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危时代危机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无数残酷的事实表明，危机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社会不断遭遇种种危机并与之不懈抗争的危机史。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经济社会生活日趋差异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因人类对地球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人为制造危机（人与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危机）都呈现出可测的明显上升趋势，大量现代性危机不约而至、频频发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危机社会的法则就是：“任何事件都会发生”，危机已经成为世界的常态而不再是异态。然而，我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却又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危机一旦降临，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导致一个系统的紊乱和崩溃，从而对世界和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危机还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发生频次：从偶发性到频发性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人类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自然资源，随心所欲地排放废弃物，并且借助全球化和资本的力量，在短短几百年间实现了对“大自然的征服”。正如经济学原理所说“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关系”，同样，速度和风险也成正比关系。在吉登斯看来，“后果严重的危机是飞速发展的人类相互关系的消极一面”。正当人类享受着巨大的“胜利果实”的时候，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危机、核威胁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日益频繁。世界进程发展规律表明，当一国（地区）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又是结构变动最为激烈，各种矛盾最为突出，社会伦理需要重构的关键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各种“问题”就会升级为风险和危机，这是已被许多国家先行验证的一个规律。正是由于对经济快速发展需求的无止境导致了人类对自然和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开发与利用，从而使得危机的频次从偶发性转向频发性，高危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11］
（二）表现形式：从单一性到综合性
危机经由潜伏、发展到爆发，其过程较长，原因复杂。以往发生的危机大多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亦即“多因一果”，因而危机的核心问题比较单一，危机范围相对有限，社会动员程度低，对危机的处置也通常只需及时回应、直接救灾便可奏效，如抗洪、抗旱、救火、疾病防控等。现阶段矛盾错综复杂，加之经济社会日趋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一种危机很容易诱发其他危机发生，使单一危机向复合危机迅速蔓延，成为一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矛盾。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危机，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因果传导性进入政治领域并引发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引发的内战、军事冲突和世界战争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和文化都会造成重大甚至灾难性影响。同样，环境、能源危机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成为一种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整体性危机，先由政府危机发端，而后连锁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2003年SARS疫情如果没有及时控制和消解，也有可能与各种现存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而由“天灾”带来“人祸”。现代危机的出现往往可能是由其他人们未知的风险引起的，而且，这种危机又往往会无形中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高危状态，而且可能会波及全人类，给整个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
（三）产生原因：从非人为性到人为性
传统社会的危机主要来自风、涝、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这些风险是社会外部的风险，与人类的决策无关。而现代危机则是形成于社会内部，现代危机的根源“在决策之中”。“不仅仅是命运问题，而且还是决策和选择，科学和政治，工业、市场和资本的问题。这不是外在的危机，而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和各种不同制度中内生的风险。”［12］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安全事故、突发性群体事件、新型病毒流行等危机的酿成大多源于“人为”，也就是说人们非理性地“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招致危机“渐行渐近”，之后又在“人为”干预下使之“渐行渐远”。例如近年来矿难的发生和损失居高不下，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资源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以及大面积土地塌陷、石化能源燃烧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造成温室效应、酸雨污染等，无不与“人为”紧密相关。如果说对一些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界力量造成的灾难还可以把它们归因于人类无法控制的“上帝的行为”，那么这些“渐行型”危机则是人类亲手培植的恶果。
（四）存在范围：从区域性到全球性
全球化将彼此遥远的地域紧密连接起来，把各国（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推向“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全球化实际上是与危机同步行进的，全球化意味着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铁路、航空、海运交通网络的发达，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紧密联系，危机以跨越时空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扩散，“缺”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犹如“在”场，从而使得此时此地的危机演绎构建成彼时彼地的危机。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危机以及危机社会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区域危机的来源，也加速了危机的“蝴蝶效应”，放大了危机的破坏强度和潜在后果，危机事件瞬间可影响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全球性危机是人类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现代危机“既是本土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13］这本土和全球危机选择上的“时空压缩”进一步证实乌尔利希·贝克对世界风险社会的诊断。
（五）控制难度：从易控性到难控性
传统社会的风险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可感知性，其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由统计学加以描述和计算的，例如洪涝旱灾、天花、鼠疫等是重复发生的，人类在面对这些灾害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风险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但是，高危社会下的危机却具有不可控制性，该阶段的危机在规模性、隐蔽性以及只有科学家才能预测和评估这一点上都是空前的，对于核能、化学、基因和生态方面的重大风险摧毁了原先的可计算性。“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14］科技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温室效应、能源枯竭、基因克隆以及计算机病毒等也是人类未曾面临过的新型危机，以何种方式爆发、产生何种损害和后果都难以准确预测。而且，现代社会在对危机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又造成了新的更多、更大、更复杂的危机。不难想象，今后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所以，现代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所能控制的程度。
（六）影响程度：从轻微性到严重性
工业文明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重度污染等一系列反文明效应。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表的《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目前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自然再造资源的速度，同时造成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地球生态系统在本世纪中叶将面临大崩溃的危险。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的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量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掉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WWF全球总干事詹姆斯·利普在发表报告时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像美国人那样度日，将需要5个地球，才能满足我们的消耗”。发达国家不仅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资源，通过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还将污染环境的第二产业大量迁到第三世界国家，使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急剧恶化。南极上空臭氧层的空洞，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异常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所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