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并用于解决时代矛盾的重点不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从系统整体的高度加以认识，出现了许多错误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生态危机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与此相反，甚至还有人把环境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做出了战略部署。生态文明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主题的研究探讨纷至沓来，相关内容的专著和论文等学术成果也日益增多，这些研究成果是进一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很多学者尝试从文本解读、分类研究以及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目的出发，以马克思恩格斯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自然观（哲学）、环境理论、生态文明思想等为主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整体性、多维度、多视角的探索研究和阐发，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源泉和研究思路。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体框架与内容的研究

这是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从内容看，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体框架与内容的研究主要分为整体内涵、涵盖内容、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具体文献中的生态思想内涵的研究。

首先，对于整体框架与向度的论述。解保军（2002）把马克思自然观划分为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生态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孙道进（2008）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六个维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基本思想内容。杜秀娟（2011）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概括为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环境观五个基本方面。以上学者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构建提供了启示。

其次，对于理论内容的研究。余谋昌（2005）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观点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思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相统一的人与自然界和谐的历史观、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自然价值论、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物质生产的关系。徐民华（2006）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缘由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等思想。缪昌武（2008）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观点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第一，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第二，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因；第三，世界历史趋势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向；第四，共产主义制度是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

再次，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视角进行了分领域的研究，尽管有些思想和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部分成果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的内涵具有启示意义。如邓坤金、李国兴（2010）分析了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如对立统一规律、普遍联系的观点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哲学基础；唯物史观是构建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社会历史观。刘思华（2006）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题，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基本理论，即生态自然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统一的二重性理论、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劳动变换理论、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态环境生成统一的全面生产理论、经济社会生产力和生态自然生产力统一的广义生产力理论、社会经济循环和自然生态循环统一的物质循环理论。芮国强（2005）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根源等问题的理论阐述中已内在地蕴含了生态政治思想，出现了生态政治思想的萌芽。宋周尧（2007）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化思想内涵并将其概括为“四观”，即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的价值观、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统合的生态实践观、利用自然与复活自然一体的生态制度观、享用自然资源与节约自然资源互动的生态消费观。吴宏亮（2007）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发展思想，主要表现为使社会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寄予未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最后，对马克思恩格斯具体文献中所包含生态思想的研究。陈学明（2010）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世界观。陈凡、杜秀娟（2008）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其他如解保军、王国聘、唐仕军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思想。总的看来，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体框架与内容的研究还是比较分散零乱的，尚未形成有统一共识的理论体系，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和具体文献中的生态思想内涵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背景基础、理论特点与价值的研究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它联结着体系的内容和意义，将成为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定义、定性、定位研究的基础。当前学界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形成背景，多数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状况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生态问题的现实逻辑起点。如张秀芹（2004）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作为考察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的首要前提。杜秀娟、陈凡（2008）把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地力枯竭，土地荒芜；河流污染，江河淤浅；森林消失，气候变迁；空气污染；工人的居住环境恶化；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化。关于理论基础，张首先、张俊（2011）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批判和继承18、19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和继承达尔文、李比希、摩尔根、马尔萨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通过综合创新和不断超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关于形成与发展历程，李富君（2004）、杜秀娟（2011）先后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关于理论旨向和特点，孙道进（2008）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是各种环境哲学思潮中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最现实的科学，是塑造生态文明的重要哲学基础，它既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的整合与超越，也与古老的自然哲学、生态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本质区别。方世南（2007）指出，环境问题上的唯物论的立场、辩证法的方法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基本特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理论传承与现实启示的研究

这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实践互动关系的研究。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观点和意见。王学俭、宫长瑞（2010）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科学发展观以及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维度。孙金华（2008）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个思想基础。赵绍敏（2010）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中国走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必须确立和实施环境优先战略，制定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位一体”的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冯飞龙（2009）认为，马克思多维自然观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论，确立正确的生存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郭学军、张红海（2009）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四）关于生态文明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对生态文明的正确理解是科学界定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现实要求与实践架构的根本前提。目前看来，研究生态文明的角度和范围都较为宽泛。关于生态文明内涵及本质要求，余谋昌（2010）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人类新文明，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严耕、杨志华（2009）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明，生态系统三重价值的全面实现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并提出了生态文明系统构建的思路，即建设生态建设体系、生态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系，倡导人类遵循生态理性，做“生态人”。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是探寻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实践之间的关系，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现实价值的根本前提。当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了重大意义、现实背景、模式特征、内涵要求以及建设路径等。刘思华（2011）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个新命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他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形式，是21世纪克服和解决中国自然生态难题和社会生态难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关于现实背景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角度，但学者们普遍把中国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背景。关于模式特征的研究，陈学明（2008）提出了“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刘思华（2011）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必须坚持以下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对平民百姓的关爱和对自然生态的关爱的一致性与同步性；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三是文明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避免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四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挥政府主导性调节作用。赵凌云、常静（2011）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是跟随式的，而应是跨越式的，这个道路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关于内涵要求与建设路径，李培超（2011）认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模式包括生态化的产业体系、生态化的科技体系、生态化的消费体系、生态化的管理体系、生态化的文教体系。

总体而言，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环境理论、自然观等主题，从整体架构、不同层次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和思路启示。但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实践的研究，整体上还是结合得不是很紧密，对于生态文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等核心命题缺乏有足够支撑力的立论和阐述，缺乏统一的、有权威的认识和界定，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权威性和认同性。在促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做得不够全面和深入。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研究缺少系统性、全面性不足，成果多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某种生态理论的哲学论述等方面；第二，研究内容重复，局限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国内国际背景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等内容的研究，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视角的理论研究不多，也缺少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本质和属性分析，很少有研究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总结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第三，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原著研读和阐释不全面、不透彻，研究深度不够，成果影响力欠缺；第四，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措施研究，很多只停留在整体层面的论述，研究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措施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一是进一步加强科学论证，明确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文明思想的结论；二是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研究，特别是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和体系；三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从不同学科视角和学术视野出发，对生态文明的内涵与要求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广视角的研究概括；四是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需要，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具体对策研究。上述四个方面恰恰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