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综合创新势在必行

帝制时代结束以后，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儒学，失去了可供依附的政治体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留给世人的遗产有待于认真清理。这条道路十分漫长，其间充满了反复和曲折。然而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学呢?固守儒学在帝制时代的完整形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天方夜谭。那么儒学是应该作为彻底打倒的对象，还是作为批判继承的文化要素?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构建新文化，不能凭空捏造，更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站在本民族传统的根基上，推陈出新，创造一套能够推动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在构建新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提防“全盘西化论”的渗透，更要排除“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误导。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供选择和参照的道路。

儒家必须正视现时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文化的“常”与“变”来看，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属于“常”，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融入属于“变”，“变”与“常”的互相融通，构成了一个文化综合体。这个文化综合体是与时俱进的。列宁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相关问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在这个文化综合体中，本民族固有文化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决定着文化的未来走势。不能因循守旧，必须通过创新来延续生命；不能狭隘封闭，必须通过综合来拓宽视野。在张岱年先生看来，“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复古主义倾向与“全盘西化论”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与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观念相比，“综合创新论”的态度和方法最切实际，因为“‘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化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辉的”[2]。当我们整理儒家遗留下来的文化陈迹时，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文化陈迹中是否蕴含着能够为今人使用的有效成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应该做好筛选和提炼工作，从这些文化陈迹中提取那些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合理成分。

文化综合创新，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激浊扬清，为现代人创造崭新的文化财富。张岱年先生借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两句话表达自己对“文化的体用”问题的基本看法，指出：“这所谓用不是体用之用，但与体用之用也不无联系。文化的体用问题，是否可以讲‘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呢?今中为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3]只有把握好文化综合创新的度，我们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大致说来，可以将这种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自觉区别于国粹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言，“这种文化主张和文化态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曾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积极地探索实践着的一个正确的文化方向。”[4]今天，我们亟须做的就是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以具体的实践的方法解决思想史上的复杂问题，汲取可供批判继承的有效成分，深化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发展。

现时代亟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积极稳妥地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这一艰巨的文化建设工作。儒学必须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进而完成理论形态的现代转换。儒家讲究“时中”。当前最大的“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人民当家做主人，享有前所未有的幸福。儒学应当积极把握这个“时”，及时肃清残存的封建遗毒，以真诚的态度实现自我改造和理论革新，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愿望落到实处。改弦更张，才有前途；复古更化，只会走进死胡同，彻底沦为历史的陈迹。