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植的才气与退让
关于曹植争立太子的问题，自古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同情，有的惋惜，有的探讨其失败的原因，有的则庆幸他在政治上失意，从而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家。如丁晏说：“陈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曹植立为太子，则魏将不会代汉，汉、魏将长期共存下去。吴淇说：“魏武帝以子建才类己，几欲易太子。所以子建与文帝各竖党羽，而子建之党犹盛。然终于不济者，独以未得兵权故耳。若当时假以兵权，如唐之文皇，虽有刘景升、袁本初父子之对云云，亦奚及哉！”[36]此论自是皮相之谈，不得要领。张文虎说：“魏武诸子，固以陈思为最贤，然谓其嗣位能远过子桓，未敢必也。”[37]这话却是有理，曹植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其实，他没有成为太子未必是他的不幸。事实上，我们现在来争论谁该当太子谁不该当太子已经没有意义了，有意义的是探讨曹操为什么会最终选择曹丕而放弃曹植。
一 天性仁孝
曹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是适情任性、无视礼法的，但他的道德淳备，却受到时人和后人的称颂，这确实如丁廙所说，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首先看他与父母兄弟的关系。曹植对于父亲曹操，充满尊敬和仰慕之情，每当提到他的父亲，就会流露出浓重的敬爱之情和自豪之感。曹操去世后，曹植长时间处在哀痛和思念之中。《鼙舞歌·灵芝篇》中说：“岁月不安居，呜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其早！《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祎抱。”情感深沉悠远。曹植与母亲卞氏感情深厚，卞氏也很宠爱这个儿子，从《魏志·武宣卞后传》的记载来看，卞氏是倾向立曹植为太子的。卞氏去世后，曹植哀痛异常，其《卞太后诔》中说：“遗孤在疚，承讳东藩。擗踊郊甸，泪洒中原。追号皇妣，弃我何迁！昔垂顾复，今何不然！空宫寥廓，栋宇无烟。巡省阶涂，方佛棂轩。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苍者天。”这里的情感比对曹操更沉痛。对于兄弟姐妹，曹植也十分友爱。对于曹丕，曹植一直都持敬重、友爱之情，即使在二人争立太子期间，甚或在曹丕即皇帝位，迫害众兄弟期间，曹植也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兄长的话。而对于兄弟失和，他感到痛心疾首，其《七步诗》不管是真是假，其反映的事实和情感却是相当真实的。所以当黄初六年曹丕临幸曹植封国时，曹植欣喜异常 ，认为这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上苍，终于使兄长谅解了自己。《黄初六年令》：“昔熊渠、李广，武发石开；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固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今皇帝遥过鄙国，旷然大赦，与孤更始，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丰赐光厚，訾重千金，损乘舆之副，竭中黄之府，名马充厩，驱牛塞路。孤以何德，而当斯惠？孤以何功，而纳斯贶？”曹彰暴毙京师，曹植作《任城王诔》以哀悼之。又作《赠白马王彪》，表达对死去的兄长的沉痛悼念和对由于谗人离间而不能相亲相依的弟弟的安慰和祝愿。他的弟弟出嗣族父，他作《释思赋》以表达自己的依恋和感伤。他的妹妹嫁给汉献帝，他作《叙愁赋》表达对妹妹婚姻不幸的同情和怨愤。甚至他的女儿、侄子、侄孙女夭折，他也悲伤不已，写文章记悼他们。再看曹植对朋友的感情。曹植对朋友的感情，坦诚、真挚、热烈，受到古今人们的广泛赞扬。特别是他与丁仪、丁廙，七子中的王粲、徐干，以及乡人夏侯威的友谊，真诚感人。吴淇说：“丕与诸子虽往来赠答，意不甚恤。而植与诸子则笃，故其与诸子酬和之诗，皆恤其隐，颇有魏武怜才意。”[38]曹植的作品，有相当数量是抒写他与朋友之间的感情的，其情感之淳笃感人，在此前是少有的。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曹植诗中所见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在他以前的时代，即《诗经》的时代和汉代，如此热烈的友情之歌，也有据说是李陵和苏武的赠答作品流传下来，但这些诗并不是确实可信的。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39]
二 才情出众
曹植天才英发，丁廙说他“聪明智达，其殆庶几”，邯郸淳叹为“天人”，连高傲不可一世的谢灵运也自叹远远不及。这一点，正是曹操喜爱曹植并想立之为太子的主要原因。在曹操的性格和观念中，才情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载，曹冲幼有奇才，“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裴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40]曹冲长成，未必就真能夺宗，但这最起码反映了曹操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对才能的重视。《魏志》各处在说到曹操欲立曹植为太子的原因时，都说到是因为曹植“有才而爱”。如《陈王传》：“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41]《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42]《崔琰传》：“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43]由此可知，促使曹操欲改易太子、以植代丕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曹植出众才华的喜爱。《陈王传》裴注引《魏武故事》载《令》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 文人气质
文学家与政治家毕竟相差很大，虽然曹植一生未曾忘怀政治，但他的成就在文学上，他的名声也在文学上。严可均说：“东汉尚风节，子建之精光浩气长留天地间者，在文辞不在风节，偶持风节要不因此增重也。《春秋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废，此之谓不朽。’子建德薄，于魏有罪，于汉无功，惟是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文则两京具体，诗为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视立德立功曾何悬别。”[44]曹植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人，他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作风上，都是由两汉儒生名士向魏晋南北朝玄学名士过渡的中介人物。在学术上，他倾向于超越两汉经学、广张新帜、领军时代新潮流的荆州学。他所结交的人物，如丁仪、丁廙兄弟，王粲、杨修等人，都是一些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浮华之徒”的人物。他的好朋友丁仪，就被时人称为奸险之徒。《魏志·徐奕传》裴注引《魏书》曰：“或谓奕曰：‘夫以史鱼之直，孰与蘧伯玉之智？丁仪方贵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圣明，仪岂得久行其伪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子宁以他规我。’”又引《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45]大概丁仪是一个不分场合、说话随便的人。曹植厌烦死守章句、墨守陈说的郑学，与郑学派人物很隔膜。崔琰是曹植的叔丈人，曾“就郑玄受学”，曹植与之无所交关，故而崔琰在立太子问题上支持曹丕而不支持曹植。曹植与拘守礼法之士尤不相得，如邢颙，时人称之“德行堂堂邢子昂”，为曹植家丞，曹植与之不和。《魏志·邢颙传》：“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46]此处尤可见出曹植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上的特点。又《晋书·安平献王孚传》：“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曹植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远离了大姓名士们的标准，因而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是曹植不能立为太子的最主要原因。
四 退让避嫌
曹植以其出众的才能，受到时人的赞赏和父亲曹操的喜爱，以致让他的父亲产生了改易太子的想法，但曹操最终没有选择曹植，其原因，按《魏志·陈王传》的说法，其一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其二是“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其三是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这三项过失或不足，如果说第一项或许是出于天性的话，那么后两项则是相当低级愚蠢的错误。曹植自少有政治热情，有立功扬名的志向，又“聪明智达”，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何况从记载来看，这些错误是在他25岁以后至接近而立之年时所犯。所以，曹植有意避嫌退让的说法是可信的。王通《文中子·事君篇》说：“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47]又《魏相篇》说：“（子）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汙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48]刘克庄发挥王通之意说：“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49]从曹植一生的行迹来看，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建安十六年，曹植被封为平原侯，而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聪明的曹植不可能不体察父亲的用心，后来由于父亲对他的喜爱和攀龙附凤者的追捧，才产生了夺宗之议，但在主观上，曹植自始至终没有觊觎太子之位的言论和行动，相反，倒是处处避嫌和退让，甚至自污其迹，司马门事件和醉酒事件就是如此。曹植仰慕子臧、季札之为人，《豫章行》其二中说：“子臧让千乘，季札慕其贤。”这两人都是古来传颂的让国贤人，曹植歌颂他们，当然也是有深意的。而且，从现存作品来看，曹植很早就称曹丕为太子。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后来的追改。
五 不忘汉朝
曹植有政治志向，却无政治野心。他崇拜父亲曹操，却始终把他定位在“皇佐”的位置。他对汉朝和汉献帝，始终怀有恭敬之意。但若说曹植无意以魏代汉或许可以，说他始终不忘汉朝则不可，因为曹魏毕竟是他的宗主国。那么，曹植对汉朝的这种态度，对于他之不得立为太子是否有影响呢？看来是有的。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宋翔凤《过庭录》一五‘刘公幹’条推论之云：‘子建《三良诗》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谓人生不可觊觎非分，功名自有天定，惟当以忠义自励。至其他作，大约感朝露之易晞，伤荣曜之难久，无系恋富贵之意，有齐一大化之情。至于发忿所作，直追湘思，赋物之词，亦深托兴。魏武于建安十五年令，以桓文自比，中言子植兄弟，则以植意与己同也。其后势不容已，而植必尚执前意，故其宠寝衰。至建安二十二年，始以丕为太子尔。至于公幹，所传甚少。即其《赠五官中郎将》第二章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盖曹操诸子唯丕有代汉之意，而又居长嫡，故公幹以北面讽之。当以此触魏武之忌，故借甄氏事收之。终念其文士，无能为非，如荀彧之有深谋极虑，杨修之雅望世绩，故赦之尔。曹植闻魏文篡汉而发服悲哭（苏则传），亦是一证。’”[50]此处所说深为有理。曹操对于汉朝的态度，随着他的处境和地位的变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了晚年，他已处人臣之极位，权势越大，敌人也越多，此时若从曹氏长久安全问题考虑，便只有取国一途。其《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51]出于这种考虑，曹操自己不愿代汉，而让儿子行其大事。所以当夏侯惇劝他代汉自立的时候，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样说来，曹植之尊汉，不符合曹氏的利益，曹操为曹氏之长久安全计，也不得不放弃曹植。
六 与吴质之交恶
在曹丕与曹植争立太子的过程中，吴质作为曹丕的谋主，死心塌地为曹丕出谋划策，使曹丕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太子的宝座。此后他又参与了迫害曹植的活动，造成了曹植后半生名为侯王实同囚徒的悲惨命运。吴质之所以如此作为，首先他认定曹丕是一棵值得依靠的大树，他要博取自己的利益，就必须首先维护主子的利益。其次是曹植的《与吴季重书》对他的嘲弄、挖苦和鄙视，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铁下心来帮助曹丕对付曹植。可惜，长期以来，人们或将此书视为二人友好交往的证据，或将其视为二人讨论文学创作的书信，因而未能由此揭示出二人的真实关系，从而也没能弄清曹植后半生不幸命运的重要根源。
（一）吴质其人
吴质（178—230），济阴（今山东定陶）人，邺下文人集团成员之一。吴质出身单寒，这在重门第、重名望的东汉末期，使他不能像世家子弟或岩穴名士那样凭察举或征辟博取官职，于是他早早离开乡间，“游遨贵戚间”，以寻找做官的机会。后来，他投入曹操幕府，周旋于曹丕兄弟之间。《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52]这说的大概是早期的情形。因为当时形势不明朗，所以他在曹丕兄弟之间巧妙周旋，无所厚薄，以观望形势。建安十六年，曹丕被立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于曹操诸子中独不封爵，机敏的吴质认定曹丕是可以依靠的靠山，于是专心一意为曹丕尽力效忠。《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世语》：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53]
又《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注引《世语》曰：
（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54]
形势一旦明朗化，他便不再虚为周旋，而公开帮助曹丕对付其对手了。由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 ，吴质确实是一个多谋权变之士 ，但同时也是一个倾侧多事之徒。
由于吴质帮助曹丕爬上了皇帝的宝座，曹丕异常感激。他信任、倚重吴质，视其为心腹之臣，使之参与军国密谋活动；吴质则甘做曹丕的谋主，为之出谋划策，并倚其威势，作威作福。曹丕登基后，拜吴质为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于是吴质一改先前的小心翼翼，对上极力巴结讨好，对下于不合己意者，给予压制打击。高下由心，作威作福。《三国志·魏书·崔林传》载崔林：
文帝践祚，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吴中郎将，上所亲重，国之贵臣也。仗节统事，州郡莫不奉笺致敬，而崔使君初不与相闻。若以边塞不修斩卿，使君宁能护卿邪？”别驾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视去此州如脱屣，宁当相累邪？此州与胡虏接，宜镇之以静，扰之则动其逆心，特为国家生北顾忧，以此为寄。”在官一期，寇窃寝息。犹以不事上司，左迁河间太守，清论多为林怨也。[55]
如此深谋远虑、无私为国的官吏，竟因没有向吴质表示特别的敬意，便受到了他的打击报复，由此可知，吴质又是一个抑制贤能、仇视正直、不识大体、不明大义的人。
吴质倚仗曹丕之势力，肆意横行，无所忌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曰：
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
可见，连当时的九品中正制也不能约束他，他不仅不把乡议放在眼里，而且公开向大中正挑战，让大中正、大司徒董昭屈服讨饶。又本传注引《质别传》曰：“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这当然引起身为贵戚、大将军曹真的恼怒，吴质竟敢按剑大言：“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56]此又可见吴质是一个得意忘形、恃威骄狂的小人。
吴质倚仗皇帝宠爱，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可惜，他的靠山很快便崩塌。曹丕只做了不到七年的皇帝便去世了，这使吴质的精神几近崩溃。他为此作《思慕诗》说：
怆怆怀隐忧，隐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就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57]
这首诗道出了他的心事。曹丕的死确实给吴质以致命的打击，他从此失去了稳固的靠山。本来吴质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他比曹丕大十岁，他攀上曹丕这个高枝，按正常的情况，这一生的荣华富贵便没有问题了。没想到曹丕四十岁就死去，这对吴质来讲，真如天崩地塌一般：惊异、哀痛、绝望、恐惧，种种感情，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吴质唯一的传世诗歌。
曹丕死后，吴质的处境便有些不妙了。不仅魏国朝野啧有烦言，即使敌国也乘机离间他与曹叡的关系。吴国胡综在风闻吴质受到曹叡猜忌以后，便伪造了吴质写给吴国的投降书。书信虽是伪造，但有些地方对吴质的行为、心思和处境叙写颇为真实。如其中说：
臣昔为曹氏所见交接，外托君臣，内如骨肉，恩义绸缪，有合无离。遂受偏方之任，总河北之军。当此之时，志望高大，永与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立，幼冲统政，谗言弥兴。同侪者以势相害，异趣者得间其言，而臣受性简略，素不下人，视彼数子，意实迫之，此亦臣之过也。[58]
此虽为吴人揣摩情势所言，但确实说到了吴质的肺腑之中。
（二）从《与吴季重书》看曹吴二人之交恶
曹植性情淳真仁善，但也极为机敏聪慧，吴质虽然早年周旋于他们兄弟之间，但凭曹植的聪敏，也不会看不透他，而像吴质这种得意忘本、怙威肆行的小人，即使他没有帮助别人对付自己，曹植也不会看得上他。不过由于曹植天性仁厚，加以吴质与曹丕的关系，曹植并没有与吴质公开翻脸，所以史籍中没有留下有关曹植与吴质交恶的记载，相反，却留下了似乎可以证明二人一度友好的曹植的《与吴季重书》和吴质的《答东阿王书》。笔者曾对《与吴季重书》进行反复阅读、寻绎，发现此书若作为表示友好的书信，并没有明晰的意义和情感脉络，却有许多段落和句子的含义迷蒙难以索解，于是将曹植的《与吴季重书》和吴质的《答东阿王书》对照阅读，仔细揣摩，终于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人的绝交书。曹植在信中对吴质极尽讽刺、挖苦、鄙视之能事，而吴质的回信则针锋相对，虽然碍于曹植公子王侯的身份不敢公然回击，但绵里藏针，软中带硬，含蓄地表明了对曹植的轻视及与曹植决裂的态度。过去人们在解读这两信的时候，只把它们看做两封平常的信：或把它看做二人友好交往的证据，或单凭信中个别句子，把它们看做二人讨论文学创作的书信，几乎没有人深入探讨语句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下笔者将以曹植的《与吴季重书》为中心，结合吴质的回信及其他史料，揭示出曹吴二人绝交的真相及曹植怎样为自己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以下将逐段分析、探求《与吴季重书》的隐微之义：
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
此言相会宴饮之时，虽坐席密迩相近，然彼此隔膜，各怀心事，不能交流。吴质早年周旋于曹植兄弟之间，无适无莫。大致在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之后，他便一意投靠曹丕，为曹丕出谋划策，谋求太子之位。此次聚会在建安十九年，此时丕植的太子之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此时二人相见，自然无多话可说。吴质时任朝歌长。
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
此讽刺、挖苦吴质在宴会上倚仗曹丕之势，自命不凡，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从内心说，吴质对这种观舞听乐、吟诗作赋的宴会并不是很感兴趣，这看其回信中的自白可知，但为了投曹丕之所好，不得不虚应光景。而且，吴质对王粲等文士，其中也包括曹植，并不怎么看得上眼。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没有发现吴质与王粲等人相互赠答的作品。吴质自认为与王粲等人并非同类人物。在《答魏太子笺》中，吴质首先附和曹丕的意思，表示同意曹丕对王粲等人在“才学所著”方面的评价，然后说：“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59]他认为王粲等人（在吴质的心目中应也包括曹植）只会优游坐谈，既不能临阵决机，又不能治剧理繁。他把阮瑀、陈琳比作诙笑如俳优的东方朔、枚皋，把徐干比作淡泊不预政事的司马相如，而说自己有严助、吾丘寿王善于谋国之长而无其“不慎其身”之短。表示自己并非一般文士，而是可以立朝、可以外任、可以临阵、可以拨繁的干才。他的这些看法，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对的。当时的一些人，譬如曹操，就是这样看待王粲等人的。
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此讽刺吴质投托曹丕，欲谋大用，不能如意。不过夸言骄人，聊且快意而已。对此，吴质在回信中说：“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宠光之休，慕猗顿之富，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至乃历玄阙，排金门，升玉堂，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虽恃平原养士之懿，亏无毛遂燿颖之才；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驩三窟之效；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悁邑者也。”[60]在此吴质说自己出身单寒，因得曹丕的垂顾，故而能流连朝堂，预时贤之游。而自己竟行事不慎，“威仪亏替，言辞漏渫”，给知己曹丕带来了麻烦。此指建安十六年事。《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说：“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61]刘桢因平视甄后，被曹操打为刑徒，吴质则因漏泄言辞被谪为朝歌长。吴质将曹丕比作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和信陵君魏无忌，称自己虽得到赏识、礼遇，却不能像毛遂、冯
、侯生那样为曹丕出力，为此，自己深感惭愧。下文吴质又说：“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在此吴质假意不懂曹植的言外之意，给曹植一个软软的回敬：这些都是你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对曹植的态度。
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此言吴质竭力谋求回朝，但回天无力。因为出吴质为朝歌令是曹操的意思，连曹丕也没有办法。对此吴质在回信中说：“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对清酤而不酌，抑佳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观，实荡鄙心。秦筝发徽，二八迭奏，埙箫激于华屋，灵鼓动于座右，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在此吴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己谋求回朝，就是想辅侍曹丕。至于歌舞游宴，非自己所好。这里的“所天”，即指曹丕。他在《答魏太子笺》中即说：“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吴质说自己回朝要以“正道、清净”之原则辅佐曹丕，至于那些歌舞音乐，乃无用之物，既不能使肃慎、百越臣服，也不能使孙权、刘备来朝。“仲父之遗训”无非是指孔子“正色”“雅乐”之类的言论；“老氏之要言”应指老子“清静”“寡欲”之类的话语。这表明吴质对观舞听乐的宴游活动不仅不感兴趣，而且相当反感。在此，吴质也表明了对曹植的态度：自己与曹植等文人志趣不投，并非是同一类人。
此时吴质做朝歌令已四年，他一直梦想着能回到朝廷，回到曹丕的身边。他在《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如在后一信中他说：“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受会稽之位；寿王去侍从之娱，统东郡之任。其后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张敞在外，自谓无奇；陈咸愤积，思入京城。彼岂虚谈夸论，诳燿世俗哉？斯实薄郡守之荣，显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后不贸，焉知来者之不如今？”[62]企求入朝任职的心情显明而急切。
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讽而诵之。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
此讽刺吴质不善诗赋文章。吴质的著作，原有五卷，已散佚，今存文赋七篇，较完整者有三篇；诗仅一篇，即上文所举者。可知其作品本来不多，质量也不高。此处开头曹植对吴质文章的称赞，大概是像称赞陈琳的赋一样，是反话。后面说明文章创作，实非易事，并非人人皆能为之。若人人都能做文章，那么文章也不值得看重了。意即吴质不善文章，也不必沮丧。明是安慰，实含讥嘲之意。对此，吴质心知肚明，他在信中回敬说：“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伟，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吴质坦承自己不善文章。他认为，古代卿大夫赋诗，用于军国政治，故令人称羡。今人人咏诗作赋，徒事文藻，无益实用，故并不值得称道。语中隐含对曹植及众文士的轻视之意。
夫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
此讥讽吴质不懂音乐。在邺下诸子中，吴质的出身可以说是最低的，其于艺术修养，自然不能与出身世家大族的诸子相比。他所以参与南皮、西园之游，一者是为投曹丕之所好，二者也是谋求出身的一条途径，实则吴质对歌舞游宴并不感兴趣。吴质在回信中即说：“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吴质认为，儒家崇尚礼乐，繁文缛节，多华少用，早已遭到墨子的批评，自己治朝歌，并不用儒家的那一套。他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中就说自己治理元城：“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机杼，固非质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
又闻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辙易行，非良乐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郑之政。愿足下勉之而已矣。
此嘲讽吴质求大得小，志大才疏。治一朝歌小县，历时四年不得迁调，实在难说有何出众之才干。对此，吴质辩解说：“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势，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由上解读可知，曹植的《与吴季重书》，若单独阅读，难窥其真意，有些莫明其妙的话甚至引起人们的误读。从这一点说，有些人将其当作曹、吴二人交往的证据，有些人将其当作讨论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著作，是不足为怪的。但若将其与吴质的答书对照阅读，就会发现曹植写作此信的真正用意。它充分显示了曹植恃才凌物、嫉视邪恶的性格。因此，这是一封真正意义的绝交书。此书深深刺痛了本性不甘人下的吴质，这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曹植在黄初以后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三）黄初后曹吴二人之关系
这次聚会之后，曹吴二人大概就很少再会面，而自从写了这封信之后，二人可能就彻底断绝了交往。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此后，繁钦于建安二十三年去世，杨修于二十四年被杀，曹操于二十五年病逝。曹丕代汉后，又杀掉丁仪、丁廙兄弟，思想家仲长统也于是年去世。原邺下文人所剩无几，曹植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心和领军人物，但直到太和四年吴质去世，史籍中再未见到曹吴二人交往的痕迹。此时期吴质作为曹丕的谋主，如果说他与曹植还有什么交关的话，那就是吴质通过曹丕不断施加对曹植的倾陷和迫害及曹植利用诗文对吴质进行的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谴责。曹丕登基以后，先是杀掉曹植的密友丁仪、丁廙兄弟，然后指使监国谒者诬陷曹植，企图趁机除掉这个热心政治、曾经与自己争夺太子之位的兄弟。再后便是对曹植的严密监视和严密控制。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决策人就是吴质。对这一点，曹植也十分清楚，他在诗文中屡屡表达对于吴质等人的厌恶和气愤。《太平御览》载曹植《乐府歌》云：“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随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63]又如《赠白马王彪》中说：“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其《蝙蝠赋》讽刺、斥责的对象主要就是吴质：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行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昼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
结合吴质的出身、经历、行为和品性，这里的描摹十分形象、贴切。吴质出身单寒，为了寻求做官的机会，早年游遨贵戚间。后来投入曹操幕府，周旋于曹植兄弟之间，伺机而动。一旦找到靠山，便翻脸无情。得志之后，怙威肆行，无所忌惮；仇视正直，傲视乡里；隐于暗处，专事谗构，其行为正像这“行殊性诡，每变常式”“明伏暗动”的蝙蝠。
曹植天性淳真、善良，待人诚恳，无防人之心；任性而行，无所矫饰。这种性格给他的人生造成了很多不幸，而交恶吴质，便是他不幸的根源之一。
由以上论述可知，丕植的太子之争，不是一个谁该做皇帝的问题，其整个过程反映了当时各种文化思潮、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深入了解曹植的思想和创作，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