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度”危机时代及表现形式
当人类文明的三个最伟大创造——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将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推进到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全新阶段的同时，也将人类带入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的高度危机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由于人类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特性造成的自我生存发展的危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种直接的、间接的、明显暴露的、潜在隐蔽的、经济的、社会的、局部的、全球的等等形式的“人为”危机将人类自己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一）生态危机
图0—1 墨西哥湾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人类进入高危时代的首要标志。“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使得生产无限性与地球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沉降、海洋污染、森林面积不断缩减、土壤沙漠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危机。全球每年向大气中大约排放二氧化碳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了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统计数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20厘米，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厘米，这会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占世界70%人口、80%财富的所有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将有可能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造成的。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每降低1%，皮肤癌将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21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5%—10%，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人类免疫功能将大大减退。如果臭氧层彻底被摧毁，强烈紫外线将毫无阻挡地杀灭地球上一切动植物，人类将遭灭顶之灾。
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他国排放大量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的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全球每年排放总悬浮颗粒物5.7亿吨，Pb200万吨，As7.8万吨，Hg1.1万吨；北美、欧洲、中国南部3大酸雨区，每年排放SO21亿吨，NOx7000万吨；全球每年排放污水60亿吨，造成5.5万立方米水体污染，40%河流及海岸遭污染。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联合国报告表明，20世纪90年代全球森林采伐面积每年约1400万公顷，但新造林和自然生长森林增加的面积只有520万公顷，每年净损失森林面积达880万公顷。土壤沙漠化全球沙化面积36亿公顷，占陆地面积的29%，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沙化。地球上有500万—3000万种生物，能为人类认识的有140万—170万种，目前12%的哺乳类和11%鸟类濒临灭绝［2］。人口的恶性膨胀与生态资源的恶性开发利用，加之“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已使地球负荷进入极限阶段，而目前这种发展趋势还在以恶性循环的方式不断加剧。
图0—2 2013年1、2月，北京持续雾霾天气，空气质量恶劣
（二）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高度繁荣、高度发达”的时代，同时也将“高度泡沫、高度脆弱”的危机附加于经济体系之上。市场调节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弱点和缺陷至今仍不能得到有效克服，从而导致了人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并且随着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经济危机呈现出了蔓延扩大、危害加剧之势。经济危机是人类进入高危时代的第二表征。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济危机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经济危机仅仅是一种局部性、地方性的危机。1825年英国的经济危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次生产普遍过剩和周期性表现比较明显的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波及了英国主要工业部门，也震撼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工商业。1929—1933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它是从美国开始爆发的，美国的GDP下降近30%，失业率从3%升至25%，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约1/4，消费价格指数下降近25%，有13万家企业破产，其中8465家商业银行也因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及金融资产运作遭受重大损失而纷纷倒闭，进出口总值减少了70%，资本输出也几乎停止。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降低了40%，退回到比1913年还低10%的水平，同时，经济危机还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3］。
自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受灾国造成了超过l万亿美元的损失，使全世界股价贬值2万亿美元；亚洲危机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约50%，股价下跌近70%，房地产价格下跌40%—60%；大批企业破产，失业大军达2000多万人，1998年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的经济均为负增长；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印尼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达8000万人，导致了1998年5月发生严重政治危机，苏哈托政权垮台［4］。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经济危机，其爆发的烈度之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令人震惊，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滑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给各国金融机构造成了4万亿美元的损失；在危机冲击下全球市场需求不振，企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国民消费紧缩，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3%，现在仍在持续之中。［5］。
（三）社会危机
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社会情境快速变动的社会。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各种社会组织机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城市建设和扩展引起的迅速变化，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各种事件的放大效应和连锁效应，导致个体性与群体性、突发性的社会“灾害”事件日益增多。各种突发性的社会公共危机正在日渐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
2001年9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3113人死亡或失踪［6］；2004年2月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造成大约50人死亡，130多人受伤；3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袭击爆炸事件，共造成至少191人死亡，1800人受伤，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其规模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仅次于2001年的“9·1l”事件；9月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造成334名人质丧生，其中近一半是儿童，另有700余人受伤［7］。1996年英国“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的“二
英”，2000年法国“李斯特杆菌”和日本“雪饮牌牛奶污染”，2001年欧洲暴发“口蹄疫”。2003年春爆发大规模的SARS疫情，全世界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58例，死亡807例，其中中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5326例，死亡347人，导致了大量的公民人身伤害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SARS疫情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重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8］。
在中国，2005年末爆发的禽流感和重庆特大井喷事故，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山西溃坝事故矿难、无锡自来水事件，成都公交车燃烧等，2010年全国36天内连发5起校园血案，“8·23”的香港人质事件等都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各样社会危机仅是世界各地日益频发社会危机的一小部分，这些社会危机给世界和平和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四）文化危机
文化危机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危机。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使得人类在不断进步发展中却日益焦灼和忧心忡忡，在获得物质文明带来的极度满足的同时却发现了心灵的失落。人类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但仍处于必然王国之中。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如此大面积地迷茫和困惑过。工业文明在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精神文化和生存条件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的后果，引发并加深了各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使现代化进程在意识形态、价值、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和生态危机等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中前行。在知识的爆炸，信息的膨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带来的高度紧张的心灵背后，产生的是传统信仰的贬值，人欲的放纵，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极度颓废，人的内核已被掏空，变成了工业技术、商业广告、产业竞争的玩偶，变成了被异化到极端的工具。大量新兴邪教的盛行，又为不甘于异化、企图寻找精神家园的人们设置了重重陷阱，使他们未出虎穴，又入狼窝。于是，“世界末日”的谣传甚嚣尘上，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这些已毁灭了很多人身体和灵魂的精神毒弹的出现，显示出人类追求精神之路的重重危机。
思想道德领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茶穈之风盛行，人情冷漠、利益至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当社会其他成员需要帮助时，他们的表现却相当冷酷；另有一些人收入水平并不高，但是在消费上的盲目攀比心理却很高，结果导致家庭生活的收支失衡；还有少数人自己消费起来潇洒自如，但对待老人却苛刻吝啬。现代社会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办事讲求效果与效率，平等与竞争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与效率观念得到充分重视，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过分地看重物质利益。人生价值和评价标准趋于实用化、功利化，人生价值目标和价值体验趋于短期化、感性化，金钱成为衡量人与事物的唯一尺度，现实生活中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现象泛滥成灾。在功利的光环中，人性被扭曲，人格被消解，人宛如无根之浮萍，人的价值世界成了虚无。“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9］
（五）科技危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的历程本质上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历史。近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关。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发展始终与科技革命、科技创新相伴而行，可以说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今天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或个人能够脱离现代科技而生存，但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并不全是福音，也可能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科技虽然常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但却往往首先转向竞争掠夺和军事侵略；它既有利于创造物质、精神财富，同时又毁坏着社会、自然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科技发明不仅导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垄断、技术侵略、技术霸权等危害，而且导致了信息强权、核恐怖、核威慑等灾难。作为国际间政治倾轧手段的军备竞争，已使地球上的核武器具备了足够毁灭人类几十次的能力，人类的存亡遇到了来自人类自身的前所未有的威胁。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短期内方圆30平方公里内的2万人受到辐射危害，并且核污染四处飘散，使北欧国家放射性物质含量急剧增加，引起了全球性恐慌。《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人类过度使用六六六、DDT等剧毒化学农药造成的灾难场景。后来大量事实也验证了化学剧毒物对环境及整个生物链造成的破坏至深且巨，简直无法弥补。尽管人类已经认识到农业科技的进步使人类自食其果——在品尝丰盛食物的同时也在静静地服毒，但是人类还是不得不继续使用化肥和农药，而且粮食增长对化肥和农药依赖性越来越强，停止使用化肥和农药将会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并且，现在大量应用的转基因技术、新型生物、生长激素等农业生物技术对人类的潜在影响还难以判定［10］。1996年克隆技术的突破，使人类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由此将给人类造成的混乱，恐怕是人类自身难以控制的。还有网络、智能机器人、微电子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型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大量的事实表明，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和物质文化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像科技那样既给人类带来无法想象的进步和希望，也给人类造成空前的不安和迷惑。
图0—3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并引发核泄漏危机，福岛核电站成重灾区
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以及科技危机之间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层层叠加，这些危机是人类进入“高危时代”的主要标志，其中生态危机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威胁与挑战。除以上所列举的重大危机以外，还有政治危机、国家危机、领土危机、战争危机、财政危机等多种多样的大危机，这些危机在所有领域和区域都有可能随时发生，这是人类现有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