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冯梦龙生活的地域与时代
一
关于冯梦龙的籍贯，明清文献记载不一。郁蓝生《曲品》、《福宁府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冯梦龙是吴县人。而朱彝尊《明诗综》、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则记载他是长洲人。《苏州府志》的《人物传》记载冯梦龙是吴县人，而《艺文志》又记载他是长洲人。这种混乱的记载事出有因。冯梦龙自著《寿宁待志》卷下《官司》中载：“冯梦龙 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2]这“吴县籍长洲县人”该如何理解，还得作一点说明。冯梦龙有兄弟三人，都是有影响的文人，时称“吴下三冯”。兄梦桂，是一位画家。徐沁《明画录》有其小传：“冯梦桂，字丹芬，长洲人。”[3]弟梦熊是一位诗人，佚名《苏州诗钞》有小传：“冯梦熊，字杜陵，长洲人。”有关冯梦龙兄弟的材料倒都载籍贯为长洲。冯氏兄弟的朋友董斯张在《吹景集》卷五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予入吴，饮冯若木（即冯梦桂）斋头。酒次，语若木曰：‘兄所居葑门，今俗伪为傅音，何也？’若木曰：‘葑即《谷风》葑菲之葑’。”[4]冯梦龙在《曲律叙》后署“天启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吴后学冯梦龙题于葑溪之不改乐庵。”[5]可知冯家住在苏州葑门、葑溪一带。葑门、葑溪位于苏州府城东南角，唐代未设长洲县以前属吴县管辖，唐万岁通天年间设长洲县，划归长洲县管辖。据此，“吴县籍长洲县人”可以这样理解：冯梦龙家住长洲县，户籍应在长洲，故自称长洲县人，吴县籍很可能是祖籍。明清文献中有说他是吴县人，有说他是长洲人，都能成立，说他是长洲人更准确一些。
长洲、吴县在明代同属苏州府管辖，且一府两县同治。冯梦龙除外出坐馆、做官几年之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州度过的，冯梦龙主要的文学作品也是在苏州创作的，可以说，是苏州这片肥沃的经济、文化土壤，培育了冯梦龙这棵通俗文学的参天大树。
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早在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便兴建了阖闾大城。据《越绝书》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6]外有护城河，内有护城壕，筑高大坚固的城墙，开水陆门各八座。规模宏伟，功能齐全。其后不断扩建、修缮，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水乡名城。三国时期，作为东吴的都城达十二年之久。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勤劳智慧的苏州人民创作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自魏晋以降，几乎每个朝代都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文学家。
西晋时期的陆机、陆云兄弟，系东吴丞相陆逊之孙，吴郡（今苏州）人，均为著名文学家，世称“二陆”。尤其是陆机，他的诗歌创作，得到著名诗评家钟嵘的高度评价，称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7]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诗人张籍、陆龟蒙都是苏州人，一中唐，一晚唐，两颗明星，交相辉映。张籍是唐代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有乐府诗九十首，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生活，如《野老歌》、《牧童词》等。陆龟蒙兼擅诗歌与小品文，而以小品文的成就更高，其中一些对贪官污吏的辛辣讽刺，表达了深陷苦海的晚唐百姓的心声。
宋代苏州籍著名文学家有范仲淹、叶梦得、范成大。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家庭出身贫寒，走上仕途之后，勤政爱民，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任参知政事期间，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商”、“修武庙”、“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改革方案，部分由宋仁宗在庆历三年下诏推行，即庆历新政。范仲淹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与词两方面。散文名篇《岳阳楼记》在描写了洞庭湖壮丽景色之后，抒写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他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反北宋初年绮靡之风，境界壮阔，风格苍凉，开苏轼豪放词风之先河。
叶梦得也是吴县人，南北宋之交的词人。他的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两个时期，前期词不出传统题材，风格婉丽。后期词则多写家国之恨与抗敌之志，是辛派词的前驱之一。
范成大，南宋吴郡人，著名诗人，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的诗以描写田园风光与反映农村生活为特色。早年所作《催租行》、《后催租行》，对农民深受官府逼租之苦给予深切同情。晚年隐居石湖，创作了组诗《四时田园杂兴》，这六十首七言绝句广泛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劳动场面、农家生活，为此赢得了“田园诗人”的美誉。范成大又是南宋主战派成员，乾道六年曾受命赴金国要求改变收书礼仪并索取陵寝，全节而归，在此期间写下使金日记《揽辔录》和七十二首纪事诗，在这些诗文中充满了爱国激情。
明代苏州更是人才辈出，这里只就万历以前（即冯梦龙出生以前）的文学家择要予以介绍。
明初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四杰中高启成绩最高。高启是长洲人，潜心诗歌创作，在短短的三十九年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两千多首诗，被推为“明初诗人第一”。高启受李白的影响很大，才气超迈，笔力雄健，名篇《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写得挥洒自如，豪迈奔放，从历史到现实，从写景到抒情，舒卷自如，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天赋。
明中叶苏州还活跃着一批多才多艺的名士诗人，代表人物是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都是长洲人，他们追求个性自由，超然于封建礼法之外，风流放诞，不拘小节。他们才华横溢，能诗善画工书。他们有的曾出任小官，不久退隐，有的全节不出，长期居家，厌恶官场，淡泊名利。与他们的特殊经历和性格相关，他们的诗风超凡脱俗，清新自然。“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把酒对月歌》）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追求。“长安尘土三千丈，不到清泉白石间。”（文征明《虎丘登阁》）代表了他们远离仕途的心境。
前七子中坚徐祯卿，吴县人，聪颖博学，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他追随李梦阳，创作过拟古诗作，也写了不少风格明快、情感真挚的作品。他的诗论《谈艺录》也为后人所推崇。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苏州本土培育出大批的文学家，还有不少外地诗人来此任职、游览，留下了突出的政绩和优美的诗篇。唐代便有三位著名诗人先后出任苏州刺史，刘禹锡曾赠白居易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刘禹锡《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韦应物于公元788年就任苏州刺史，他在《登重玄寺阁》一诗中写到：“始见吴郡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8]对苏州的山川风物、繁盛景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著名诗人白居易于公元825年任苏州刺史，任上勤政爱民，为苏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修筑山塘长堤便是一例。苏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该堤称为“白堤”。一年后白居易离开苏州时，百姓依依不舍，随舟欢送：“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9]白居易的诗集中也留下了不少描写苏州城市风光的篇章，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一诗中这样写道：“半酣凭栏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间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春茫茫。”[10]公元831年，刘禹锡任苏州刺史，他在任期间正赶上苏州遭遇特大水灾，刘禹锡为民请命，开仓救灾，他的行为赢得了苏州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苏州历史上的这些著名文学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与楷模，激励后学奋发进取，续写辉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苏州，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句俗谚，它既是对苏州繁荣富庶的形象概括，也是对苏州自然风光的高度赞美。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势低平，气候温湿，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于花草树木等各种植物的生长。一到夏天，城里城外，绿树成荫，百花争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历代达官贵人利用这里的地理气候条件，挖湖造山，筑台修亭，大规模地建造园林，早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说。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君臣便在此修建园林，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仍然保存有宋元时期的园林。沧浪亭便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之一，北宋文人苏舜钦在花园别墅的基础上，傍水筑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命名为“沧浪亭”。园内小桥流水，竹柏掩映，景色十分幽雅。狮子林始建于元末至正年间，原为菩提正宗禅寺的一部分。园内以假山为主，古柏参天，风格别致。
苏州城市风光的一大特点是河流纵横，桥梁众多。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载：苏州“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七县八门，皆通水陆，郡廓三百余巷，吴、长二县古坊十六，虹桥三百有余。”[11]说到苏州的桥，不能不提到饮誉中外的宝带桥，该桥建于唐代元和年间，全长三百一十七米，由五十三个桥拱组成一个连环拱桥，桥面由花岗石砌成。该桥位于大运河与澹台湖交接处，远远望去，像一条飘浮在原野的玉带。相传刺史王仲舒为修这座桥，将自己的宝带变卖作为工料费，宝带桥由此而得名。苏州小桥流水、两岸垂柳的水城风光，赢得了历代诗人墨客的激赏。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正月三日闲行》中写到：“黄鹂巷口莺欲歌，乌鹊河头冰欲消。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12]李绅在诗中这样描绘苏州风貌：“烟水吴都郭，阊门驾碧流。绿杨浅深巷，青翰往来舟。”[13]杜荀鹤《送人游吴》也写出了这一水乡特色：“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14]苏州在宋代设平江府，宋人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平江图》，该图将平江城地图精细地镌刻在石碑上，为我们保存了这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资料。从这幅图上，可以数出三百五十九座桥梁。《宋平江城坊考》记载，宋末平江城有桥三百九十八座。近郊桥梁更多。这些桥梁以木桥居多，也有设计精美的石拱桥。
苏州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来此观光游览，甚至在此买园购房，长期寄居。这些文人在欣赏这里如画景色时，不禁诗兴大发，吟诗作赋，题匾写联，又为后人增添一道风景。苏州城内城外，遍地名胜古迹。虎丘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又名海涌山，吴王阖闾葬于此山。传说阖闾葬后三天，有一白虎蹲在山顶，因此更名虎丘。据说这座古老的吴王墓中，葬有三千把宝剑，又给它平添了几分神秘。虎丘一直是苏州游览胜地。
苏州城外有一座寺庙，原名妙利普名塔院，最早建于梁朝天监年间。唐代贞观年间，诗僧寒山子与拾得云游至此，后更名为寒山寺。唐代诗人张继在此作《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该寺更是名扬天下，名刹听钟成为寒山寺的一大特色，寺与诗交相辉映，一并流传，历代游寒山寺者络绎不绝。
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经济最发达地区，早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由于该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历代都是朝廷的粮仓，只要风调雨顺，总能五谷丰登。明中叶以后，苏州的工商业极为繁盛，成为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特征最明显的地区。苏州是明代纺织业中心，朝廷在苏州设织染局，嘉靖时，织染局有机一百七十多张，各色人匠六百余名。民间机户更是不计其数。万历年间，苏州是“家杼轴而户纂组”，染坊工人有几千人。[15]城东长洲县，“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16]正德年间，苏州郑灏家就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17]万历间富户潘璧成，其先世“起机房织手”，积累财富至百万。[18]这些机户雇佣织染工人，形成劳动力买卖关系，即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苏州又是江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内店铺密布，生意兴隆。“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凑集。”[19]本来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而吴中的官吏生意做得很大，据黄省曾《吴风录》记载：“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摧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20]看来明代苏州，无论是官是商，开店铺、做买卖，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由于吴中“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21]而外地来苏州经商者也很多，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徽商陈大郎从襄阳贩米豆到苏州，而襄阳商人蒋兴哥则从广东贩些珍珠、玳瑁、苏木、沉香之类到苏州发卖。苏州也成了外地商人挣钱的去处。
苏州工商业的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常到苏州的王锜，每次都为它的变化惊讶不已，他这样描述苏州的繁盛与自己的感受：“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簷辐辏，万瓦甃鳞，城隅壕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
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22]
莫旦《苏州赋》也有类似的描绘：“至于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财所居，珍异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著。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23]著名画家与诗人唐寅这样题咏他生活的城市：“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24]
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市民的增加，这些市民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也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事实上，苏州的工商业繁盛也体现在文化领域。
苏州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25]胡应麟是明代的一位学者、作家、藏书家，对当时的刻书情况十分熟悉，他将苏州列为三大刻书中心之首，且认为苏刻最精。同书引叶少蕴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26]叶少蕴将苏州与其他地区的刻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结论也是苏州与常州最好。另外，胡氏还指出了苏刻的一大特点：“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感会萃焉。”[27]据周弘祖所辑《古今书刻》载，明嘉靖以前各省所列书籍，苏州府居全国各省、州、府之冠。仅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在明代所刻图书就达一千种以上。从时间上看，明代苏州刻书又以正德、嘉靖、万历三朝为盛。当时刻书最多的是长洲顾元庆的“大石山房”，曾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十分精美，很受藏书家及读者欢迎。吴县王氏恩褒四世之堂仿宋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连书商也不辨真伪。晚明时期，苏州又是戏曲小说刊刻中心，不少小说戏曲作品刻于此地。对于书坊来说，小说戏曲市民需求量大、印数多，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对于通俗文学来说，有利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流传。二者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明中叶以后，苏州又是戏曲创作、演出与研究中心。明代传奇有四大声腔，即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和昆山腔。昆山腔原本是流行于苏州一带的清曲小唱。徐渭《南词叙录》载：“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28]到嘉靖、隆庆年间，寓居太仓（属苏州府）的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度曲须知》），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更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声腔。昆山剧作家梁辰鱼用新昆腔创作了历史剧《浣纱记》，谱写吴越兴亡的历史，穿插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该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昆山腔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昆山腔从苏州迅速传到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直至全国。苏州不仅是昆山腔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为昆山腔创作与演出的中心。苏州著名剧作家，除梁辰鱼外，还有张凤翼、顾大典、沈璟、徐复祚、王衡等。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记载，这一时期的剧作家达一百人，剧目近三百种。又以苏州作家为最多，作品最富。明代中后期，苏州的戏班之多，数以千计，达官贵人的家班更是无计其数。逢年过节要演戏，婚嫁祝寿要演戏，一年四季，好戏连台。虎丘曲会便是一例，晚明时期不少文人都记载了这一盛况。每逢中秋佳节，曲会便如期在虎丘千人石举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从四面八方云集此地，饶有兴致地听曲看戏。苏州的演员，除了满足本地的演出需要之外，还输送到其他地区。据范濂《云间据目钞》载：“近年，上海潘方伯从吴门购戏子，颇雅丽，而华亭顾正心、陈大廷继之，松人又争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29]
总之，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文化，明代中后期的苏州具备了产生俗文学大家的条件，冯梦龙在此时此地出现，犹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
冯梦龙的生卒年没有文献明确记载，但从冯梦龙的著作序跋中可以推知，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甲申纪事叙》署“七一老臣冯梦龙识。”甲申年（1644）冯梦龙七十一岁，逆推七十一年，即万历二年。这一材料并非孤证，冯梦龙在《中兴伟略引》中这样写道：“闽中南安伯郑芝龙，同诸故老元勋朱公继祚、黄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监国，固守闽广一隅。诏谕彰明，招贤纳士，待天下之清，协扶幼主中兴大务，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在兹举矣。是为引。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30]唐王朱聿键在乙酉（1645）闰六月七日监国福州，冯梦龙《中兴伟略小引》作于该年，这年冯梦龙七十二岁，逆推生年在万历二年。冯梦龙的卒年，从其好友、戏剧家沈自晋所作《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中可知，冯梦龙卒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沈自晋这样写道：“适顾甥来屏寄语，曾入郡访子犹先生令嗣，赞明出先人易箦时手书致嘱，将所辑《墨憨词谱》未完之稿及他词若干，畀我卒业。六月初，始携书并其遗笔相示。翰墨淋漓，手泽可挹，展玩怆然，不胜人琴之感。虽遗编失次，而典型具存，其所发明者多矣。先是，甲申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即谆谆以修谱促予，予唯唯。越初春，子犹为苕溪、武林游，道经垂虹言别，杯酒盘桓，连宵话榻，丙夜不识倦也。别时，与予为十旬之约。不意鼙鼓动地，逃窜经年，想念故人，鳞鸿杳绝。迨至山头，友人为余言，冯先生已骑箕尾去。”[31]从这段记载可知，甲申（1644）冬，沈自晋在江城见过冯梦龙，冯还嘱沈修曲谱。乙酉春，冯梦龙游苕溪、武林，路过吴江，两人曾深夜畅谈，分别时还有十旬之约。后因战乱未能如愿。丙戌（1646）夏，沈自晋寓居山头，从友人处得知冯梦龙已去世。吴江与长洲相距不远，沈自晋虽在逃避战乱，也就在苏州一带，并未远行，沈自晋在丙戌夏得知冯梦龙去世，当距冯氏去世不久，冯氏当卒于丙戌春季。
冯梦龙七十三年的人生旅程经历了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时期，这一时期，人们通常称之为晚明。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皇帝昏庸，官吏腐败，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这方面来说，晚明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城市集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繁荣，历史上又是空前的，从这方面来讲，晚明又是历史上经济最活跃的时期。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晚明文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人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支配下，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成为无数文人的追求目标。在宋以后，要实现这一生理想，就得考科举，中进士，走上仕途，建功立业。在晚明时期，一部分文人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将读书做官作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与手段，而追求一种悠闲适意的生活理想。万历时期著名思想家李卓吾早年也随众考科举，但考中举人之后，他放弃了进士考试，为了谋生去做品级较低的地方官，在官场他不愿意被人管束，常与上司发生冲突，后来索性辞官，流寓他乡，著书立说，晚年落发出家，研修佛学。在明代，只有中进士才有美好的仕途前程，李卓吾放弃了。作为一名举人，做到姚安知府，其能力不弱，好好做官还有迁升机会，他再次放弃。高官厚禄，对李卓吾已失去了诱惑力，“平生不爱属人管”，读书作文更符合他的个性与追求。
在公安三袁中，袁宗道与袁宏道都属于少年得志。袁宗道二十六岁中进士，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前程一片光明，这是多少仕子梦寐以求的仕途起点。可宗道对官场生活深感厌恶，在《过黄河》诗中写道：“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用黄河的风浪来喻仕途的险恶。在《初春和陆放翁韵》中说：“四十方强已厌官，催人头白是长安。”官场的苦闷、忧愁，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袁宏道中进士时才二十五岁，后来几次选官，均不久便辞职。他做过吴县县令，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极言县官之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32]辞官之后则游山玩水，赋诗作文，甚是惬意。他所理解的人生乐趣是这样的：人生“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置，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33]
闽派诗人谢肇淛与袁宏道是同年进士，也做过地方官，而他的人生理想也不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文人生活：“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读笑，随意所适，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34]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这样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生活：“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35]张岱所云已不是一种生活理想，而是他前半生在晚明时期的实际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
古代文人，都会舞文弄墨，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就文学创作而云，传统文人大多重视诗文，因为诗文不仅可以给文人带来功名富贵，而且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流芳百世，青史留名。明代文人也是如此，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时文，为的是考举人进士。同时作诗填词，平仄对偶，一东二冬，也是儿时的必修科目，为的是日后为官作宰应酬之用。明中叶之后，随着通俗文学的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进步文人，他们在辞官归田或仕途无望之后，不再潜心于正统诗文，而对通俗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李贽辞官以后，流寓他乡，讲学著书，认真研读并评点了小说《水浒传》与戏曲《幽闺记》、《西厢记》等，称赞《西厢记》与《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童心说》）将《水浒传》与司马迁的《史记》、杜子美诗、苏子瞻集、李献吉集并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周辉《金陵琐事》卷一）袁宏道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抒写他欣赏通俗文学的愉悦与兴奋：“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夜快风雨，听君酣舌战。”[36]他又是最早读到《金瓶梅》抄本的文人之一，在《与董思白》中写到：“《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37]信中对《金瓶梅》评价极高，而且急切地想读到全书。另外，晚明著名文人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冯梦龙等均已读过抄本。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记载了一位客人读《水浒传》的感受：“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38]这恐怕也是包括袁宏道在内的众多文人的共同感受。即使是一些正统士大夫，口头上鄙视小说，背地里却收藏阅读，胡应麟便熟知这一秘密：“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竟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弗能弗好也。”[39]
明中叶以来，民歌盛行，达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40]的程度。这些市民农夫口头传唱的民歌，也引起一些文人极大的兴趣，他们将这些民歌与文人诗歌进行比较，认为“真诗只在民间”。（李开先《市井艳词序》）徐谓说：“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更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41]他们认为民歌有感而发，真实自然。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对民歌评价甚高，他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42]袁宏道认为明代的民歌比明代诗文更有艺术价值，他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辟破玉》、《打枣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宣于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4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晚明文人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搜集、整理、刊刻、评介民歌，对民歌的兴盛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文人狎妓，由来已久。唐代士子到长安赶考，不少人便到平康里去排遣羁旅愁思。孙棨《北里志序》云：“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画者。”[44]唐传奇中便出现了不少写进士与妓女恋情的小说，如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狎妓只不过是唐代士子旅居京华时的一种消遣方式，时人大抵能够宽容与理解，但绝不至于给他们带来什么荣耀。
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家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视之为洪水猛兽，据刘宗周《人谱类记》记载：“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尤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45]这段文字的最精彩处无疑是明道关于心中有妓无妓的高论，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宋代理学家对狎妓的态度。宋朝官方屡禁官吏狎妓，虽然也有朝廷命官不顾禁令，仍旧依红倚翠，到底不那么理直气壮。浪子词人柳永因“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给他的科举带来不少麻烦，尽管才华横溢，还是多次落榜。
明中叶以后，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文人不再执著于虚幻的天理，更关注现实的人欲。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龙溪便不满意文人讲性命之学，主张人们在“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上做文章，他说：“今人讲学，以神明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为极粗，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讲解得性命到入微处，意见盘桓只是比拟卜度，于本来生机了不相干，终成俗学。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时时以天则应之，超脱净尽，乃见定力。”[46]何心隐说得更为直率：“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则为之御焉。”[47]异端思想家李贽则直接用人欲取代天理，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48]这批激进的思想家为晚明文人挣脱传统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持。狎妓成为晚明文人表现个性自由的一种独特形式，他们不再讳言对好货好色的欲求，将追逐美色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有如游山玩水、养花种草、看戏听曲、饮酒品茶一般，是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人狎妓，没有哪个朝代像晚明那样张扬，那样无所顾忌。文人普遍以与名妓交往为荣，千金买笑，纵情声色，为时人艳羡、称许。有些文人狎妓有如高中进士一般，唯恐世人不知，于是邀众多名士与名妓举行规模庞大的诗酒歌舞盛会，为时人传为美谈。诗人朱承彩“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49]“嘉兴姚壮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50]大有借妓女猎取虚名之嫌。
晚明文人狎妓，不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难以启耻的丑事，而是一件可以大肆渲染，能给当事人带来荣耀的风流韵事。屠隆狎妓患上花柳病，汤显祖写了十首绝句寄给他，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汤显祖绝没有讥笑中伤友人之意，而是认为得这种风流病是无损其人品的雅事。潘之恒风流倜傥，纵情声色，晚年侨寓金陵，流连曲中，对秦淮艺妓及其生活相当熟悉，作《金陵妓品》，既有技艺品评，也有猎艳之情。晚明文人中自述有青楼之好者更是大有人在，如袁宏道、袁小修、张岱、侯方域，数不胜数。俞良史《先大夫别传》可谓一篇奇文，文中这样写道：“先大夫一生仇货利不仇酒色，仇今之道学不仇古之狂肆，意气颜色每以偃蹇畏于人，实无轻渺侪俗之意。大夫与一妓善，后有宴大夫者更召一妓侍饮。异日其与善者邂逅生公石，数呼之弗应，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即于此长辑数十，使举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其言，至妓破颜而止。见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观瞻。’曰：‘观瞻吾不惜，恨曩日侍饮人知之，必亦以此法难我耳。’及从闽迁某，适抚闽疏劾曰：‘聊有晋人风度，绝无汉官威仪。’大夫拍案笑曰：‘可谓知己。但方聊有，不无遗憾；其言绝无，则感之矣。’”（俞良史《先大夫别传》）冯梦龙《情史》卷五《情豪类》亦载此事。文章的奇特之处不只是写了文人为了讨得妓女欢心当众给妓女长揖。更主要的是这个文人不是别人，正是作者的父亲。儿子为父亲作传，专记狎妓，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为其父的言行深感荣耀。
以狎妓来张扬个性，当然是妓女的知名度越高越好。一些文人交往的妓女，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至少他们笔下的妓女是如此。容貌娟丽、天资巧慧的董小宛与著名文人冒襄、方以智、吴应箕、钱谦益、张岱均有交往。能书善画的卞玉京与吴伟业、钱谦益称好友。肤埋玉色、调笑无双的李香君与复社文人张溥、侯方域相友善。名妓诗人柳如是与江南名士张溥、陈继儒、陈子龙、钱谦益关系密切。当然，妓女与名士交游也是她们提高身价的一条捷径。
晚明文人狎妓，有用情至深、生死不渝者。云间范允谦与吴中名妓杜韦相爱，誓同生死。而范妇翁倚仗权势，系杜韦狱中，范允谦以重金将杜韦赎出，携之远逃。后来范允谦病卧京城，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杜韦以口吸之。允谦死后，杜韦扶柩归，舟至扬子江，杜韦两袖装范允谦遗物，一滇棋，一宋砚，跞江自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麻城丘长儒从其姊丈手中买得吴中名妓六生，二人相得甚欢。“客或言此两人先有私者。刘怒气勃发，疾呼六生来，讯不服，鸩之。长儒适在乡，闻报，驰马亟归，哀乞其尸。刘愤然曰：‘人可赠，尸不可索得也。’长儒致五百金，赎之以归。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长儒亲擘之，乃开。掌中有小犀盒，盒内藏两人生甲及发一缕。盖向与长孺情誓之物也。长儒痛恨，如刳肝肺。乃抱尸卧，凡三宿始就殓，殓殡俱极厚。”[51]
正统士大夫认为狎妓是好色纵欲，而好色误国，纵欲伤身，乃洪水猛兽。卫泳的《悦容编》对这种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说：“且好色何伤乎？尧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纣；吴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西子。文园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减；郭汾阳穷奢极欲，姬妾满前，而朝廷倚重，安问好色哉？若问色能伤生者，尤不然。彭篯未闻鳏居，而鹤龄不老；殇子何尝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战者、焚溺者、札厉者相牵而死，岂尽色故哉！人只为虚怯死生，所以祸福得丧，种种惑乱，毋怪乎名节道义之当前，知而不为，为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数，趋避空劳，勘破关头，古今同尽。缘色以为好，可以保身，可以乐天，可以忘忧，可以尽年。”在卫泳看来，好色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放纵情欲的时代的产物，完全顺应了晚明文人的需求，又为文人狎妓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冯梦龙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人生道路、性格特征、思想观念、文学活动、学术研究，无不受到文化传统和时代风尚的影响，深深地打上了晚明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