不是拖欠，即是截留，使南北洋根本即难收到足额。以北洋而论，自光绪元年至六年，平均每年仅及1/4多；七年至十二年，平均每年仅超过半数；十二年以后，海军经费虽云拨归海军衙门，但情形却依然未见好转，有时甚至还不如以前。北洋海军每年原需170余万两，经过一再删减，最后仅余90余万两，捉襟见肘，维持经常的人事经费已甚勉强，至于再增加装备，则更为不可能。[30]
2.政府之滥拨滥用：即使如此少量的海防经费，政府还要不断地向之动脑筋，借故滥加挪用。计先后奉旨借拨晋豫赈银20万两，借拨晋省赈粮银10万两，代购豫省赈粮借拨银12万两，直省采买赈粮借拨银15万两，扣招商局借拨京城平籴资本银6万两，奉旨拨借河间开井费银4万两，添购京籴杂粮银3万两，合计共达70万两。再加上借拨滇案恤银20万两，合为90万两，几乎是北洋前三年收入的一半。此外，户部为了偿还西征军饷借款，又规定于各海关额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四成洋税内扣除一半（100万两），影响北洋海军发展至深且巨。更为不幸的是，至光绪十七年，户部竟奏请停购船械二年，如此一来则更使北洋海军受到致命的一击。本来自北洋舰队成立之后即未再添一船一炮，至此则更是添购无望，而使其船炮日渐落于日本海军之后。甲午海战之失利，虽然原因甚多，但日本的快船快炮确亦为其取胜之一主要因素。[31]由上可知，清廷之对于海军的建设是如何的漠不关心。至于开募海防捐、筹借洋款、集捐万寿山工银，动辄一二百万，名虽为海军，实则皆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工程，其视国事如儿戏，实在是举世少有的荒唐之事。[32]他国不论，反观东邻日本其对海军建设即为不然，既有制度，又有远见。当在明治三年（1869）五月即订下“二十年海军扩张计划”，按部就班，逐步实施，而将其海军纳入正轨。十五年（1882），又提出“八年造舰计划”，将其舰艇大加扩充。十九年（1886）及二十四年（1891），再继续调整，以期可以与中国海军对抗。在海军经费方面也相应地不断增多，从明治四年（1871）的50万日元，增至明治二十年（1887）的1000万日元，军米20万石。[33]除此之外，为了扩充海军经费，其政府并发行“海军公债”，追加海军预算，征课华族累进税，鼓励陆海军及驻外人员捐献每月部分所得。甚至明治天皇亦先后拨出宫中用费60余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以示倡导。[34]两相对照，固然令人扼腕，但亦可从此看出中日两国基本国策之不同，海军战略之互异。日本旨在对外扩张，故其海军战略亦具积极性和攻击性；中国的国策旨在维护现况，故其海军战略则具消极性和防守性。此种战略思想，对于海军的发展实有决定性的影响。
结论
海军平时为国家外交的后盾，战时保卫国家的生存，关系于国防民生至深且巨。与陆军相辅相成，同为一国军备之必需。吾国因系陆权国家，对于海洋较为忽视；因之海上力量不振，自19世纪以来，屡受海权国家的侵凌。有识之士憬然于海军的重要，林则徐、魏源等均曾大声疾呼，要求建立近代新式海军。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也多以发展海军为推展自强的主要目标。30余年间，先后建立了南洋、北洋、闽洋与粤洋四支舰队，其中尤以北洋最为翘楚。不料，甲午之役竟然全军覆没，其中的原因实在深值吾人反思。本文从历史的观点，追溯吾国海军现代化兴衰的关键，深感可由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着眼，或者牵涉到传统的社会思想、经济、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外交导向等的深层结构；或者关系到近代国防自主、科技转移、财政结构等的复杂事项，皆使我国在发展近代新海军时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与制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检讨过去以策励将来。尤其是在海洋资源争夺日烈的今日，除领海的范围由3海里扩充为12海里之外，复将各国的渔业区伸展为200海里。以吾国在太平洋区及东南亚所处之地位，若无强大的海军，即难维护民族生存的空间，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知此，历史的教训，方可发生启迪的作用。
（原文载于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 参看杨家骆主编《中日战争文献汇编》第7册，台北鼎文书局刊，第546页；林乐知采译、蔡尔康札记《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并序》。
[2] 波特（E.B.Porter）、尼米兹（Chester W.Nimitz）：《海权史》（Sea Power-A Naval History），颜子魁译，1967年4月台北，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刊，第1册，第1页，波特教授原序。
[3] 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台北文史哲书局出版，第304—307页，《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4] 杜锡珪：《欧美日本海军报告书》，又名《考察列强海军报告书》1931年自序，刊地不详，第184页。
[5] 参看许景澄《许文肃公遗集》，1918年上海石印，第3册，第18页，《书札二》。
[6] 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湾“国立”编译馆1981年印，第50页。
[7] 同上书，第50—51页。
[8] 同上书，第315—316页。
[9] 吴廷燮：《论清光绪时之财政》，1936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文献论丛》，此处引自包遵彭、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3册，第230—235页，1958年台北正中书局刊。
[10] 杜锡珪：《考察列强海军报告书》，第43—74页；马汉（马罕Allred.T.Mahan）：《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第25、30、37、39、71页。
[11] 严复：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序》，载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刊，第1—2页。
[12] 参看John.L.Rawlison，The Lay-Osborn Flotilla：It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Papers on China .4，pp.58—93.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50。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代史所刊4，1967年6月，第43—112页，《李泰国、阿思本兵轮案》。
[13] 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17）782 pp.172—173，No.152，“Thomas Wade to Salisbury”，Peking，Aug.27.1878.
[14] 如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长崎领事余乾耀、翰林院侍讲学士前驻日公使何如璋、侍讲学士张佩纶等，皆曾有此建议，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206—210页。
[15] 参看拙著《清季的海军衙门》，收入《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刊1984年，第199—238页。
[16] 参看拙著《清季南洋海军的创建与演变》，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1年19期，第235—278页。
[1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三日记。
[18] 黄体芳：《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载《光绪朝东华录》22册，光绪十四年，第2—3页；又见林乐知译、蔡尔康札记《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见杨家骆编《中日甲午战争文献汇编》第7册，第543页。
[19] 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载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第208—215页。
[20]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7，第35页，《致黎召民船政》。
[21]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6，第7页。
[22] 胡燏棻：《变法自强条陈疏》，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见王炳耀辑《甲午中日战辑》，第273页。
[23] 关于丁汝昌的出身问题参看《清史稿校注本》469，《列传》249《丁汝昌传》；拟命刘铭传为北洋水师提督事，见李鸿章《朋僚函稿》卷19，第38—40页，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复张幼樵侍讲》，另据袁保龄言，鸿章尚拟请张佩纶帮练北洋水师，可见他对丁汝昌并不完全满意，见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书札录遗》，第2页，《致蒉斋》。
[24] 时为光绪五年（1878）五月，计聘葛雷森（Capt.Glayson）为总教习；哥嘉（Capt.Cocker）、章斯敦（Capt.Johnston）为教习。
[25] 参看拙著《近代中国海军论集》，第69—72页，《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
[26] 英人泰莱（W.F.Tyler）语，参看《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刊，上册第497页，《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27] 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卷4，光绪二十三年武昌刊，第4—5页。
[28] 邓世昌此时职务尚低，刘、林二人皆为总兵，较为适任总督之职。刘步蟾尤优，且已实际担任指挥舰队之责，但依照当时鸿章手下幕僚人员的看法则是“刘步蟾近矗、林泰曾近柔”，皆有其个性的缺点。参看张佩纶《涧于日记》，庚辰（光绪六年）三月十一日记。
[29] 按清末财政岁收多少不一，此处所据者为御史林绍年于光绪十四年所作之估计。参见《林文直公奏折》卷1，第14—16页，《停止海军报效折》。
[30]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一，第10—12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筹议海军经费》。
[3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2，第35—38页，《覆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
[32] 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236—237页附注82、83、84、85。
[33] 伊藤正德：《现代日本文明史》第4卷《国防史》，昭和16年东京，第98页。
[34] 日本海军有终会编：《近世帝国海军史要》，昭和13年，东京，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