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 心性之学是儒学传统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

在儒学的理论调适的进程中,尤其是唐代中期以后,心性一直构成“扩充”的动力。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儒家的心性之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建设性的改进,应该给予“主静”和“主动”两个学术系统准确的历史定位。如何在“主静”与“主动”之间寻求恰当的结合点,有效地开发心性学说的丰富资源,是批判继承的重要任务。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对于“心”的理解经历了许多过程,衍生出很多问题。众说纷纭,必须加以取舍。以孟子所讲的“心”作为开端,讨论性善问题,发掘“大丈夫”精神,阐述张载的“心统性情”观念,从《礼记·乐记》讲的“人之生也静”,经由汉唐儒家的不断阐发,到周敦颐、二程、朱熹等道学家那里,“主静”的理论体系完全成熟,成为影响明清两代学者修养的基本方法。与“主静”学说相对立,“主动”的修养方法也有其传承的脉络。剖析作为“实理”的性善学说在阳明后学中的位置,结合明末清初的学术状况,进而在“主静”学说之外,勾勒颜元的“主动”思想,以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习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的介入奠定理论基础。颜元对宋儒的“主静”学说进行激烈的批判,甚至由此追究王朝鼎革的政治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事实。诚然,宋儒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所谓“印度方法”,正如张君劢所说的那样,“吾以为宋儒主静,乃受印度佛教瑜伽派之影响,既欲有所体验,自不能采用印度方法。若谓此主静之方法不足以救亡,此与吾国人之重文轻武有关。此种风气之养成,由于历代帝王收天下兵器,不许人民习武之所致,其责在历代帝王,宋儒之静坐,乃其至小之一因素而已”。[5]由此可见,颜元过度贬低宋儒“主静”学说,有失偏颇。

从颜元的“习行”到所谓“动的天人合一”,中国古典哲学终于摆脱了“主静”观念的束缚,开始正面回应近代以来勘天役物的社会活动。批判地继承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中国哲学史上的动静问题也是在综合创新的轨迹中不断得到解决。从先秦诸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综合创新都在不断地进行,用“正—反—合”的思维方式解释这一问题,就会发现:

原始的正,是孔墨,是主动,益、刚,人为的。墨虽反儒,然其最根本的思想与儒无疑殊,只比儒更刚更动。初次的反,是老、杨,主静,损、柔,反人为。初次合,在汉代,但仍是一个停顿的合。再次的反来自印度,即佛教,比老、杨更极端。再次的合,便是宋明道学。其后又有反,是颜李,排斥老、杨、佛氏及汉宋诸儒的思想,往刚、动、益的方面走。继之又从外来了一个有大力量的反,即西洋哲学,西洋哲学本非纯一,而总起来可说是偏于刚劲的,此反打破了中国之旧传统,而亦做颜李的援军。今后的思想,当是吸收了西洋思想以后的新的合,而必亦是原始固有的积极精神之复活。[6]

张岱年先生以“正—反—合”的解读方式勾勒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动静问题,将先秦时代孔、墨两家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动”,即主张“动、益、刚”,这就是所谓“原始的正”,与此相反,老子、杨朱之学“主静”对“原始的正”构成反动,主张“静、损、柔”,一动一静,在汉代得到统和,构成第一组“正—反—合”;佛教的大规模传入,打破了第一组“正—反—合”,“主静”的程度比老子、杨朱之学还要厉害,与中华固有文化产生剧烈的冲突,最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同时促成中国固有文化的转型,形成了宋明道学,构成第二组“正—反—合”。至此,“主静”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坚力量,诉诸内心世界,丧失刚猛精神。积文积弱的局面,牢不可破。闪电撕裂黑夜的长空,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颜元将老子、杨朱之学彻底推倒,全力以赴,破斥佛教,打破宋明道学家所谓“道统”观念,张扬“主动”精神,开启了一个新传统。这是对前两组“正—反—合”的抗击。然而这场抗击很快就成了另一场燕赵悲歌。“主静”的学说被列为帖括正宗,饾饤馆阁更能吸引士人。无论八股制艺,还是稽古敏求,都成为羁縻英雄豪杰的工具。直到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激发了有识之士的理论创作的热情,这才发现原先的学说不中用了,需要革新。革新有渐进,有急进,二者都发现了旧文化的痼疾,只不过认识程度、治疗方案和未来预期不同罢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前两组“正—反—合”已经无法解决时代问题了,必须吸纳新的智慧与知识,积极促成新的融合与发展。从哲学层面来讲,就是批判地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进程,创造能够促成社会变革的新文化。

从孟子“先立乎其大”入手,考察“心”在性善问题上的重要性,进而延伸到以“心”作为主宰,统合所谓性情问题,其间涉及阳明后学的一些问题,随后转入对“主动”或者“习行”观念的研究,接续颜元的讲法,从“主静”转向“主动”,为实践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里所说的实践哲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践履之学,而是马克思揭示的“改变世界”的学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颜元的“主动”思想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自觉能动性,而是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对其进行研究和评价,为“创造的转化”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