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式中国通为何亲近中国

华盛顿消息人士说，时至今天，布什对白宫团队说起美中关系，依然沿用“Complex”这一单词。但东亚有的国家把它翻译成“复杂”不太恰当。布什表达的含义是多层次的，他的评价总意是“美中关系很重要很复杂”。说美中关系很重要，决定着美国必须正视中国正在崛起，必须同中国积极打交道；说美中关系很复杂，则意味着两国存在较多矛盾和分歧，与中国打交道要谨慎而不能浮躁。2006年7月底布什把保尔森招揽入阁，固然首先是保尔森是当今美国金融财经界出类拔萃的人物。还有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因素的考量，保尔森比白宫任何台面上的老牌政治人物更熟悉中国。布什试图通过启用保尔森这位谙熟中国政治行为的新人来应对与中国在经贸、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复杂纠葛，并以此为新开端来主导对华关系，设法使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回到正轨”。

访华调门比较委婉温和

北京观察人士一致认为，2006年9月下旬，保尔森作为美国新财爷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紧张访问，在杭州和北京的一系列讲话，显得异常委婉温和，比较多的是强调“美国很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可比作为全球经济领袖的中国”。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美中关系”。就美国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改革就不能保持新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真正关切，“不是急于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是找到“美中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看来保尔森十分懂得悄悄地软柔外交要比对抗更加有效，语调间似乎表现出美国对华政策有点“与时俱进”的行为特点。华盛顿网络评论也说，保尔森作为大跨国公司的主管，十分了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具有“经济理性思维”。他与中国高官对话，好像又一次在与中国谈生意，似乎又一次在“亲近中国”，较少有白宫高官的口气。这种以往不多见的平和姿态，是否代表着白宫对华关系在微妙地转型，是否意味着布什要把保尔森推到美中关系的外交前台，很值得关注。9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出评估性报道称，保尔森的中国之行，给人的印象是直接争端语词很少，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五十分钟的客气会谈，与总理温家宝作了近一个小时的平和对话，这对美国财政部长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因为以往保尔森的前任斯诺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如此采取十分低调的战略，是不是双方都有进一步改变关系的愿望，是不是在尽量寻求双赢，结论只能由时间来做鉴定。9月23日，美国广播公司发出的评论认为，保尔森作为新任的财长访问中国时，力图降低指责中国的言辞。他知道中国因素对美国越来越重要，知道中国“政治性格”是不怕施压的，美国式的浮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保尔森的举措被视为明智之举，获得的成果是宣布建立美中战略长期对话机制，来处理长远的经济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拉尔迪分析认为，保尔森中国之行所表现的不寻常举动，表明布什已经把这个新入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定位成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调人，力求推动美中合作关系不断深化。这虽然超出这位财政部长的职能范围，但基于保尔森的才能及对中国的十分了解，似乎赖斯也赞同或默认这种“越俎代庖”。

有意招“新式中国通”入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在华盛顿发表谈话称，自从2006年5月底美国前财长斯诺请求辞职那一刻起，布什对新财长的候选人，都把熟悉财经和了解中国放在优先考虑范围，包括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前白宫经济顾问弗里得曼、美国驻印度大使马尔福、前副国务卿佐利克、高盛集团总裁保尔森等，先后被列入挑选名单。但经过逐个比较掂量，很快集中在佐利克和保尔森这两位均出身财经界并同为中国通的对象上。最后斟酌的结果，没有让6月离职时就瞄准新财爷目标的佐利克来接替，而是正式向国会提名保尔森来担任。这无疑与美国财政经济状况欠佳及与中国经贸纠葛突出相关，也就是与中国因素紧紧相连。具体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保尔森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财经有三十多年历史，被纽约媒体称为“华尔街的新开创者”，比起佐利克来，被认为是更顶尖的一流人物。其务实敢为、灵活敏捷的思维能力，早被布什认定是金融财经方面的老练操手，已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两次有意邀其入阁从政。二是尽管保尔森没有佐利克那样的政坛经历，但在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声望都很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都很吃得开，参议院集体讨论起来容易获得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保尔森以其在华尔街长期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历，使之经验越来越丰富，才智表现越来越突出，同各界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这可能是参议院对其入阁反应积极并很快一致通过的明显原因。三是保尔森是十分熟悉中国行为思维的中国问题专家，当今美中经贸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在两国交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布什极需要保尔森这样同中国打交道多年且具有政治智慧和比前任在华更有影响力的新人来“开拓与中国的交往”，以便使自己在剩下的两年时间里，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理出新头绪”、“打开新局面”、“做出新业绩”。布什身边人员私下说，布什总统在涉华人才的使用上，不喜欢对他只一味言听计从的绝对服从者，他需要的是有能力直接参与制定对华政策而能提出新见解者。这实际上是在不指名地批评前财长斯诺的关键弱点。

在中国有自己的“关系网”

新加坡媒体评论认为，在美国政府中虽然有不少精于中国事务的老手，但由于他们大多数出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之前的旧时代，对当今中国的接触和了解十分有限，对华的政策思维和风格不免打上以往经历的烙印，处理对华关系常常采用恃强凌弱的老套手法，不易取得较佳效果。而保尔森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二十多年且与中国打交道并有七十多次访华经历的新人，对中国有深刻了解而一点也不陌生，他与中国方方面面长期广泛接触，从中央到地方政坛、企业界结识了不少重要人物，可以说有自己的“中国关系网”。这一点保尔森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采访时，也毫不掩饰地说自己作为国际金融投资者、旅游爱好者、热心环保者，已经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除北京、上海外，尤以长三角、珠三角最多，这是别人难比的。正是保尔森有这种优势，这次作为美国新财长首次访华，选择首先前往的城市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非同寻常地先到杭州这座山水秀美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的副省级大城市。那里有他过去在北京和纽约结识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把非常可乐打入美国市场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美国收购三家公司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等多位老朋友。他住进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谈判美中建交的西湖宾馆，立即对随同人员介绍浙江和杭州在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具有重要地位。他说杭州不仅风景如画，而且在来华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又一次以中国600多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连续三年把杭州列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评语称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对杭州支柱产业的渗透超过70%，这可能是《福布斯》评价中国最佳商业城市不是上海而是杭州的根本因素。保尔森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会晤交谈后，当晚到杭州楼外楼吃当地特色菜，与十多位浙江籍商人边吃边谈近三个小时。他说从机场到市区一路看来，杭州又有让人认不出来的新景象，看来一段时间不来中国，就会出现新变化，给他以新的感悟，中国变化太神速了。当一位民营企业家谈及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和联想集团收购IBM部分业务都遭到美国国会反对时，保尔森迅速作出解释，说美国政界是有不同声音的，出来反对的人中，一部分人是出于选举的政治需要，还有些人是不了解中国。当谈到美国最近有人提出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税时，保尔森也当场表态，说“我是坚定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支持经贸往来，不赞同对中国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的”；“经济往来中出现的问题，美中双方都要耐心倾听对方的诉求，双方都应作出必要的妥协，才有益于共同发展”。

美中互信合作极为重要

华盛顿专家评价认为，美中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格局和全球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唯其中国崛起被美国视为一种挑战，以往白宫对华政策较多的是采取观望、施压的消极做法。但自2005年9月佐利克发表“利益攸关”的讲话到2006年9月保尔森访华时“唱红脸”的温和调门，应该看成是美国对华关系上更趋现实，多了一些积极成分。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为：第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上开始扮演着积极的重要角色，美国已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强调说，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必须用中国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现在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因为从中国发展受益而不认同美国对华采取遏阻政策，欧洲英、法、德、意、荷等盟友也在“积极走近中国”，俄罗斯就不必说了。布什已感到要遏制中国是不容易的。就在9月20日保尔森与吴仪共同宣布启动经济对话机制的当天，布什也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美中对话沟通，加强互信，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美国想在中国快速发展中多受益而对中国有较多期待。一些观察家分析认为，不说美国在反恐、防止核扩散、东亚安全、联合国等问题上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美国自身巨大财政赤字、大量贸易逆差、美商在华利益等，也要中国“配合填补”。还有如果中国经济大减速，必定会使美国受到伤害。正是双方利益变得重叠，保尔森在北京说“美国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不乐意看到中国经济衰退”、“在经贸上应成为积极合作伙伴”，语气较美国总统布什更为中听。第三，对华施压只会适得其反。蓝普顿指出，保尔森最近有关美中互利合作的表述，与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内阁中有这样的人有益于改善两国关系。而且他认为，如果布什总统不赞成保尔森的立场，就不会提名他入内阁和急于支持他访问中国。美国政界有人主张对中国施压，就会使中国改变政策，这样思考中国问题是很愚蠢的。任何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觉得，中国人往往是面对压力或是威胁越大，就越坚持自己的立场。蓝普顿作为美国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因为那样做只能适得其反，现在总算白宫有新感悟了，是一件好事。

（原载香港《镜报》月刊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